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和平 譯
1949年以後,毛明確指出,要將北京“變消費城市為生產城市”。一切工作都要遵循這個指示。“毛主席想建成一個現代化大城市:他希望看到到處是大煙囪。”彭真在天安門城樓上指著廣場以南一帶,對著名的建築歷史學家梁思成這樣說。在彭真支持下,梁和他的同事起草了保護明代古城的計劃,並提出把新的中央政府所在地建在老城牆以外的設想。因為老北京狹窄的街道和中世紀的四合院顯然不能適應現代交通和通訊的需要。但是,毛斷然拒絕了搬出市中心的建議。“我為了住進這裡奮鬥了二十年,現在,他想讓我離開這裡。”毛指的是梁。毛既不想保留古建築,也不想讓新建築帶有任何傳統特色。北京市政府從文物局召集了一支專家隊伍,列出八千座具有歷史、宗教和藝術價值的建築。市政府最終決定只為子孫後代保留其中的七十八座。
1954年10月1日,毛澤東、彭真等在天安門城樓檢閱遊行隊伍。
毛堅持北京成為工業化城市的另一原因是,工人階級只占市區人口的百分之三,而莫斯科的工人階級人口則高達百分之三十。地理位置不適宜,水、電和其他主要資源都匱乏的北京,從此,相繼建起了六千餘座大大小小的工廠。很多工廠正位於舊城中心地帶。在城牆以外,市區和郊區人口在動員下攔河築壩,建造密雲水庫,建立新水源。幾十年後,相當於一個小省面積的北京市逐步發展成為以鋼鐵、化工、發動機、電力、釀造、水泥、紡織和武器製造為中心,經濟上自給自足的“生產基地”。
大躍進是加速中國工業化的計劃,數百萬農民進京到工廠工作和從事建築業勞動。1958年,毛決定城市人口也應該像農村那樣組織起人民公社,所有私人財產都應取締。城市人民公社的社員應該住在新型的“公社大樓”,即特地為公社社員設計的住宅裡。在一座12世紀建的白塔附近的宮門口橫胡同,有一座公社大樓的樣板。儘管狹小的單元裡連廚房都沒有,現在這幢紅磚樓裡仍然住著居民。公社大樓的居民在公社食堂就餐,在公共浴池盥洗,在公共洗衣房洗滌。現住居民告訴我說,當年的公社食堂辦了兩年就停了,因為在大躍進造成的三年大饑荒期間斷了炊。由於人為造成的大災難,黨緊握在手的權力受到削弱。
毛對這場災難肩負罪責,其荒謬政策的失敗暫緩了拆毀北京古建築的進度。大饑荒結束時,重建北京城的財力已經不具備。重建計劃最後只落實到了這類“公社大樓”上。但是,在農村,黨的幹部摧毀了他們所能摧毀的一切,他們沒收了農民從農具到鍋碗瓢盆的所有私有財產。古老的城牆、村莊的廟宇、神殿和私宅都消失了,家具、字畫和首飾更不在話下。只有少數建築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加以保護。
1961年以後,穩健派劉少奇成為國家主席,他和鄧小平等領導人通過一系列臨時措施結束了大饑荒,這些措施允許農民開小片荒地,額外種些糧食作物,還可以在集市上銷售。包括藝術界等其他領域也有了相應的寬鬆政策。在彭真保護下,有的作家還發表了對毛進行隱諱和輕微批評的作品。歷史劇《海瑞罷官》的作者吳晗,是北京市副市長兼明史學家,他曾批准打開萬曆皇帝陵墓。吳在這一劇作中,描寫剛直不阿的明朝官員海瑞(其人物原型曾譴責過萬曆帝和嘉靖帝),指責皇帝建造虛榮的工程並導致饑荒,海瑞因此被罷官。這顯然是在批評毛。1959年彭德懷警告毛,廣大農民在挨餓。毛因此罷免了彭德懷元帥。
但是,毛認為,自己是被迫退出了權力,是“走資派”劉少奇、鄧小平的陰謀使他失勢。毛還將其失敗歸咎於中國人民,認為他們過於守舊,不肯接受其烏托邦計劃。於是,毛密謀奪回權力,首要目標是抓住對首都的控制權,撤掉彭真。1964年,毛在妻子江青的幫助下擬出一份黑名單,上列有39名藝術家、作家和學者,稱之為“反動資產階級權威”。毛認為這些人對其烏托邦空想持懷疑態度。首當其沖受到迫害的是吳晗和京劇名家荀慧生。名單上的人很快遭到逮捕,囚禁在北京郊區。(《新史記》第2期)
(本文節選自賈斯柏·貝克著《天安之城》一章,該書由姜和平譯,明鏡出版社出版中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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