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記》編者按：9月4日，在北京舉行了“九一三”40周年文史研討會。“九一三”事件當事人、親屬和“文 革”研究者、外交人員、教授、記者50多人，共聚 一堂，追索40年前這件影響中國歷史進程的重大事件的真相，並從政治、法律、制度、思想、經濟甚至心理諸多層面進行學術探討。發言者披露的許多第一手鮮爲 人知的史實，勢必引起學界和民衆高度關注。本刊全文刊發著名記者高瑜根據錄音整理出的全部發言。
張清林繼續發言：
下邊我主要講講玉泉山被隔離。“九一三”事件當中，豆豆叫我跟林彪身邊警衛員保持聯繫。接到林彪內勤電話之後，我從56號樓，衝到8341大隊部，去做第三次報告。第三次報告以後，和豆豆就被隔離在大隊部。10月4號就被8341部隊坐火車帶到北京，下火車是謝靜宜接的我們，一輛黑色汽車。上了汽車以後也不知道去什麼地方，後來才知道去了玉泉山，到了玉泉山，剛坐下來，謝靜宜先說：“這棟樓是汪東興在這養病住的樓，剛走。對面是朱德那個老傢伙住的。為了你們來，把他趕走了。”所以在玉泉山這座院子，那麼大的地方，就僅僅住著我們兩個人，跟我們接觸的就一個人——謝靜宜，她是獨人單線，很神秘。還有一個8341部隊副團長叫李釗，他在生活上管我們，但是跟我們很少接觸，唯一能夠接觸，能說上話的，就一個謝靜宜。
本來是“九一三”事件當天9點，周恩來跟豆豆通了一個電話，我在旁邊聽得很清楚，周恩來說了，主席在南方打招呼的事，好像他一點都不知道，並且說過兩天他親自來接我們，但是後來並沒有來。到了玉泉山以後，謝靜宜到底代表誰她也沒有說，只是她就是中央派來的。然後給我們傳達了57號文件，讓我們組織上、政治上、思想上，跟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揭發批判林彪。在這種情況下，豆豆的身體很糟糕，就躺著，由我代筆，她講，我記錄，然後再整理。寫了一個她的“九一三”事件的回憶。回憶裏邊寫了林立果和她的全部五次談話，以及她如何組織林辦工作人員防止事態的發生。
這個環境顯然是一個搞逼供信的環境——不讓任何人接觸嘛；第二點她說告訴我們現在住的樓，是汪東興的樓，意思說你們一寫到任何事情，不能觸及到我的姓，這等於是暗示了；第三點你們要開始揭發批判，如果寫了“九一三”事件，你們不要加任何分析。
從10月10號到第二年8月26號，周恩來接見我們的這段時間裏，謝靜宜搞的逼供信加誘供，主要集中到這麼幾點，第一點利用林彪的“手令”寫證詞，找我們一起談，又分別談，又威脅，又利誘。一方面說你們好好聽中央的，你們都是有功的，過一段時間出來工作，我還要在你們領導下面工作——謝當時是清華、北大革委會副主任，後來是中央委員。集中到“手令”，讓林豆豆寫親自看到林彪寫“手令”。林豆豆在北戴河，沒有單獨見到林彪，不可能看到林彪寫這個“手令”。又讓寫證詞“這就是林彪的手令”。豆豆心裏有數，這絕對不是林彪的字跡，是林立果的字。林立果早就模仿林彪手跡，“文革”當中就模仿。還讓豆豆也模仿。林立果說：“你看看主任（葉群）也在模仿，還有秘書也在模仿。”因為有好多中央文件，不能給林彪看，怕看以後，他可能會受刺激對身體不利。他也有可能去找主席去爭論，不知道又捅出什麼婁子來。就由秘書代筆，就替他寫：完全同意主席批示怎麼怎麼的。“文革”一些文件，到底是有多少是林彪親自批示的，多少不是他批的，這至今還是一個迷。所以我們的證詞是：“經過我們辨認，像林彪的字跡。”謝靜宜就大發雷霆：“不是什麼像不像的問題，就是林彪的字跡。”豆豆是一個吃軟不吃硬的人，越逼她她就說：“我認為不是，你說是，那你認為是。”文字上我們絲毫沒有退讓，所以以後你看的材料當中，始終沒有豆豆和我寫的關於“手令”的證明材料。有李文普的，還有其他的，沒有我們的。在這個原則上，當時就是死也不能寫。
第二個是追查周恩來11點多一點時給葉群的電話。周打來這個電話的時候，我在門外邊，但我一點也聽不著，當時豆豆派我：你注意那邊動向，她一會讓我去注意林立果的動向，一會讓我去注意葉群的動向。看主任跟誰通電話。現在有一些書裏邊說好像是葉群給總理打電話，但我們知道，汪東興寫了很多謊話，但是這一點說了實話，汪東興說：這個電話是總理打給葉群的，並且是通過李文普。這個電話大概打了20分鐘到30分鐘左右。為什麼打這個電話，電話說了什麼？這是在玉泉山謝靜宜一直逼我們寫的東西，我們說電話內容我們不知道，也確實不知道，這個也沒有寫。謝靜宜也很惱火，並且說了這句話，到了1972年了，說“現在不是‘林彪反黨集團’的問題，是‘林周反黨集團’的問題。”
李延明：誰說的？
張清林：謝靜宜。
李延明：秋天？
張清林：對，秋天了。這叫我們當時感到很震驚了，1974年以後才出來一個“批林批孔批周公”麼。（新史記》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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