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記》柳江
（續前）1956年6月，波蘭發生波茲南市大罷工和遊行示威。10月23日，匈牙利爆發20萬人的示威遊行，隨後演變為起義，納吉上臺，立刻宣佈退出華沙條約組織。
10月30日，毛澤東讓正在莫斯科的劉少奇向蘇共中央提議：一個是進攻方針，用蘇軍把反革命壓下；二是退的方針，蘇軍撤出匈牙利。11月4日，蘇軍開進布達佩斯。
11月15日，毛澤東在八屆二中全會做總結發言：對蘇共二十大，他說有兩把刀子，斯大林這把刀子，俄國人丟了，列寧這把刀子，也丟得差不多了。斯大林的錯誤是沒有處理好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東歐國家的基本問題是階級鬥爭沒有搞好，不依靠群眾進行階級鬥爭，不分請敵我，這很危險. 他重提高崗事件，說北京有兩個司令部。有人裡通外國。最後他宣佈：準備明年整頓三風：一整主觀主義，二整宗派主義，三整官僚主義，說明毛澤東對黨內要拿起毛澤東這把刀子。
郭道暉認為, 毛澤東整風原旨在防腐保江山, 和歷來政治運動一樣，要敲打不同意見者。也正如夏衍1980年10月在四千高級幹部討論《決議草案》時說的：1957年反右，當時就有人說，毛主席怕的不是章羅聯盟，怕的是黨內出赫魯曉夫（指在毛百年後作“秘密報告”。）
1957年2月27日，在中南海懷仁堂，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11次擴大會議上做了《如何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講話。《人民日報》沒有報導。中央曾有規定，黨的會議不發消息，主席講話沒有公佈前，也不能引用。因為毛的講話常大改，毛欽定的特派員胡喬木也不敢指示《人民日報》報導。《光明日報》、《文匯報》做了突出的報導。
3月6日至13日，中共中央召開全國宣傳部長會議，破例邀請黨外160名著名人士參加。10日召開新聞界座談會，毛澤東對常芝青（當今第一夫人劉永清的舅舅）說：“《光明日報》是民主黨派的報紙，你一個共產黨員在那裡當什麼總編輯。你撤出來，找一個民主人士去當總編輯。”胡喬木當場推薦新華書店總經理儲安平，說：“此人解放前在上海辦《觀察》，批國民黨批得很厲害，他當總編輯很合適。”毛澤東對儲和《觀察》早有耳聞，當場拍板。
4月10日，毛澤東從杭州回來，把陳伯達、胡喬木、周揚、鄧拓、胡績偉召集到豐澤園菊香書屋的臥室裡開會。毛大發脾氣：“最高國務會議和宣傳工作會議，已經開過一個月了，共產黨的報紙沒有聲音，你們按兵不動，反而讓非黨的報紙拿去了我們的旗幟整我們，過去我說你們是書生辦報，不是政治家辦報。不對，應當說是死人辦報。”總編輯鄧拓做了解釋，毛澤東依舊不依不饒，大罵鄧拓“占著毛坑不拉屎”，參加中央會議後不發消息，不寫社論，只能“增加板凳折舊費”，甚至說：“你很像漢元帝，優柔寡斷，你當了皇帝非亡國不可！”接著，毛澤東說：“現在對待知識份子的政策究竟是什麼？百家者，兩家而已：資產階級一家，無產階級一家。”
鄧拓
這次會議被共產黨的這幾位大秀才稱為“床前訓話”。鄧拓被逼辭職，老毛還說他是假的。6月1日，離毛為中共中央起草《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倡狂進攻》的黨內指示只有一個星期，他親自找吳冷西談話，要調吳到《人民日報》當總編輯。鄧拓明升暗降當了無實權的社長。一個星期後的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社論《這是為什麼》。
以上是“引蛇出洞”驚心動魄的一幕。上任不過三個月的《光明日報》總編輯儲安平和《文匯報》的社長兼總編輯徐鑄成都被打成右派。
事後，鄧拓曾經對胡績偉說過：“主席說百家者兩家也，我就更相信他講的雙百方針是假的。”胡績偉認為：“鄧拓不執行毛的陰謀故而遭忌。”針對民主黨派和社會各界對共產黨的批評，整風立即改變為反右派運動。1957年的毛澤東不會再考慮什麼《甲申三百年祭》，警惕的也不是什麼“糖衣炮彈”，他一心要消滅資產階級了，不僅黨外人士，就是黨內知識份子，也絕不能有獨立的思想見解，只能唯上，以毛澤東的馬首是瞻，否則就死無葬身之地。
《二卷》是這樣堅持“反右必要論”的：“事實表明，反對社會主義制度和党的領導的敵對勢力確實存在，對極少數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堅決予以還擊，藉以教育廣大黨員和人民是正確的和必要的。反右派鬥爭在全國人民中間澄清了根本的大是大非，穩定了新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制度。如果放棄這種鬥爭，不在問題發生的範圍內鮮明地擊退極少數右派分子的進攻，就會造成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混亂。在這方面，黨所取得的經驗是具有長遠意義的。”不知《二卷》的修改者們，這樣寫論述，你們自己相信嗎？你們是怎樣掂量96人與317萬的比重的？當你們確定“黨所取得的經驗是具有長遠意義的”，是指今天嗎？北大荒，夾邊溝，在你們的黨性中還能擠出一點點位置嗎？（《新史記》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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