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宇/侯瑛/李红旗口述
采写、编辑：卜伟华 米鹤都
（续前）关于“四三思潮”
侯瑛插话：1967年戚本禹“四一四”讲话否定了《出身论》，不久，遇罗克就被抓起来了。原来大家在《出身论》问题上还有争论，结果戚本禹讲话以后，就等于彻底否定了。全北京就都开始批遇罗克了。不过，我们没有批。与此同时，和《出身论》密切的那帮人特别活泛，好像印了一个报，叫《四三战报》，然后到处去卖，满长安街都有这个报。四四派后来就纠集一帮人去砸那个报，闹得挺激烈的。
1967年6月，《四三战报》发表了一篇《论新思潮》[5]，湖南的杨曦光也写了《中国向何处去》，在全国有很大的影响。这些事情当时我们都知道。从情绪上来说，大家都叫好，好像是替“四三派”在说话。但“四三派”的多数人并不完全同意这些观点，认为这个说法有点儿过了，跟《中学文革报》的观点有点儿雷同。
我们当时按王宇的要求，对社会上的一些过头的说法，一般都不参与。我个人的看法，这种说法，有点儿再革命的劲头。良乡电校“八一八”和建校“飞虎队”，都是“四三派”中最激进的。对财产和权力怎么进行再分配?是不是能够说，一帮学生就是最革命的?我觉得这种说法有点儿过了。历史上有所谓“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皇帝轮流做，今天到我家”，用一种口号向旧的掌权者叫板，但“四三派”你代表得了新生力量吗?“新思潮”在理论上比较幼稚。我就反对说什么“我们四三派是最革命的”，你怎么就能说你是最革命的呢?我们王宇大哥就从来不说我们是最革命的，而只是说我们在对待老师的问题上做得比较好等等。包括湖南那位写《中国向何处去》的，你凭什么写《中国向何处去》啊?
毛泽东搞文革，客观上给了老百姓自由说话的权利，这在中国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有时候我也想，为什么我会在文革中跳出来当了造反派，到了那种气候下，不由自主地就会跳出来。文化大革命对中国老百姓来说，有一个启蒙的作用，让中国人尝试了一下民主。1949年解放的时候，大多数老百姓还是拥护共产党的，像我父母他们那一代人，他们都特别感谢共产党，虽然他们都出生在旧家庭，但是党引导他们参加了革命，不受外国人欺负了。生活再清苦也觉得很好，他们根本就不会反对共产党。
李红旗插话：对这种说法和对遇罗克的观点，当时我都是不太同意的。所谓“被压制的就是最革命的”观点，那不就是说“地、富、反、坏、右”就是最革命的了。我觉得它还不能真正形成理论体系，没有很深的根基使它能够站住脚。
1959—1962年的大饥荒，各地饿死很多人。北京城里也有吃不饱的，但我们生活好一点，没有这种感受。我觉得，文化大革命当中，有些人没有明确的理论，但他的生活感受使他提出了一些新的想法，要求进行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搞民众的文化革命，我觉得也有这种可能。但我们在北京，生活好一点，没有进行财产和权力再分配的要求。湖南的“湘江风雷”、石家庄的“狂人公社”，我到东北串连看到的，他们的所谓造反，很残暴。我东北有一个表哥，谈起文化革命来，说他们把走资派吊起来打，我说怎么能这样呢?!我始终认为两派都是人民内部矛盾。
一年零四个月的“反革命”
1967年底，在抓我之前，我们已经预感到了。我们托了很多人，向黄作珍(时任北京卫戍区政委)、刘绍文(时任北京卫戍区副政委)等打听情况。当时报纸上已经有江西开始在造反派组织中抓坏头头的消息了，还有江苏。北京电报大楼的“红电”、“红迅”也抓了一些人。后来我们还开会分析了一下形势。从各处打听到的消息都说没有这么回事，但我还是觉得有点不对头。28中的地理位置太突出了，树大招风。另外，“四三派”也有点太招摇了。看看那些小报，全国各地出什么事都有“四三派”的影子。我觉得“四三派”的力量相对比较弱，因为你是中学生嘛!却又事事出头，非招嫉不可。我们当时考虑，可能我们学校要动手了。可是黄作珍他们都说没有这么回事。
1968年1月19号那天早晨，我刚走到学校门口，天上飘起雪花来了。我说，你看这个天就不对劲，今天八成要出事!等到抓我的时候，那个雪就停了。
军训团来了好几个人，说找我有事商量，进到屋子里，他们几个扑上来就动手捉住我。把我摁倒以后，直接把我撅到操场的台上，就斗争了。当时说是开全校大会，但参加开会的也就百十人。那天会上斗了三个人。先斗了我一个人，我被押走以后，又斗争了侯瑛和教导主任。
我们学校在中南海的围墙底下，有个很小的院子，一排小平房，我就被关在一间很小的偏房里，只能放下一张床，差不多也就6平米。由学校里的学生，每天24小时看守着。把我押着从教室后边拐过去，到这个小院子的路上，我看见旁边中南海的围墙上边都已架上了枪。我还听说，怀柔的警卫师都出动了，卫戍区要做好准备，因为有消息传说当天有好几千人要来冲28中救我。这显然就威胁到中南海的安全了。
我被抓以后，开始一直顶着，坚决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后来，关押我的人告诉我：你还得意什么?江青都说你是反革命了!她在一个什么大会上说的，谁说中学生没有反革命?28中就有一个，王宇就是反革命嘛!我一听不像是假的，再顶也没用了，我就承认了自己是反革命。当时他们说我有十条罪状，第一条是反对毛主席。说王宇猖狂地说，毛主席怎么怎么样，猖狂地、恶毒地说什么话什么话。类似这些罪状多极了。有人揭发，但都没有说明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说的。再一反问，他们也说不上来。后来开始问侯瑛说过什么反动话，李红旗说过什么反动话?一个人一个人地问，我说，他们都没有说过反动话。后来这些诬陷我的话，最后一句也没有落实下来。
那时期他们每天斗我，总共斗了有300多次。有时候一天就斗三、四次，排着队地斗。这个班斗完，转进那个班，一直搞到中午。开斗争会都要把我的两个胳膊撅起来，直到现在，我的俩胳膊还有点毛病呢。
后来，学校就搞清理阶级队伍了，好几个有历史问题的老师，都关在我旁边。还有一个姓王的工人，也是我们这一派的，是“反革命”。还抓了老红卫兵的几个人，关在顶头那间屋子里。当时抓的人挺多的，关了一大排。这里面的人经常被打得哇哇乱叫。没挨打的就我一个。他们说，要保护好典型。
到“五一”的时候，学校的喇叭里广播，到处贴标语，什么“红色电波传喜讯，中南海畔春烂漫”。据说，周恩来在天安门城楼给28中军训团打电话，问：王宇的问题现在怎么样了?这消息是看守我的人告诉我的，我说后来怎么说的啊?他说，说完这句话，总理就把电话挂上了。结果空欢喜一场。
我们“八一八红卫兵”的同学还在全市发传单，呼吁营救我。北工大“东方红”有一次把28中整我最厉害的人抓到北工大去，揍了一顿。
我被关在学校里，长达一年零四个月。原来我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他们就拼命整我，后来虽然我承认了自己是反革命，但具体的事情没交代出一件来，也一件没落实，所以就一直关着我。后来他们对我逼得更紧了，每天是白天斗争完了，晚上提审，天不亮就让我出来扫地。我就开始进行抗争。我的头上现在还有一个伤疤，是有一天早晨扫地时，拿一大块石头自己砸的。就是表示我拒绝扫地了。以后，我还过摸电门，也没电死。然后我就开始绝食，持续绝食了6天。
整我的时间一长，我的思想发生了几次变化。在他们的压力下，有时候我真的觉得自己是错了，越往那边想错误越多。但是在被逼到极限以后，又反过来想，我是对的，我是正确的，你们凭什么这样对我?情绪又开始转化了。我想，反正是死，就斗争到底。
因为整我有功，我们军训团的团长还立了大功，得到提拔了。那年，华北三支两军会议，有两个典型向全国推广，其中一个被整的典型就是我。1968年7月11日《人民日报》第四版的下方，刊登了报道文章：《革命大批判和对敌斗争结合起来——北京28中把学习班办成开展革命大批判的阵地》。文章点了我的名，我成了反派的典型。
“你上的是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到了1969年年初的时候，他们还给我定不了罪，就让我出去。我不出去，他们干脆就不管我了。那时候，我在院里可以随便活动，有时候在门卫房子里坐一会儿，有的时候帮工人干点活儿。
有一次，我在门卫室坐着，来了一拨儿沈阳搞外调的。他们说，你们学校的王宇呢?现在干什么呢?我说，王宇就是我。他说，你不是全国典型吗?我说是啊，是典型啊。后来宁夏军垦的有个连长，东北农场有一个副场长，都跟我谈了，说你上不上我们那儿去?我说我不去。他们都让我去，依据的就是我那个“典型”。
长期的折磨，使我的神经受到刺激。挨完整以后，神经一直就没好。直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恢复过来。我自己都知道我的神经有毛病，思考问题经常丢三落四。以前考虑问题方方面面都要考虑到，现在是考虑到这儿，另外方面可能就给忘记了。有时候说着话呢，就突然蹦到另外一个话题上了。
后来我觉得这样不行，就跟几个人到北京市委上访。里面出来一个北京革委会的头头，是一个军人，我记得他穿着蓝色的军衣，估计可能是海军的。我说，我的事儿到底怎么回事?他就含含糊糊的对付我。他还说了一句，你上的是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我一听，急了。我说，操你妈!当时拿起会议室的椅子就抡过去了，抡过去以后还要用另外的椅子去砸他。后来被李红旗他们几个拦住了。李红旗对他说，他挨整以后神经受刺激了。那个军人说，我们理解你，理解你。
后来工宣队进校了，军宣队和工宣队就干起架来了。工宣队说我不是反革命，因为没有一项罪行能落实。工宣队队长还找我谈话了，说你的罪名一项也没有核实。你在这儿受的是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的教育，经过这个呢，你就更成熟了。他们说，你受冤枉了。这之后，我又回去坚持了一段时间。最后感觉到好像也就这么糊里糊涂的了，毛泽东思想大学要毕业了。李红旗他们几个人来找我，说你呆着也是呆着，再呆也没个日子，干脆走吧，出去转转吧!我就没跟任何人打招呼，到山西从南到北转了一圈儿。这事就这样稀里糊涂过去了，没有任何人追究就完了。
后来，我托人找了汪东兴，说当时你为什么要抓我?因为你出动部队了。据说汪东兴的回答是：这是上头命令的，不能说。我还给陈伯达打了个电报，打完电报后几天，1969年12月底，在工体开了个什么大会。去参加大会的人回来跟我说，陈伯达在会上说：28中有个王宇，现在提什么要求，你是革命小将嘛，有功有过的，在革命中经受锻炼嘛。就来了这么一句话。我觉得这好歹也算是给了我一个交代，也就算是给我平反了。
但是这个平反没有正式宣布，我还一直不服。到1970年，我又给陈伯达写了封信。再后来，林彪的事情出来了，我就想，算了吧，以后再不惹这事儿了。我已经自由自在了，别回头又搅和进什么事儿去，我后来就再也没提平反的事儿。
1970年9月，我就去了铁道部的五七干校，在河南息县。在干校呆了将近两年，到72年7月，成立武汉铁路局，干校就把铁道部的子女800多人都安排到武汉铁路局了。分配工作时，把我分到湖北襄樊铁路机械厂。第二年，我就当了副班长，后来又当了突击队的副队长。1974年底，我当了安装队队长。在那里干了6年，到1978年，把我调到襄樊铁路分局供电段，一直干到1996年底，当时有个政策，到50岁可以提前退休，我就办了退休手续回到北京了。
[1] 1966年10月16日，有关部门为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印发了统一的“标语口号”。因为有些标语口号太长等原因，10月17日又重新发布。较之16日印发的，删去了如”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群众运动推向新阶段!” “坚决拥护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等口号。“三司”认为这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18日凌晨，“三司”进行总动员，和北航“红旗”等造反派一起，上街游行抗议，并在首都街头公开喊出了“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并召开了“誓死保卫毛主席大会”。此事惊动了毛泽东。10月18日凌晨，中央政治局随即开会讨论，恢复了原来的口号，并增添了“三司”提出的新口号“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
[2] 时任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军训指挥部负责人。
[3] 25中高三学生，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的组织部长，后任中学红代会的组织部长，四四派的骨干。
[4] 北京市革委会的干部，主管中学工作。
[5]《论新思潮——四三派宣言》，发表在《四三战报》第一期，1967年6月11日。
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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