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树山
一
清末戊戌年（1898）八月，以西太后为首的顽固党发动政变，逮杀维新党人，变法失败。梁启超得日人营救，搭乘日本大岛舰赴日避难，此乃梁氏去国流亡之始。学习日本明治维新，建立现代国家制度，一直是他抱持的政治理想。他已经体验到了变法的艰难和制度变革的残酷性，中国的现实和日本的经验告诉他，重大的社会变革是要付出血的代价的：“尔来明治新政耀大地，驾欧凌美气葱茏。旁人闻歌岂闻哭，此乃百千志士头颅血泪回苍穹。”理想的太阳在他的头顶照耀，青春的热血在他的周身奔涌，为了理想，他已把生死置之度外：“男儿三十无奇功，誓把区区七尺还天公。不幸则为僧月照，幸则为南洲翁。”政变始作，谭、梁诀别之时，谭嗣同有语：“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谭愿作月照杀身成仁，勉励梁像西乡那样，实现变法的理想。“南洲翁”即是日本维新三杰之一的西乡隆盛。
此时梁启超二十六岁，幸与不幸，成功成仁、月照西乡……两种结果，他希望自己三十岁时会见分晓。但是到了三十岁时究竟怎样了呢？对人生前景的预测总是落空，三十岁那年，他并没有建立什么“奇功”，仍然羁留日本，归国无望。他主要的事情是主笔《新民丛报》，宣传维新变法的主张，偶尔也为《新小说报》撰文。他为自己没有从事叱咤风云的实际政治活动而懊恼：“尔来蛰居东国，忽有岁余矣，所志所事，百不一就，惟日日为文字之奴隶，空言喋喋，无补时艰，平旦自思，只有惭悚。”他不以文字之功为然，刻刻不忘从事政治活动，引友人诗句云：“‘舌下无英雄，笔底无奇士’，呜呼，笔舌生涯已催我中年矣，此生所以报国民之恩者，未知何如？每一念及，未尝不惊心动魄，抑塞而谁语也！”三十岁的梁启超由报“君恩”到报“国民之恩”，说明他思想的进步外，仍然是一副郁郁不得志的样子。
梁启超去国流亡十几年，除游历夏威夷、澳洲、美洲、日据台湾岛外，中间有两次密潜回国，为安全起见，来往不过数日，其余岁月皆蛰居日本。在日期间，他除了办报写文章、著书立说、鼓吹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和要“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党论战外，也时时关注国内的政局，从事一些他认为更重要的政治活动。择其要者而言之，有如下几项：
一、和他的老师康有为在海外组织“中国维新会”，主要以旅美华侨为主，筹捐款项，扩大组织。在美洲、南洋等地成立保皇立宪的分会，并于1904年正月在香港召开保皇大会，海外的保皇党因此形成一定的声势。但是，这些海外组织对中国中枢政局并无影响，晚清帝国加速滑向深渊，直到帝国的实际主宰者西太后和被囚禁的光绪皇帝同年死去，不久发生辛亥革命，弄到无“皇”可保为止，康、梁所秉持的政治理想最终破灭。
二、为了筹措政治活动经费，和康有为等搞一些实业经营。如梁启超参与主持的广智书局，康有为在墨西哥投资的铁路和电车运营业，皆因书生轻信，用人不当，奸猾舞弊，堕人彀中，弄到亏损倒闭，全盘皆输。由康有为和广西巡抚张鸣岐等赞助成立的振华公司，由宪政会人士参与主办开发桂省实业，刚一开张，就发生骗财杀人惨案。张鸣岐幕僚刘士骥被杀身死，张迁怒于康、梁，弄得众口嚣嚣，狼狈不堪。至辛亥革命前夕，立宪党所开办的海内外实业几乎全部垮台。
三、在国内开展秘密活动，以图动摇乃至推翻西太后的统治，影响晚清政局，改变清政府政治走向。其活动包括参与密谋支持唐才常等的所谓“勤王”起义，收买荆柯、聂政一类“死士”，对西太后和满清大员搞暗杀，对满清权贵可利用者行贿等等。“个中要义，一贿，二丸，徒恃口无用也”（1908年马相伯致梁书）。丸者，暗杀之弹丸也。尽管花了很多钱，也网络了一些所谓“喋血义士”，但大多被骗钱了事，暗杀行动一次也没有进行过。多年经营暗杀西太后的梁铁君被人告发，在1906年被清政府捕杀。行贿满清权贵，在政权中枢寻找代理人的事情也没有成功。
梁启超在海外的政治活动已如上述，不仅没有什么成效，几乎可说枉费心机，一败涂地。1908年，梁发起成立的“政闻社”被清政府查禁，他们一直进行的推动清政府“开放党禁”的活动因顽固派的阻挠也毫无结果。他在诗中抒发苍凉的心境说：“一出修门已十秋，黄花见惯也应羞。无穷心事频看镜，如此江山独倚楼。”其萧瑟和寂寥有独立秋风之感。但梁的事功之心从未消泯，反倒愈挫愈奋。他的政治抱负于1909年给其弟梁仲策的信中表露无遗：“兄年来于政治问题研究愈多，益信中国前途非我归而执政，莫能振救，然使更迟五年，则虽举国听我，亦无能为矣；何也，中国将亡于半桶水之立宪党也。”此时的梁对同党某些人已深感失望，对多年努力不懈却一无所成有所反思，但对自己却信心满满；多年研究，他自信已握有救国之良方，认为只有自己归国执政，方能救中国于危亡，听来真似古儒生“治大国如烹小鲜”的狂妄。中国的事情真的这么容易吗？只待一个大贤人措置江山似棋局，拨乱起衰如反掌？梁启超是这样想的，他甚至以医国圣手自诩，拿起架子来：“兹非有聘莘顾隆之诚，决高卧不漫起也。”他等着人家恭请他归国收拾残破的江山，拯救混乱的时局。
梁启超没有失望，他终于等来了这一天。中国发生了辛亥革命，逼迫他出亡异国、一直没有赦免他的清王朝垮台了。他终于熬过了漫长的严冬，他认为自己政治上的春天到来了，他将像英雄凯旋般被迎回祖国，以施展他政治上的抱负。
梁启超能够如愿吗？
二
辛亥年，武昌起事后，国内政局动乱。南方数省宣布脱离清廷而独立，但群龙无首，以同盟会为首的革命党虽然将独立各省整合，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但乱兵暴民，遍于国中，舆论纷纭，谣诼四起，临时政府财政困窘，政令不行；北方的清廷虽起用袁世凯出面组阁，但袁对清王朝已怀二心，故首鼠两端，握兵待机，窃夺权力的野心正在发酵。国内基本处于无政府状态，各方政治势力纵横捭合，纷纷登场，开始角逐权力，大有“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之势。此时以康、梁为首的立宪党人也急于实现自己多年的政治理想，1911年农历九月初八日梁启超给徐勤（君勉）一信，内中有语云：“今兹武汉之乱，为祸为福，盖未可知，吾党实欲乘此而建奇功焉。”接着，就将自己两年来所策划的“锦囊妙计”倾筐倒箧，和盘托出。两年来，梁等在海外，用各种关系和手段结交满清权贵，“朝贵中与吾党共事者惟涛、洵两人而已，而洵实无用，可用者惟有一涛。”原来，他是想助载涛用禁卫军搞宫廷政变，驱逐顽固党中的庆亲王奕劻和载泽等人，使载涛为总理，然后开国会，实行立宪。为此，他决心不顾凶险，密潜回国，串联清军第六镇统制吴禄贞起兵以助载涛。他甚至天真地以为，利用资政院投票，他可以取袁世凯而代之：“本初（袁绍字本初，此代指袁世凯）观望不进，今欲取巧。今欲取而代之，诚甚易，资政院皆吾党，一投票足矣。惟吾颇慎重不欲居此席。”大有运天下如股掌之气概。当然，事情成败，既关人事，又关天命，所以不可逆料。因此，梁在信中，有托孤之言。徐勤与梁是万木草堂的同学，同为康有为弟子，徐对康、梁事业忠心耿耿，甚至破家以助，梁慨言道：“弟日内必行矣，弟气固甚壮，然天下事安可逆睹，若其无成，而以身殉之，亦意中事。若万一有他变，则全家二十余口，尽以托诸吾兄。吾老亲有仲策可料理，吾弱息则惟吾兄抚之。”真是风动易水，慷慨悲壮也！梁启超此时所依仗的，主要是清廷的资政院，认为其中大半皆是立宪党人，靠资政院投票，掌政柄，行立宪，易如反掌。梁启超九月十六日乘日本天草丸秘密返国，行前又有给徐勤书，提出立宪党应对时局的八字方针：“和袁、慰革，逼满、服汉。”行前胆气颇豪，欲拟杜甫作《北征》诗，虽未成，可见其心境也。到大连后，给女儿的信中，对自己的政治前程仍有非常乐观的估计：“入都后若冢骨尚有人心，当与共戡大难，否则取而代之，取否惟我所欲耳。”此“冢骨”者，借指袁世凯也，梁等指称袁有多种称谓，若“土、土头、本初、公路（袁术字）、项城”等，此云“冢骨”，冢中枯骨，轻贱之甚也！讵料梁一登岸，就闻知国内局势混乱，北京处于无政府状态，治安一团糟，人人自危，所谓资政院，议员已遁逃大半，无法开会（即便能开会，中国当时难道能靠投票治理吗？梁之设想，完全是一厢情愿的书生之见）。
更令人失望的是，想借助军队方面的原陆军第六镇统制（后署理山西巡抚）吴禄贞被袁世凯收买的部下杀害，他想运动军队，结果却招来一些马贼头子和来路不明的人，想拥他而独立。他回国的消息被报纸宣传后，南方某些报纸竟造作谣言，说他欲联络宗社党人，意欲引入沙俄军队扑灭革命党，大约就在这种情况下，梁等寄予厚望的具有强烈反清革命思想的蓝天蔚、张绍曾（二人皆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与吴同称“士官三杰”。蓝后被孙中山任命为关外大都督，北伐军总司令）已不被所用，蓝天蔚等将不利于梁。梁此时不仅所有谋划皆成泡影，且有性命之虞，不得不仓皇逃归日本。
辛亥革命甫一发生，梁启超此次归国之行，怀有秘密的政治使命，时间颇短促，是梁氏政治生涯的一段小插曲，还不能算“英雄般的凯旋”。此后，袁世凯奉命组阁，梁被任命为袁阁中的法律副大臣，但梁辞而不就，回函于袁，建议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解决国体问题，不能进剿南方革命党，以免国家分裂。嗣后，清廷与袁本人多次促梁归国就职，但国内时局纷扰，瞬息万变，梁此时尚不欲为袁所用，他还要观察、权衡国内政治势力的消长，强弱，以定行止。
这时，国内进入了南北和谈时期，国体问题成为焦点。梁启超发表《新中国建设问题》，重申立宪主张，认为中国应仿照英国实行“虚君共和”。但是，激进的革命党坚决不采纳，而袁世凯方面因别有所图，虚于委蛇，所以，立宪派的主张终是不能实行。尽管如此，在中国未来命运的决战中，在南北和谈处于胶着状态的短暂时间内，梁启超等立宪派仍然为自己的政治主张做着最后的努力。如麦孺博在粤，罗瘿公在京，盛先觉在沪，张汉章、谭奎昌在鲁……都不断地向远在日本的梁报告国内时局和立宪派运动情况。梁所收到的信息，有的似是而非，有的比较客观。如罗瘿公信中云：“北方一般舆论有不满意袁者，甚盼康、梁内阁，谓继袁非康不可。”中国政治一直靠实力说话，舆论不能左右中国政情，况此种“舆论”可信度大可存疑，此言之谬，自不待辩。又如蓝公武报告说，袁财政困窘，无力为战，孙中山从国外并未携款归，南方社会秩序混乱，“南方之败，立而可待”云。又云：“项城兵力虽厚，然欲借此以平十四省，则不仅势所不可，力所不能，且亦心所不敢。”此语对局势的判断还算准确。康（此时亦在日本）、梁凭借这些国内党羽的汇报和日本的报纸遥策国事，以定进退，然而动乱中的中国形势瞬息万变，时势变化，多不如其策。
梁启超于九月十六日归国的计划失败之后，与当年十一、二月间尚有两次打算往沪和入京的计划，最后都没有成为事实。随着形势的发展，他的“虚君共和”的主张已成昨日黄花，南北舆论都倾向于革命党的“民主共和”，一些立宪党的中坚人物也已转向，梁原来的策划以为完满，但终归是“可怜无补费精神”。南北两方——革命党和袁世凯——忙着谈判，立宪党再无置喙之余地，已被边缘化，有土崩瓦解之势。梁启超被晾在了一边，对于他的归国问题，同党人士众说不一，归国后干什么，也莫衷一是。但大体说来，不外两种意见：立即归国说和暂缓归国说。
主张梁立即归国者，以立宪党骨干徐勤最为激烈，他主张放弃保皇主张：“满人气运已绝，若复抗舆论，存皇族，必为全国之公敌矣。”徐虽憨直幼稚，但他这一点认识，算明白了中国政治的本质：“今日惟有兵力乃可有势力，有势力乃可有发言权。”因此主张立宪党在粤省割据一隅，招兵买马，以进中原。这实际上已放弃了立宪党人一贯秉持的政党政治的理想，但揆诸康、梁等人，无疑痴人说梦，即使心有所欲也势所不能也。到了1912年，徐勤等海外立宪党人士见梁仍留日本，更是心急如焚，四月二日致康有为信中有言：“吾党之弊，全在理想太多，实事全无，不免有文人习气，岂能立于竞争之世耶？”此言可谓一语中的，康批注此信曰：“览书吾愧欲死。”回思多年来种种惨痛失败，康氏之心境可知。脱胎于士人阶层的中国知识分子秉持立宪的理想，力图用和平的方式在中国行政党政治，其信仰之诚、奋斗之苦令人钦敬，但到此已四面铁壁，无处突围。
主张梁暂缓归国者，主要是在国内密切关注形势的党内同志。一是认为局势混乱，为梁安全考虑。上海的革命党报纸遍登判梁死刑的消息，同盟会攻击丑化梁启超不遗余力，同盟会中的刘揆一认为应接近梁，共图国事，被诋为“汉奸”，有言“虚君共和”者竟被杀死，立宪党人徐佛苏主持的《国民公报》被同盟会人攻毁，徐本人也被殴伤。况南北谈判，局面尚不明朗，即便归国，也无事可做；另有人认为依梁之身份影响，无人敦请欢迎，岂可轻易归来？如吴冠英致梁书，认为梁此时出山，已无名义号召天下，所倡“虚君共和”不行，若倡“民主共和”，乃附“革党”之骥，亦难为天下所重，要梁暂留日本，静观时变，伺机而动。又孙洪伊认为梁归国须归之有名：“浩然自归，兴味索然，何如有一二政党举以为魁，欢迎之而后归。”又云：“归国之期愈迟重，则社会欢迎愈至，自行归国，终不如国人迎之以归，能否在社会上占一势力，其关键全在此也。”
对梁启超归国后所为，也有各种说法：大致说来，有三种：一是劝梁归国主持舆论，莫入政界，如汤睿（觉顿）告诫梁归国后“断不可入政界，入党派”，不赞成康的入政府为阁员的主张，应办《国风》，办法政大学，“以闲云野鹤之身，归国主持舆论”。罗瘿公认为所谓几个党联合推戴梁不过是如粤谚“树幡竿以招鬼”，万不可信，劝梁拿定主意，不入政界，不入政党，以清流之身待机以动。但梁岂是“闲云野鹤”？这种主意当然不会被梁所采纳。另有人主张梁应入孙、袁两党之外的第三党，即与黎元洪结盟，同为党魁，在政党竞争中角逐权力，徐佛苏、徐勤等人均持此议。最切近的主张，是要梁与袁世凯结盟，如张君劢等人。冯骥年、梁炳光等人敦促梁迅速出山，参与袁世凯政权，云：“若有机不出，则人将疑足下仍有故清系恋，他日若有宗社党余孽煽惑，且污足下以恶名，虽有百喙将何从而辩之？”他们将梁视为可以攀援的大树，急煎煎促梁马上附袁：“必须早与本初携手，方能达其目的。”并云：“吾辈已过中年，宁堪再误？”要在政治宴席上分一杯羹，情急之态毕现。
梁启超对这些信息当然是照单全收，他倾听所有人的意见，但却分析形势，权衡利弊，对厕身国内政局有着自己的盘算。1911年冬天，他就有了联袁的趋势。1912年，袁世凯取代孙中山当大总统，梁立即表示祝贺，袁复电示谢，情辞恳挚，也有笼络这位大名士之意。梁大喜过望，于同日致书袁世凯，畅论财政、政党问题，劝袁行“开明专制”，并申自荐之意：“今百度革新，大贤在上，若他日得为芹曝之献，自效涓埃于万一，何幸如之。”袁世凯自当会意，他此刻需要梁启超这样的名士来扮靓他的武人政治，所以极力拉拢。他示意其心腹幕僚梁士诒要梁启超为之撰施政草案，指示说：“项城拟参合法、美、葡而合于我国三年内所适宜者之秉划宗旨，速撰寄。”此时的梁启超欲结袁而急于登上政治舞台，所以，不惜做袁的编外大秘书，立即撰写寄上。当年梁在海外，曾有谋刺袁世凯之筹划，蔑称其为“土头”、“冢骨”，如今时移世易，好恶翻转，起码在表面上已在巴结袁。与此同时，革命党方面的疏通也在进行，同盟会方面，汪精卫早有结识梁启超之意向，曾托人带书以示倾慕，并赠金两千。南北和谈，孙中山在南京临时大总统位子上时，北方已提名梁入内阁，但被孙涂去，如今，南京留守政府已撤销，同盟会方面对于梁启超也有了和解的愿望。到了1912年六、七月间，随着时局的变化，国内忌梁者日渐减少，而同情欢迎者日渐增多，梁启超的学生、时任云南都督的蔡锷和副总统黎元洪先后通电欢迎，并请政府起用，国内各团体也表示了欢迎的意向。同盟会中一向激进的张继（溥泉）和刘揆一也电请梁归国，梁的朋友和党徒也在国内积极运动，鼓动徐世昌、张国淦等有影响的人物为其奔走说项，又串联蒙古王公呈请袁大总统迎梁归国。此时，归国的火候已经到了，国内伫望归鸿，望穿双眼，此时不归，更待何时也？
不过，在梁启超荣归故国之前，还要插叙两件事：一是，对于梁启超归国事袁，反对最力的是周善培，据他回忆，他曾与自己的老师赵熙（尧生）先生特意跑到日本，力劝梁不可，说得唇干舌焦，梁似有难言之隐，回道：“我不是不听你的话，却不能不听南海先生的话，你有什么意思，应当先去同南海先生说清楚。”周、赵二人只好坐了三十分钟火车去找康有为，结果与康辩论了几个小时，康坚持梁一定要去。所以，对于这次梁启超归国事袁，周善培认为是被康所误。周、赵之谏阻，可能是爱人以德，但对于中国政治有急切事功之心的梁启超在众望所归的假象中，焉得不纵身急流浊浪，一试身手？所以，归国事袁，应该说梁是主动的。二是康、梁十余年间，由于政治观念、学术见解以及其他琐事，已时见嫌隙，至民国初年，由于康作为立宪党领袖，所有海外经营归于失败，加上他的性格缺欠，在党徒中威信大损，而梁启超的威信却远远超迈于康之上。梁启超虽然事师惟谨，但康心有憾焉。此时，国内对康攻讦甚烈，康已成为梁的政治负累。于是，梁劝康退隐。康有为表面上似已同意，但内心衔恨，自不待言。这就是康、梁分道扬镳的开始。康作为推举梁归国事袁的幕后推手，似有所图。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1912年九月末，流亡在海外十五年的梁启超踌躇满志，在日本神户登上了归国的轮船。这一年，他整好四十岁。
作者：周树山，来源: 《书屋》2011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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