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16日 星期五

張國燾爲什麽脫離中共?

《新史記》司馬璐


(續前)後來張國燾對我說,他下定決心,脫離共產黨,主要由於中共內部的鬥爭和整肅往往與共產國際、蘇共內部的鬥爭有連帶關係。他承認自己屬於蘇共的布哈林派。

張國燾又說,周恩來過去也屬於布哈林派。在那個時代,他和周恩來、瞿秋白等都被稱為舊留俄派。1928年中共六大是由布哈林代表共產國際指導的。1929年布哈林被開除出蘇共中央政治局。其後中共的立三路線,三中全會、四中全會,中共的權力鬥爭經過一再反覆,基本上都是在斯大林路線下發展的。我問到周恩來這期間所扮演的角色。

張答:“周恩來本來是德共黨員,後來到蘇聯又成為蘇共黨員,1924年回國轉為中共黨員,1927年中共五大才成為中央委員的,所以周恩來早期與中共的關係淺,而與共產國際的關係較深。”周恩來一向堅決執行共產國際路線,在蘇聯.在中共內部鬥爭中,錯誤的政治路線往往出於莫斯科的指示,一旦失敗,周恩來總是勇於承擔錯誤的責任。六屆四中全會後,黨內普遍不滿,周恩來對張國燾說:“這是國際的決定,中國黨必須服從,否則紀律制裁。”“國際指示的正確,絕對不容懷疑。”
共產國際由於蘇共權力鬥爭,領導多變,周恩來也跟得快,這是他的天才。

我問張國燾:“六大後你受到共產國際的處分,中共的一部分黨史說,你在四中後為了爭取回國,向共產國際認錯,向王明派投降了。”

張答:“我在共產國際的檢討是1930年12月,六屆四中王明派的上台是1931年1月,完全是兩回事。當時每一次中共受了挫折,雖然出自共產國際的指示,事後都要由中共領導人出面代人受過,承認是自己的錯誤。我舉一個例子,1927年國共兩黨分裂後,瞿秋白在‘八七會議’後號召組織暴動,對抗國民黨;南昌暴動前夕,我又以中央特派員的身份阻止暴動,保存革命力量。結果南昌暴動失敗,我和瞿秋白都在莫斯科認了錯,我的罪名是右傾機會主義,秋白的罪名是左傾盲動主義。實際上,我和秋白都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我和秋白在共產國際的會議上公開的對質和認錯。私下秋白卻對我幽默地說:‘有甚麼了不起,人家說我錯我就認錯好了。’”

張國燾說,“1931年1月回國,說我受王明派的影響不如說是受了蔡和森的影響。”

1930年秋,立三路線失敗,共產國際秘書長柏金斯基找到蔡和森,要他回國幫助處理立三路線的錯誤。

蔡和森一向恨透了共產國際代表對中國革命的瞎指揮,提到國際代表和蘇共領導,他總是說“這個毛子”“那個毛子”。蔡和森反問柏金斯基:“為甚麼要我去呢?”

柏金斯基說:“李立三這個人很難纏,你有一種技巧,能說服對方,而又不惹怒他,所以你是最適宜的。”

蔡和森說:“如果說我有這個長處,那麼,我認為張國燾比我更合適”,蔡和森隨後去見張國燾,對張說:“我學了《三國演義》中徐庶推薦諸葛亮的故事,把你老兄舉上了。”
張國燾說:“我不行啊,我正受國際的處分呢?”

蔡和森說:“我和你一樣,不也一樣受國際處分?現在機會主義當道,沒有甚麼是非。國際認為你有利用價值,你就是正確的。我勸你寫個檢討,向國際認了錯,雖然對你個人來說,委屈了一點,可是祇有如此,你還能對中國革命繼續發揮一點作用。”

張國燾同意了蔡和森的意見,經過表態和共產國際的政治考慮,在這期間,李立三已經垮台,到了莫斯科。1931年1月張國燾到達上海,六屆四中已經召開,王明上台了。(未完待續。《新史記》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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