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梁启超此次归国，可谓风光无限，用他自己的话说：“可谓极人生之至快。”当然他又加一句：“亦可谓极人生之至苦。”后一句是撇清的话，所谓“苦”，乃应酬不暇之苦，万方辐辏，众星捧月，若无人理睬，何快之有？所以，此“至苦”乃“至快”之基础。
梁于是年十月初八到天津，在津住了十二天，十月二十入京，在京也住十二天，复返天津。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梁启超大有如今世界超级明星受各路“粉丝”拥戴之快，真是载欣载奔，如痴如狂，让他过足了人生的瘾。十一日给长女梁令娴的信中述及到津三日的情形说：“三日来无一日断宾客（唐绍仪及前直督张锡銮皆已来谒，赵秉钧、段祺瑞皆派代表来），门簿所登已逾二百人矣。各省欢迎电报亦络绎不绝，此次声光之壮，真始愿不及也。张謇、黄兴皆候三日……又地方官纷纷宴请，应酬苦极。寓中则分三处，客厅无时不满。”来趋奉拜谒的可不是寻常的追星族，都是当时中国叱咤风云的人物，梁启超自是豪情满怀：“吾虽终日劳劳，精神愈健，亦因诸事顺遂，故神气旺耶。”国人欢迎之盛，不仅有虚的，还有实的，十三日信中说：国民党已派两人专门来劝驾，邀梁入国民党。“道不同，不相与谋”，梁当然不会入国民党，但他又不想得罪他们，所以颇感难处。又有北京大学反对新校长，闻梁归来，要政府派梁任北京大学校长，各科各派代表四人来津见梁敦请。梁此时在政治上有更高的抱负，两事均已力辞。还有一件大实惠，袁世凯决定给梁月饷三千大洋：“受之与否，亦尚未定，旅费家费皆极繁，恐不能不受也。”十七日赴京前，又告家人说：“京中行馆，一切由总统府供张，即前此用以馆黄（兴）氏者也。此次项城致敬尽礼，各界欢腾，万流辏集，前途气象至佳也。”但也有一点小小不如意：“惟应酬苦极，夜不得睡，今日虚火涌上，牙痛大作。”比起受尊崇和追捧的大场面、大欢乐、大得意，这点小毛病自然不在话下。毕竟本质是文人，心头又掠过一点自恋自怜的小情绪：“遥思（日本）须摩、箕面间，菊花正肥，枫叶将赤，携酒跌宕，为乐何极，无端预人家国事，尘容俗状，良自怜也。”此言虽属撇清，但也算真实。第二天（十八日）又作一书，除告知牙痛已愈外，又告都中、上海各报，皆以梁归国为舆论中心，进步、民主两党将开欢迎会，国民党也将开欢迎会，重点告知的是袁世凯之态度：“因吾偶与人言，曾文正、李文忠入京皆住贤良寺，彼饬人铺设贤良寺，顷已备矣。此公之联络人，真无所不用其极也。”梁启超入京，袁氏接待规格，已高于革命党党魁黄兴，只因梁偶尔一言，下榻之地便被安排在满清勋臣和一等大员曾国藩、李鸿章所居之贤良寺（后因避嫌未住）。
梁启超入京后受欢迎的程度，可谓烈火烹油、锦上着花，比之在津更热闹十倍，其情形和心境皆在家书中道及。二十四日信中说：“都人士之欢迎，几于举国若狂，每日所赴集会平均三处，来访之客平均每日百人。”国务总理赵秉钧以及各总长，还有前清功名显赫、如今也举足轻重的大员如徐世昌、陆征祥、孙宝琦之流谈话以二十分钟为限，等而下之者只给五分钟，其余连见一面也难。在共和党、民主党和报界欢迎会上演说三次，声势之壮，影响之大，未可量也！尚有很多民间团体，排日欢迎，他认为自己此次归国入京，真如雷霆巨响，为国内温和派吐尽一年来之宿气。激进的革命党有点灰溜溜了，今后，以他为代表的温和派将在中国政坛呼风唤雨。入京四天，袁大总统就与他密谈一次，宴请一次，而梁“仍虚与委蛇而已”。至二十九日，又有家书一封，再述京中受欢迎情形，除告总统府开欢迎会时国务员全体作陪外，尚有十省都督来电欢迎，又讲各团体邀请以及演说事，听其演说，无不欢欣鼓舞。报喜也不忘报忧：上海已数次密电，言“某党”已派多人前来暗杀他。他已严加防备，自信敌人是不能害了他的。所以还有闲情逛琉璃厂，为女儿买文具等物。在京十余日，“日日自晨九时至晚十二时，未尝停口，铁石人亦受不住，故非逃遁不可矣”。
梁启超于十一月一日复返天津，当日家书中对入京后所受荣宠和欢迎情形做了一次总结：引日本报纸言“所谓人气集于一身者，诚不诬也，盖上自总统府、国务院诸人，趋跄惟恐不及，下即全社会，举国若狂。此十二日间，吾一身实为北京之中心，各人皆环绕吾旁，如众星之拱北辰。”他最引以为豪的是，此次归国入京，长了立宪党人的志气，灭了国民党的威风。他说：“此次欢迎，视孙、黄来京时过之十倍，各界欢迎皆出于心悦诚服……孙、黄来时，每演说皆被人嘲笑，吾则每演说令人感动，其欢迎会之多，亦远非孙、黄所及。”然后再次述及被欢迎及演说的盛况，“在京十二日，而赴会十九次之多”，湖广会馆答谢茶会“政界在焉，报界在焉，各党在焉，军人在焉，警界在焉，商界各行代表在焉，蒙古王公在焉，乃至和尚也到十余人，杂沓不可名状，可谓自有北京以来，未有之奇观也”。最后告家人说，已经接受了袁世凯三千月饷。一则若不受，怕袁猜忌；二则支出浩繁，他也确实需要钱。
梁启超归国，正当延续二千余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彻底崩溃之时，一般国人不知共和为何物，对国家前途乃至个人命运懵懂彷徨，多年传播西方制度及思想观念的启蒙活动也就是他并不看重的“笔墨生涯”，使他名满天下，国人对现代国家制度和思想观念的常识大多有赖于他的著作及文章，他归国之大受欢迎，正是国人对他启蒙之功的回报，加上各派政治势力皆欲借助他的影响，所以才有所谓“举国若狂”之大观，正是“故国名园久别离，今朝楚树发南枝”（柳宗元诗）。然而他春风得意的日子是如此的短暂，热闹过去，烦恼即来，转瞬间黄叶飘飞，阴霾满天，可谓“宦情羁思共凄凄，春半如秋意转迷”（柳宗元诗）。处在新旧交替、光明与黑暗搏战中的中国政治乱象令他苦闷不堪，书生意气般的报国志向撞在黑暗而坚硬的铁壁上令他疼痛而惊愕，他的自大和狂妄很快就灰飞烟灭。
回津只月余，梁启超心境大坏，虽然得喜讯，夫人又给他生了一个儿子（五子思达），但情绪之恶劣，与月前判若两人：“吾昨夕因得须摩书，顷躁异常，又见国事不可收拾，种种可愤可恨之事，日接于耳目……大抵居此五浊恶世，惟有雍乐之家庭庶少得退步耳。吾实厌此社会，吾常念居东之乐也。”言语间，对归国从政已有悔意，但已无从抽身退步，只好打点精神，硬着头皮向前了。
民国开局第一年，梁启超就在这种壮怀激烈、意兴阑珊、春风得意、愤慨忧烦的大起大落心境中过去了。
四
1913年，梁启超四十一岁了。这年二月，他加入了共和党，五月，统一、共和、民主三党合并，统称进步党，梁启超被举为党魁之一（理事长为黎元洪，梁为九名理事中第一名，进了常委会，相当于党内二把手）。从前党禁未开，他的政党活动都是非法的地下状态，如今，他的公开的政党生涯开始了。这种人事安排的结果，和去年他得到的承诺有一些区别。那时合并的大约只有民主、共和两党，内定黎为总理，梁为协理，“张謇、伍廷芳等“皆退居于事”，就是说，他是名副其实的第二号人物。而今，理事一下子增加了九名，他虽然名列第一，但不过是九分之一而已。那时，他豪情万丈，认为自己归国，振臂一挥，则温和派吐尽宿气，他将带领两党一马当先，在政党政治中大展宏图：“两党党员皆有‘哀鸣思战斗，回立向苍苍’之意，选举胜利可期，然自兹以往，当无日不与大敌相见于马上，吾则必须身先士卒也。”只不过两三月，万丈豪情化为寒冰，所谓进步党，虽有政界大佬为之撑腰或厕身其间，但其实质，不过是权贵枭雄窃权攘利的胯下之马，更有钻营和不逞之徒日夜争竞撕咬不休，弄得一片乌烟瘴气，合并前久拖不决，合并后同床异梦，梁启超先前所抱的政治理想一遇到这种丑恶的现实立刻就败下阵来。他被夹在欲退不能、欲进不得的窘境中，本年二月二十四日与长女令娴书中云：“政局危险不可言状，此时投身其中，自谋实拙，惟终不能袖手，奈何！”三月五日又有一书云：“国内种种棼乱腐败情状，笔安能罄……吾在此日与妖魔周旋。”这年三月二十日，宋教仁被刺杀于上海沪宁火车站，国民党将其列为袁世凯后的第二号嫌疑人，声言必报复。处于军警严密保护下的梁启超情绪低落到极点，二十五日在家书中说：“在中国政界活动，实难得兴致继续，盖客观的事实与主观的理想全不相应，凡所运动全如击空也。”救国拯民的热忱和理想在纷乱腐败的现实面前显得多么苍白无力！这时，梁启超已有抽身退步之念：“吾性质与现社会实不相容，愈入之愈觉其苦。”“党事极棘手，合并已中止，吾亦将褰裳而去之耳。”但无论利用他的人还是拥戴他的人怎么能允许他退呢？所以只好硬着头皮，在极其痛苦烦恼中应付局面。四月十四日，黎元洪在京都万生园宴请参、众两院议员，他在演说中重申自己的政治理想，认为共和党目前的任务应该是与腐败和乱暴两大势力作战，但对战胜这两大势力，他自己也没有信心：“腐败派与乱暴派其性质虽若绝不相容，然彼为个人私利计，未尝不可以交换利益，狼狈为奸，则国事愈不可问。”从各国历史看，革命之后，暴民政治最易发生，而暴民政治一旦发生，国家元气大伤，不可恢复，以中国列强环伺的现实，瓜分之祸殆不可免。所以，尽管梁对于现在政府有种种不满意，还是认为有政府比没政府强，只能在维持中慢慢改造它。这也是他一以贯之的对中国渐进式革新的温和派主张。可是面对中国严酷的政治现实，他首先对自己就失去了信心。国事、党事之无望，使他的心境极其恶劣。四月八日，国会开会，他从前认为稳操胜券的共和党败给了国民党，十八日在家书中沉痛地说：“吾党败矣！吾心力俱瘁（敌人以暴力金钱胜我耳），无如此社会何，吾甚悔吾归也。”这是他第一次对归国从政明确表示悔意。他极力想从这肮脏的泥淖中拔出脚来：“吾今拟与政治绝缘，欲专从事于社会教育，除用心办报外，更在津设立私立大学……”其实，这正是上天所赋予梁氏的最根本的使命，惜其不重其身，有出位之想，弄到想退也不能了，他只好在其中痛苦地挣扎下去。
不久，“二次革命”爆发，袁世凯任命熊希龄组阁，又悍然下令取消国民党籍国会议员，接着，又下令解散国民党和国会，梁启超既为进步党之理事，又入熊内阁为司法总长，全国舆论指其为破坏共和制度的罪魁祸首，口诛笔伐，无所不至，一年前荣归之声色、骄人之威望全都化为乌有。其不能堪者，就连本党议员也戟指声讨，其以进步党议员刘伟君致梁的一封信最具代表性。此信开头，即对梁氏为熊内阁草拟的施政大纲中所谓“救亡”一说极尽冷嘲热讽，云：“窃谓救亡之术无他，铲除致亡之根株而已。致亡之根株不在外患，不在贫弱，在三数党魁争权而攘利，图私而害公而已。古今中外，破家亡国，一丘之貉，罔不由此。当其树帜称号，无不曰救亡救亡，察其举措行事，无一非致亡速亡，故救亡之说，不惟其名惟其实。先生以党魁入佐国务，以救亡为大政方针，不审为名为实乎？为名则全国生命财产岂堪再试，为实则自公等入阁，何为以破坏国会为首基之政策耶？共和国不可无国会，夫人而知之矣。共和国之无国会，自中华民国始，中华民国之无国会，自十一月四号始。四号之事孰实为之？命令出自总统，副署出自总理，形式所在，责有攸归，宜若与司法总长、进步党理事之任公先生风马牛不相及，然而道路之人，爱国之士，不问形式而苛求底蕴，不信谣诼而好察迩言，穷源探本，人有恒情，图穷而匕首自见，事久而黑幕益张，虽有知者无如之何，众口铄金，窃为高明危之。”这一段话，不仅将梁指斥为解散国会的罪魁祸首，且抨击他为争权攘利的伪君子。梁启超对袁世凯解散国会究竟负有何等责任？是参与决策，抑或怂恿之，默许之？毋庸讳言，梁氏与同盟会政见不同，视由同盟会脱胎而来的国民党为敌党，为暴民政治之源，为“民主鬼”，但梁并非独裁主义者，他入政府是想渐进地改造政府，所以对于袁世凯对国会的态度他是持反对意见的。他致书袁世凯，要求必须维持国会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除确有阴谋暴乱的实据者外，不可滥捕议员。他对于袁恃武力而倒行逆施的行为不以为然：“或以为兵威既振，则国会政党不复足为轻重，窃谓误天下必此言也。”同时，他利用进步党的力量竭力团结其他党派的议员，以保证国会能正常运作，当然，既为幕僚，向总统进言，亦容有不当：“古之成大业者，挟天子以令诸侯，今欲戡乱图治，惟当挟国会以号召天下，名正言顺，然后所向莫与敌也。”虽如此，其维护国会的苦心昭然可见。但无论如何，政党政治远非他所预想，一方面不容异见，悍然依恃武力破坏共和，一方面心怀怨恨，煽惑拆台不遗余力，共和国甫一诞生，国会即分崩离析，其前途凶险自不待言。
党事如此，国事更不堪问。梁氏为袁世凯的司法总长，似乎位高权重，其实什么事也做不成。他曾帮助袁世凯擘划消除各省武人政治以统一政令，欲废省置州，又欲整顿财政，可惜焦苦劳神，一无所成。更糟糕的是，同党同门同乡皆欲攀缘请托，要他在政府中安排位置。民国肇始，“两月来在西河沿一带旅馆运动官缺者七万余人，其人或在前清久任实缺，或在大学优等毕业，政府何法对付，惟有谢绝耳”。被拒绝者自是怨恨不已：“人人皆抱非分之想（中国今日大患在此），以相要求，要求不遂，立即反唇。”对这些跑官要官的人，梁启超穷于应付，烦恼不已，他岂是结党营私、靠裙带编织关系网的官痞禄蠹？所以就职之初，就发出《告乡中父老书》声言：“谢绝请托，破除情面。”但这个告示只能挡住关系不深的人，却挡不住他的老师、同学和同志，尤其与他久经患难的“党人”，认为既然你做了大官，引荐和拔擢党人乃天经地义，否则你做官图的啥？国内和海外党人为此对梁怨恨和反目的很多。
梁启超在司法总长任上仅五月余，因熊希龄内阁垮台而辞职，官不可谓不大，责不可谓不重，励精图治之心也不能说没有，但枉费心力，终无所成。辞职时发表一篇谈话，借古人“君子思不出其位”之言反省自己的选择。但袁世凯还不想放过他，又授他一个“币制局”总裁的闲职，为自己的统治撑门面。梁氏接受了这个职位并力图有所作为。这是他明知不可而为之，还是“眼看时事力难任，贪恋君恩退未能”（苏轼诗）呢？这就不好说了。1914年三月十日梁就币制局总裁职，其后又受任袁氏“参政院”的参政员。友朋故旧已看出国事日非，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野心也日渐显露，麇聚其周围的人大多是无耻之徒，劝梁赶紧抽身退步，莫轻毁一世英名。与梁同门受教的刘复礼言辞最为剀切，云：如今“阁员不过为人之机械，闻人不过为人之奇货，任何事，负何责，望风希旨，旋进旋退，伴食素餐，唯唯否否，偶荷青眼，或令拟一文，草一檄，斯秘书记室之职耳，何足贵！何足贵！”又云：“任公岂犹有衣食之念耶？读书破万卷，足迹遍全球，捧手受业于名贤之门，交游侪辈非齐、鲁奇节之人，即燕、赵悲歌之士，出处去就之义，固宜素讲，而迷谬濡滞如此，北溟之鹏系于尺寸之丝，窃为足下痛之。”梁启超自本年十月后，知事无可为，去意已决，已为自己做了在北京西山赁屋著述的打算，认为自己不是从政的料，“惟自审菲才，舍文章外，实未由报国”。这种自我体认是在轰轰烈烈地折腾之后才渐渐明白的。梁氏屡辞，袁世凯要当皇帝，用不着这个讲立宪、谈共和的名士装点门面了，于是，允其辞职。对其请辞书上“以不才之才为无用之用”的话笑而回应道：“卓如非不才，总裁实无用。”梁启超拔出脚来，但已一身泥污。如果没有后来运动门生蔡锷树帜倒袁和助段祺瑞马厂誓师讨张勋复辟，梁启超投袁从政的这一身泥污可能终生都难以洗净。
梁启超运动倒袁之后，继任的大总统黎元洪也曾多次敦请他出山，聘请他当总统府的秘书长，梁虽婉谢，但出处进退事仍然困扰于心。1916年八月，梁对报馆记者有一篇谈话，云：“鄙人之政治生涯已二十年，骤然完全脱离，原属不可能之事，但立宪国之政治事业，原不限于政府当局，在野之政治家亦万不可少，对于政府之施政或为相当之应援补助，或为相当之监督匡救，此在野政治家之责任也。鄙人常持人才经济之说，谓凡人欲自效于国或社会，最宜用其所长。鄙人自问若在言论界补助政府匡救政府，似尚有一日之长，较之出任政局或尤有益也。又国中大多数人民政治智识之薄弱，实无庸为讳，非亟从社会教育上痛下工夫，则宪政基础终无由确立，此着虽似迂远，然孟子所谓‘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为不蓄，终身不得’。鄙人数年来受政界空气之刺激愈深，感此着必要亦愈切。”
此时他已经决定不入政局，做一个有担当的知识分子，在舆论上匡救和监督政府，重新担起启蒙思想家的责任。可惜后来还是经不住一些人的敦劝和拥戴，出任了段祺瑞政府的财政总长。和以前一样，任期很短，铩羽而归。
梁启超一生不能忘情于政治，但他不仅在实际的政治操作上一无所成，且受其牵累，所谓“名满天下，谤也随之”。他的朋友周善培曾对他说过一番很有见地的话，意即孔、孟也讲政治，苏（秦）、张（仪）也讲政治，但孔、孟算得上政治家，而苏、张只能算政客。孔孟讲政治，没有自己，只谈一些政治伦理，诸侯照他的话做，国家得到治理，百姓安居乐业，那是他的幸运；不照他的话做，国破家亡，那是他活该倒霉，这两样都无关孔、孟的事。而苏、张与此相反，讲政治为的是自己，无论结果如何，把官弄到手了，都为自己得利。所以，孔、孟讲了一生政治，虽没有得意过，一生是愉快的，结果是安全的。苏、张虽然得过几天意，却一生在恐怖中，到底得不到好结果。他认为梁启超有极热烈的政治思想，极纵横的政治理论，却没有一点政治的办法，尤其没有政治家的魄力，所以，只该学孔、孟那样讲政治，而不该像苏、张那样去干政治。此话对梁氏而言可谓切中肯綮。梁启超一度看不起著述文章，而正是著述文章成就了梁启超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地位。梁启超热衷于实际的政治操作，然而率尔操觚的结果却与设想大相径庭。梁启超是一个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大多是理想主义者。理想之于现实，常常圆凿方枘，对不上茬，无论是传统的专制政治，还是王纲解纽后混乱的强人政治都不适合于梁启超，一旦涉足，内心的苦闷和忧烦即无尽头。况且一入官场，想洁身自好而不得，理想主义者都是有道德洁癖的人，这种人自己不激流勇退，也会被淘汰出局，否则将在痛苦忧烦中弄得创痕累累，黯然收场。梁启超曾有的煎熬和苦闷正是所有与现实政治纠缠不清的理想主义者共有的。“君子思不出其位”，学孔、孟，还是做苏、张，如哈姆雷特诘问自己的那样：“这是一个问题”。
作者：周树山，来源: 《书屋》2011年第11期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