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記》郭羅基／周揚、陸定一的心態是將“文革”中所受的苦難，當作“文革”前自己給別人製造苦難的應得懲罰，默默承受，於心稍安。另一些人，將自己所受的苦難視為極大的不公，而自己給別人製造的苦難，又是理所應當
1966年6月1日以後，有一句重複了千萬次的套話：“偉大領袖毛主席批發北京大學哲學系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點燃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這熊熊烈火燒向的對象叫做“黑幫分子”。有一天，聶元梓手裏拿著一摞紙，對我說：“這是黑幫分子揭發周揚的兩個材料，內容差不多，麻煩你把兩個綜合成一個。”我在哲學系好像是公共秘書，有什麼舞文弄墨的事都來找我。要我幹活，就奉承我：“你筆頭快。”其實，不見得。主要是我好說話，來者不拒。
聶元梓交給我的兩個材料，一個是副系主任馮瑞芳所寫，一個是系秘書湯一介所寫。他們都是1961年周揚主持的文科教材會議的參加者，揭發的內容不過是周揚在會上的公開講話。湯一介的材料比較系統，題目是《揭發周揚毒化大學文科的罪行》。我以湯一介的材料為主，以馮瑞芳的材料作補充，綜合成一個材料，交還給聶元梓。
過了幾天，《光明日報》發表一篇文章，題目是《清算周揚毒化大學文科的罪行》，署名“北京大學哲學系教師郭羅基”。我很奇怪，我沒有投稿呀。一看，文章的基本骨架就是經我的手綜合而成的馮瑞芳、湯一介的揭發材料，加上一些“清算”，不知何人所寫。我問聶元梓：“怎麼回事啊？怎麼能假借我的名義發表文章？”她說：“我也不知道哇，那是工作組搞的。”當時是工作組統治學校。我心裏很惱火，但我知道，同工作組是說不通的，《光明日報》也不會更正。特別是“清算”中說周揚“簡直到了喪心病狂的地步”，我非常抵觸。“文化大革命”前，我對周揚有好感，“文化大革命”一來就把他打倒，我內心極為同情。
粉碎“四人幫”以後，我特地向周揚說明，並表示歉意。我說：“以我的名義傷害了你，十多年來我一直過意不去。”他說：“那時我因肺癌動了手術，外界的事情一概不知，對我來說等於不存在，也無所謂傷害。”他還反過來安慰我：“你不必放在心上。你的名字被人盜用，你也是受害者。”
在《光明日報》發表《清算》這篇文章之前，《紅旗》雜誌發表了阮銘、阮若瑛的《周揚顛倒歷史的一支暗箭》，是為點名批判周揚之始。後來又發表了姚文元的大塊文章《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這些，確實構成了對周揚的傷害。所謂“顛倒歷史”是關於《魯迅全集》中的一個注，這個注也不是周揚所寫。據阮銘說，文章起初並未指向周揚，是陳伯達強行安上這個標題，於是根據標題修改內容。“暗箭”變成“明槍”。文革後，阮銘、阮若瑛向周揚登門道歉。周揚只是淡淡地說：“在當時的情景下，都是可以理解的。”
1982年，王震到中央黨校當校長，整“胡耀邦的班子”，首先拿阮銘開刀。按照王震的意圖，“文革”前中宣部的副部長熊復、張磐石、林默涵、劉祖春等都寫了阮銘的黑材料。有人估計周揚不會就範，鄧力群的班子捏造了一份“周揚談阮銘”。周揚得知後，非常氣憤，隨即另寫了一份，交中央黨校。所有這些材料，只有周揚為阮銘講了好話，以德報怨。
“文革”中，周揚在監獄裏深自反省。出獄後，他到處向人賠禮道歉。有人還批評他過頭了，說：“許多事情是中央決定的，你無權賠禮道歉。”他自己所受的苦難，卻很少提起。我發現他的左耳朵有點異樣，問怎麼回事？他說，被專案人員揪掉了一塊。別人坐牢都失眠，他卻睡得很好，以至專案人員提審時還打瞌睡。一打瞌睡，就上來揪耳朵，揪來揪去，少了一塊。他像談別人的事情那樣輕描淡寫。我想知道得更多，他揮揮手說：“過去了，過去了。”
陸定一也是。他的夫人嚴慰冰告訴我：“定一在裏面被吊起來打。”1978年12月，陸定一才被放出來，“腳上連襪子都沒有”。陸定一本人從來不對人說。
我猜想，周揚、陸定一的心態是將“文革”中所受的苦難，當作“文革”前自己給別人製造苦難的應得懲罰，默默承受，於心稍安。另一些人，將自己所受的苦難視為極大的不公，而自己給別人製造的苦難，又是理所應當。（新史記》第４期）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