王宇/侯瑛/李红旗口述
采写、编辑：卜伟华 米鹤都
王宇，辽宁海城人，1946年出生于齐齐哈尔。文革前是北京第28中学1966届高中毕业生。28中与中南海仅一墙之隔，因此在文革中具有一定的特殊地位。文革初期,王宇等先后成立了28中“红旗”和“八一八红卫兵”，为其负责人，也曾参与过“破四旧”、抄家。1967年4月，北京中学红卫兵分裂成“四三派”、“四四派”以后，28中“八一八”红卫兵是北京“四三派”中最具代表性的组织之一。1968年1月19日，王宇被军训团当作群众组织中的“坏人”揪出，遭长期关押，多次被批斗。1969年5月随父亲到河南息县铁道部“五七干校”。后进入湖北襄樊铁路机械厂当工人，现已退休。
侯瑛、李红旗文革前均为28中高中学生，“八一八红卫兵”的骨干。
文革前平淡无奇
我是辽宁海城人，1946年6月29日出生在齐齐哈尔。我父亲叫王福恒，原来在哈尔滨当铁路工人，是火车司机。日本投降后不久，我父亲就参加了革命工作，入了党，当了干部。他就在“毛泽东号”机车组那个单位，当过副段长，后来，他在哈尔滨铁路局当了总务科科长。我母亲一直是家庭妇女。
1953年的时候，因为当时铁路上急需要人才，把我父亲从哈尔滨调到北京来了，在铁道部搞信访工作。他一直到去世，除了个别时期，基本上一直搞信访，还在监察局干过一段时间。他一直没退休，在66岁的时候去世。我们家有不少亲威都在东北铁路上工作，各个地方都有,可以说是铁路世家。
到北京后，我上的是铁路第七小学。这个学校那年刚成立，在离我家不远的地方，我是它的第一届一年级学生。铁七小当时在北京是所非常好的学校.因为铁道部特别重视这个学校，投资很大，当时铁七小是跟史家胡同小学齐名的好学校。文化大革命以后，铁七小衰落了，现在据说和另一个小学合并了。
我的初中是在铁二中上的，也是在我家附近。铁二中原来不错，是铁道部的重点，教师都是一些很出色的人才。铁二中的学生因为家里都是铁路上的，为人都比较正统，比较老实，做什么事都讲规矩。文革中，铁二中的“老兵”、“四三派”、“四四派”的头头都是我原来的同学，而且跟我关系一直都特别好。
后来我高中上的是28中。我考高中那年，铁二中当时招生考本校的可以优先考虑，但我第一志愿报的是13中，第二志愿才报的铁二中，我的平均分是93分，结果铁二中没要我，我落到了28中。28中比铁二中要差一点，当年在北京还可以算是中等偏上一点的学校。
28中全校有2000多学生，初中每个年级有10个班，高中每个年级有4个班。我们学校的原址据说从前是清朝升平署。道光年间设立的，主持清朝皇宫内演出事务。后来升平署的剧本、档案、戏衣、道具、剧照等都保存到故宫博物院去了。学校前身据说是庚子赔款后美国人办的学校，当时有汇文中学、义文中学，28中就是当年的义文中学。我们老师讲，在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中，28中都是先锋，都是最早参加的，因为离天安门近。“一二·九”运动时共产党经常在这边活动，秘密接头。所以，28中不光资格特别老，而且是有光荣革命传统的。
我上学的时候，学习成绩一直比较好。到高二以后，可以说已经是绝对拔尖了。就是说，我想考多少分就能考多少分。那时最高分一般是120分，多一道题。有一次考化学，我哗哗哗写完就走了。我写字一向特别糟糕，有的字老师都不认得，结果给了我一个不及格。我跟老师吵了一架，回去就把化学书全背下来了。第二回考试又给了我一个不及格，我就跟老师说，我的答案就是根据化学教科书第几章第几节，在第几页第几行。老师一看没办法，就说，好了，我给你80分吧。
上高中以后，我的眼睛近视了。可我不爱戴眼镜，又坐在最后一排，老师也不怎么管我。我上学时，把一只钢笔往口袋一插就上学了，那些课本就放在抽屉里。老师讲课时，我就学习下一节课的内容，我自己学。学了一会儿以后我就开始做作业了，当天预留的，和可能预留的作业我都做了，而且往多了做。下午我就看课外书。我当时老去西城区图书馆借书来看。我是下课就打球、游泳、玩儿，上课我就看自己的课外书。我的课外书挺多，看的挺杂。
我人缘挺好，因为平常老打球，玩儿啊，学校里认识的人挺多。我上学每天正点到达，放学了我就跑了，在学校里不怎么呆。我有功夫就玩儿去，打篮球、打台球，到玉渊潭游泳，夏天整天就泡在那儿了，下课铃一响，我就奔玉渊潭了。这样，我们班的女同学里，好多我叫不上名字，除了必要的情况，我跟女同学一般不大说话。
我在中学不大求“进步”，没担任过什么班干部，最多就是当过化学课代表。中学也没有入团，还差点被打成右派学生。可以说基本上就是右派学生，但是没有带帽子。那是高一的时候，我们几个同学跟学校的教导主任吵了一架，在几个人中，我的态度最强硬。结果学校闹得挺厉害，差一点把我打成右派学生。因为这个事，我还跑到教育部去告状。到了教育部的信访室，人家问我，你家里干什么的。我说是铁道部信访办的，结果教育部的人和我爹认识，都是国务院部委搞信访工作的同行，平时开会也有交流。他们赶紧给我爹打了一个电话。也许因为这个，我们的事后来学校也不了了之了，没给我们处分。我们的教导主任姓张，文化革命后，他还请我到他们家去吃饭，拿出自己做的醉枣招待我们。他说，王宇啊，文革那时候我就怕你整我啊!我说，哪能呢，我不会计较那个事。
仗义执言引火上身
我高中的时候学习成绩比较好，高考复习的时候，我把福建编的、浙江编的十年高考试题全部做完了。我还把苏联的那个十年高考试题做了一遍。到文化革命前夕的时候，考大学的准备都已经做完了。我已经不复习功课了，开始玩了，也没有什么可准备的了。
“文革”开始的时候，我们学校也分成“反”党支部的和“保”党支部的两派。学校里大多数学生是保的，保的呢一般都是学生干部。反的呢，其实一般也就是小孩们觉得好玩，当时反的这帮人也就是提意见，并不是真要反对和打倒党支部，绝对不是。
有一次，一些学生跑到校长室那里，在那里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么做的结果就引起另一部分学生的反感。我本来没有想参加哪一派，属于那种感觉好玩的。当时我也没有写大字报，不过我是支持反校党支部那一派的。当时，我们班几个同学起来给党支部写了大字报，结果受到许多攻击。我就站出来说了几句公道话，我说你们不应该这样，应该允许人家发表意见。实际上我只是仗义执言，谁知这一来呢，就把矛头都指向我了。
可没几天，大约在6月20号左右，上面派的工作组来了。工作组一到，就说我们学校党支部是错误的，有问题。于是，形势马上就翻过来了。工作组进校之后，好像很民主，每个班要出一个革命学生代表，然后这些人呢，就是围绕工作组开展文化大革命工作。结果在学生们选校文革的代表时，把我选成革命学生代表了。那时候学校里还没有成立什么组织。
在工作组进校的前后，我们学校高二有三个学生，有一个女生，两个男生，他们就提出了一些比较激进的口号，大概也是从社会听来的。工作组进校之后呢，就先拿他们开刀，认为他们是反动学生。我们这些人认为这些学生过激了，也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但即使他们不对，我认为也不能这样对待学生。工作组一斗争这几个人，就激起民愤了。
我是高三的学生，比较显眼。我一出来说话，结果这矛头就又对准我了。我不服气啊，当时就顶起来了。支持我的人很多，但确实没有组织。当时已经有那种意思，说要抓右派分子了。心里也有点儿寒，因为我是高三的嘛，毕竟跟初中学生不一样，对“右派”这个词还略微知道一些的。不过，工作组当时抓右派，但对我下不了手，因为支持我的人多。工作组于是布置了一批人写大字报，大字报写到：要“揭开假左派、真右派、反革命王宇的画皮”。同时，他们就召开了一次大会，那时工作组也就是进校后十多天的样子。可就这一个大会，工作组等于把自己搞垮了，他们在学生中的威信一下就降低了，很快，随着大形势的变换，工作组就失去了领导权了。
侯瑛谈“红旗”的成立
侯瑛插话(王宇的同学，28中八一八红卫兵的主要首领之一)：我觉得文革初期，工作组到28中以后，什么事也没干，就是围绕着高二几个学生的事，后来再加上王宇的事，天天辩论。辩论有时是大会，有时是小会，自己班里也在辩论。比如说王宇他们班辩论吧，我们班就会去好些人。而且还是两拨人，有拥护他的，有反对他的。当时学校里的这种辩论会，民主气氛倒是特别浓厚，随便谁都可以组织一个会，畅所欲言，非常好。我觉得中国就需要这种民主气氛。
当时有件事特别有意思。28中有两个青年老师，一个姓吴，一个姓韩，有天晚上他们俩聊天，可能说了点什么。后来被人揭出来，给他们整了个“吴韩夜话”。结果也是天天批斗。
我感觉，本来工作组来，应当是斗走资派啊，什么批判旧的教育制度啊，结果都没有关系，就整这点烂事。瞎折腾了一段时间，然后工作组就撤了。可是在我们学校里就形成了两派人，实际上是三派。一派呢，就是原来倾向保学校党支部的，倾向工作组的这派人;还有一派人呢，就是反对学校党支部、反对工作组的，经过那一个多月的陶冶，学生们就开始联合起来了，观点一致的就走到一起了。当然还有一派人，是什么都不过问的一批人，也就是后来说的逍遥派。
我们学校在8月份成立了三个红卫兵组织。
我记得工作组撤走的第二天，海淀师院附中的红卫兵就到我们学校来串联。因为我们学校好几个人的哥哥姐姐都在师院附中，是红卫兵，联系也比较密切。于是这些同学就把他们的哥哥姐姐领到了我们学校。另外六中红卫兵也来了几个人，但是没表态支持谁。8月1号前后，开了成立大会，28中在海淀那帮人帮助下成立了第一个红卫兵。
没几天，28中成立了第二个组织，叫“红旗”。是我们学校有一个叫任七一的女生，她和王宇成立的“红旗”。他们成立“红旗”的意义，我当时认为就是冲击第一个红卫兵，对红卫兵不满意，说他们是“保”字号的，根本就违背了红卫兵原来造反的意义，就是说他跟清华附中红卫兵根本就不是一类的组织。红旗的那个《宣言》是我写的，所以记得非常清楚。
再以后，因为“红旗”打人的事，王宇他们不满意。他当时规定就是，谁再打人就开除谁，就是不许打人，但还是制止不住。于是在八月下旬，王宇就又成立了“八一八红卫兵”。
“八一八”诞生的红卫兵
六中大约在6月份，就成立红卫兵了，在北京市算是很早的。他们和我们是一墙之隔，两个学校一直关系密切。六中红卫兵的几个头头跟我关系都很好，找我串联过。但我觉得他们太激进了。他们要搞大革命，要建立什么毛泽东城，要把北京改名字等等。我对这些就特别反感。我说，不是反对个人崇拜嘛，毛主席自己都没提这些，咱们这样做不合适。我的思想一开始就不激进，到现在，我的思想也不激进。
在师院附中那帮人的帮助下，我们学校的红卫兵就成立起来了。28中的红卫兵大约有百八十人，大多是干部子弟。他们这些人在学校里大多是学习成绩不好的，调皮捣蛋的，也没有什么威望。另外呢，红卫兵这些人哪，我打心眼里就看不起他们。一开始呢，他们保学校党支部，接着又保工作组，到后来工作组倒台了，他们才起来反对。而且，他们反对时的观点比起原来反党支部、反工作组的同学还要激进得多。我就不喜欢这种反反复复的，出风头式的，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我错了我公开承认，我再改。不要说我原来是对的，我现在还是对的，我永远是对的，那不可能的。何况这些人在学校里本来也不是什么有威望的人，他们后来在学校打老师、干部，我看见他们把图书馆的书拿来烧，红红的，一米高的火苗，还让老师从这火堆上面打滚，滚过去。
因为和红卫兵有分歧，所以我跟任七一成立了“红旗”。“红旗”的人数比红卫兵少一些，刚成立的时候也就二三十人。“红旗”的组成人员出身也好，大多是一些部队的干部子弟。“红旗”成立以后，我就陆陆续续介绍人参加进去。很快，就进入了“红八月”，“红旗”也开始打人。我几次警告他们不许打人，抄家。我说八路军是优待俘虏的，你不能动手打，这是一个杠杠。他们屡次犯规，我就把这些人全开除了。之后，我就又拉起来一个组织，“八一八红卫兵”，但也没和“红旗”完全分道扬镳。因为我在那时候处于绝对支配地位，我有支配“红旗”那帮人的地位。“红旗”这帮人还是比较单纯的，除了“血统论”，在别的方面跟我们是一致的，但是这帮人就是打人。拿坦克兵的皮带打人，他们拿出来给我看的，皮带上的大铜扣都打弯了。
我们一宣布成立“八一八红卫兵”，人马上就扩充起来了，就在学校里具有很大的势力，因为成立之前就有基础，已经有一部分人了。具体成立的时间，我记不清楚了。据后来批判我的28中“东方红公社红卫兵”的传单说，“八一八红卫兵”是1966年8月27日成立的。
那时，学校里有个牛鬼蛇神队，包括书记、校长、教导主任、老师、还有右派，里面还有我们学校资格最老的北京市特级教师赵光宁。他们也挨打了，被打得也够狠的。但是打得最凶的，实际上是六中的红卫兵过来打的，不是我们本校打的。我亲眼看到六中的王XX、朱XX到28中打人，打老师，我觉得这是个问题。所以“八一八红卫兵”一成立以后，我立刻宣布：28中从今天起，任何人不能随便批斗老师和学生;解散“牛鬼蛇神队”，让他们回家交代罪行，需要批斗的时候随叫随到。那以后当然不是绝对不斗，你要是抓住什么把柄还是可以斗。
“牛鬼蛇神队”解散以后，有次六中的朱XX来了，我就当面跟他们说，以后再到28中打人，我们就不客气了，就要收拾你了。我们的革命我们自己搞，不需要你们来包办代替。当时，我还威胁他。我说，你爹还是那个模样呢，你还来打人!我看过毛主席著作，知道一点他爹搞左倾整人后来被毛主席批判的历史背景。
我做的这个政策性的调整，对制止打人还是起到了作用。我们学校的党支部书记，后来对我特别好，文革后他当了西城区副区长。他们当时都因为我们这个“政策”少受了好多罪。我们这个组织成立后，就没有再像“红旗”那样再出现打人的现象。但是对于其它一些左的东西，还是不敢抵制。我们红卫兵的组织原则上，实际也是迫于当时“血统论”的压力，搞“红五类”。我们班的一个同学是小业主出身，他来找我，想参加我们的红卫兵。我当时就说，你先别来，你进来影响不太好，容易被别人抓住把柄。虽然社会上不同意“血统论”人很多，但气势上压不过对方，还是屈从于左的势力。
成立“八一八红卫兵”前后，我在社会上什么活动都没参加过。其实，当时社会上开的各种会，辩论会、批斗会，我一个都没有参加。我天生不爱凑热闹，就窝在我们学校那块地盘里。我们这个组织从一开始的几十人，很快发展起来，最多时大约到了1400人，占全校人数的一半以上了。
红卫兵成立的时候，把原来的学生党员、学生会的干部全给抛开了，但这些人在学校里是有威信的人。后来，他们全到我们这边儿来了。可以说，学校里原来最优秀的分子后来全都集中到我们“八一八红卫兵”里来了。当时没有叫总部，有个核心组，大概七八个人吧。
破四旧风潮
红八月以后社会上就开始抄家了，就把斗“牛鬼蛇神”、斗走资派的事晾一边了。
在我的观念上，我是反对抄家的，所以我自己没有组织过一次抄家。但是我不能反对别人抄家。我去看过三次抄家，一个是北洋政府的一个姓刘的高官，是我们班一个同学的父亲。我看到的这次抄家，可以说是北京最文明的抄家了。那次是李红旗带人去的。他们到了以后，把所有贵重的东西全都码放好，进行登记，然后叫故宫博物院来卡车，一件一件登记后运走。我们“八一八红卫兵”抄家时，绝对没有打人，而且没有毁坏东西。
我看他们家的那墨特别棒，但故宫博物院的人说：这墨不值钱，不要。还有4个瓷碗，我看着特别精致，白如玉、薄如磬，就是那个劲儿。他们说当时值4000元。故宫博物院来的这些人挺仔细的，凡是收的东西，他们都详详细细地登记了。当时他们家有个存折，有几百块钱让我给拿走了。后来这个同学的表哥来找我，说家里特别困难，说要那个存折。我说，你拿走吧。当时我们没有活动经费，大约用了200块钱，买大字报纸了。这事儿我也觉得不对，人家来要，我就还给他了。李红旗说我在抄家时，还撕了人家一个香港存折，上面有5000块钱，但这事我不记得了。
后来两次是到西四和北长街，都是国民党的军官。忘了是谁去抄的，反正是我们“八一八红卫兵”的，我也去看了。看了之后心里感到特别难受，一种说不出来的味儿。其中一个国民党的中将，解放后还在南京军事学院当过教官。他们家穷极了，小破平房里，没有一件像样的东西。可以说比普通工人家里还要穷得多，就落到这样的惨状，所以我当时感触挺深的。因为我老看武侠小说，有一种英雄情节，他这个中将，一生打了多少仗啊，最后落到这么一个地步。
我没有指挥过抄家，这几次我去也就是应个景。因为当时你要不去抄家，不应个景，也会有人批评你的。我们学校好多老师家也都被抄了，那都不是我们干的，对老师，我们一家没动过。
侯瑛、李红旗谈抄家
侯瑛插话：当时我们学校对面这块儿，绒线胡同、西长安街南边尽是名人的家，特别多。那一块儿住的尽是伪满时期、国民党时期的遗老遗少、达官显贵、名人，乱七八糟的多极了，都是特别好的四合院。那时抄家也特别厉害，全是街道居委会、小脚老太太报的信，然后还有派出所报的信。当时我觉得我们抄家是保护性的。如果我们不去抄，别人就会去。我们去了之后呢，真是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就是说，我贴上封条后你别的红卫兵就不能随便拆。我记得那会儿“八一八红卫兵”抄了一家，就是学校对面大院的一家。后来，那个人见到我就跪着磕头，他不是害怕是感激。我们把他们家东西封起来了，而且允许他们吃饭。还有南城的一家，“八一八红卫兵”去了，“红旗”也去了，那个人是个民主人士，姓陈，挺有钱的。后来“红旗”那帮人就住在那里了，把他们家的钱全给花了。那会儿“红旗”就特恶劣。后来王宇不是跟他们几个急了嘛。
其实抄家这些事情全是街道居委会和派出所搞的，那帮孙子到处给提供名单，说，我们胡同有一个什么什么人，你们去抄啊，这帮人就去抄去了。那时候抄家全是坏人引道，你说这学生知道什么呀?大概西城区的抄家比较狠一点，要比海淀的狠。
李红旗插话(28中高中学生，“八一八红卫兵”负责人之一)：“红旗”成立后，找过我，但是我没参加。我看不惯那些人，也不想过深地介入。当时群众也看不起他们那帮人，另外那时候不是有血统论嘛，我不大认同。“红旗”这个组织，在社会上抄家的时候，是连吃带喝带玩的。后来跟他们关系不好，或者对他们反感可能跟这个有关系。我记得，当时皮手套很贵，他们30多个人，每人买一双，实际上就是用抄家的钱买的。而且他们毁坏了很多东西，有一个乾隆御批的铁卷丹书也给撕了。
抄那个北洋政府姓刘的家，整个过程是我领人去的。文物呢，我们主动把故宫的人叫来了，让他们收走。他们有的收走了，有的不要。其余的我们封存了。侯瑛插话：还有就是他们家那个金条，请银行来收，银行不来。我提着那个提包，大概有那么两小包吧，就送到银行，人家还不收。送了好多次，后来西城有个银行终于收了，还给我开一个收条。这收条我交给他家了。（未完待续）
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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