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記》司馬璐
（續前）後來張國燾對我說，他下定決心，脫離共產黨，主要由於中共內部的鬥爭和整肅往往與共產國際、蘇共內部的鬥爭有連帶關係。他承認自己屬於蘇共的布哈林派。
張國燾又說，周恩來過去也屬於布哈林派。在那個時代，他和周恩來、瞿秋白等都被稱為舊留俄派。1928年中共六大是由布哈林代表共產國際指導的。1929年布哈林被開除出蘇共中央政治局。其後中共的立三路線，三中全會、四中全會，中共的權力鬥爭經過一再反覆，基本上都是在斯大林路線下發展的。我問到周恩來這期間所扮演的角色。
張答：“周恩來本來是德共黨員，後來到蘇聯又成為蘇共黨員，1924年回國轉為中共黨員，1927年中共五大才成為中央委員的，所以周恩來早期與中共的關係淺，而與共產國際的關係較深。”周恩來一向堅決執行共產國際路線，在蘇聯．在中共內部鬥爭中，錯誤的政治路線往往出於莫斯科的指示，一旦失敗，周恩來總是勇於承擔錯誤的責任。六屆四中全會後，黨內普遍不滿，周恩來對張國燾說：“這是國際的決定，中國黨必須服從，否則紀律制裁。”“國際指示的正確，絕對不容懷疑。”
共產國際由於蘇共權力鬥爭，領導多變，周恩來也跟得快，這是他的天才。
我問張國燾：“六大後你受到共產國際的處分，中共的一部分黨史說，你在四中後為了爭取回國，向共產國際認錯，向王明派投降了。”
張答：“我在共產國際的檢討是1930年12月，六屆四中王明派的上台是1931年1月，完全是兩回事。當時每一次中共受了挫折，雖然出自共產國際的指示，事後都要由中共領導人出面代人受過，承認是自己的錯誤。我舉一個例子，1927年國共兩黨分裂後，瞿秋白在‘八七會議’後號召組織暴動，對抗國民黨；南昌暴動前夕，我又以中央特派員的身份阻止暴動，保存革命力量。結果南昌暴動失敗，我和瞿秋白都在莫斯科認了錯，我的罪名是右傾機會主義，秋白的罪名是左傾盲動主義。實際上，我和秋白都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我和秋白在共產國際的會議上公開的對質和認錯。私下秋白卻對我幽默地說：‘有甚麼了不起，人家說我錯我就認錯好了。’”
張國燾說，“1931年1月回國，說我受王明派的影響不如說是受了蔡和森的影響。”
1930年秋，立三路線失敗，共產國際秘書長柏金斯基找到蔡和森，要他回國幫助處理立三路線的錯誤。
蔡和森一向恨透了共產國際代表對中國革命的瞎指揮，提到國際代表和蘇共領導，他總是說“這個毛子”“那個毛子”。蔡和森反問柏金斯基：“為甚麼要我去呢？”
柏金斯基說：“李立三這個人很難纏，你有一種技巧，能說服對方，而又不惹怒他，所以你是最適宜的。”
蔡和森說：“如果說我有這個長處，那麼，我認為張國燾比我更合適”，蔡和森隨後去見張國燾，對張說：“我學了《三國演義》中徐庶推薦諸葛亮的故事，把你老兄舉上了。”
張國燾說：“我不行啊，我正受國際的處分呢？”
蔡和森說：“我和你一樣，不也一樣受國際處分？現在機會主義當道，沒有甚麼是非。國際認為你有利用價值，你就是正確的。我勸你寫個檢討，向國際認了錯，雖然對你個人來說，委屈了一點，可是祇有如此，你還能對中國革命繼續發揮一點作用。”
張國燾同意了蔡和森的意見，經過表態和共產國際的政治考慮，在這期間，李立三已經垮台，到了莫斯科。1931年1月張國燾到達上海，六屆四中已經召開，王明上台了。（未完待續。《新史記》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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