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老人晚年在政治高壓環境下，受到特殊的政治待遇：一方面，作為一大代表的政治花瓶，必須被毛澤東擺在公開的檯面上經常亮相；另一方面，司法部黨組被全部、徹底地打成反黨集團。不點名地批判董必武法律思想的政治警告，像達摩克斯利劍懸在董老頭上
《新史記》姚監複（原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員）
董必武和毛澤東、朱德在一起。
對一大代表董必武的批判方式是相當策略和費盡心機的，直接批董必武這樣的建黨開國元勳，國內外影響太壞，只好選擇他直接領導的高法和司法部。公安部羅瑞卿是緊跟毛澤東的左派打手。如選擇高法，難以避開時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的董老，權衡利弊得失，突破口和主攻對象就只有選定司法部黨組6個成員加三位局長，他們成了董必武的替罪羊。這樣，政法小組批判司法部的“錯誤路線”，“把法偶像化”、“對法有了迷信”、“都有思想萎頓、政治衰退和在黨內看風色，搞投機的共同點”，都是把矛頭間接指向和引導向職務更高的黑後臺。
當然，第四屆全國司法工作會議沒有對董必武進行公開的指名道姓的批判，只是批倒批臭和打倒了9位部長、局長的“反黨集團”，既搞得轟轟烈烈，又緊緊張張，達到了既批倒宣揚資產階級法律觀點的右傾路線，又揪出反黨集團的政治目的。同時，透露出一大代表毛澤東對另一位一大代表董必武的保護、愛護之情，留下了董必武的重要政治地位，必要時可以讓他證明毛澤東是建黨的一大參與者的歷史。但是，安排他當上一個送往迎來、接受國書的國家副主席的榮譽，一個虛職，實際上撤銷了董必武掌握政法戰線這把刀子的實權。而且，董必武內心裡充滿著恐懼和危機感，在文革初，他的兒子被捕時，董必武悲哀又意味深長地說：他是替我受過的。他們是對著我來的。他始終準備承受更嚴酷的打擊，但是，毛澤東有心計有權術，可以打倒“司法部反黨集團”，抓捕董必武的愛子，不允許直接觸動董必武本人，留著這位一大代表，為毛澤東作假證，證明他是建黨大業的奠基人。實際上，毛澤東只參加1921年的一大，而中國共產黨是1920年建立的。假的就是假的，偽裝應當剝去，這是毛澤東的名言，也適用於毛澤東和宣傳中共建黨九十年的官方史官。
董必武老人晚年在政治高壓環境下，受到特殊的政治待遇：一方面，作為一大代表的政治花瓶，必須被毛澤東擺在公開的檯面上經常亮相；另一方面，司法部黨組被全部、徹底地打成反黨集團。不點名地批判董必武法律思想的政治警告，像達摩克斯利劍懸在董老頭上。
董必武不再敢於發出“沒有法制，就不能成為國家”、“不應把黨的機關職能和國家機關的職能混同”、“黨不能對政府下命令”的真理的聲音了。他只能寫些應景應酬的類似發展沼氣的小文章、反修、反赫魯曉夫的詩詞同毛澤東唱和了。如1959年12月10日《奉和毛主席讀報有感七律一首》次蛙字韻；1959年6月14日夜《奉和毛主席1959年6月13日讀報有感次居字韻》次居字韻；1960年1月13日《再為長句奉和毛主席詩韻》；1960年8月2日《八月二日夜大風雨仍次居韻》。董必武詩選（1977年10月人民文學出版社版）的董老自序中寫道：“前在廣州讀毛主席讀報蛙字韻詩已奉和兩律，近讀其續作，語長心重，感概萬端，興婉而微，發人深省。再為兩長句和之，詞拙意淺不像詩”董必武和毛澤東詩的長句中，有兩句是“可鄙叛徒多助虐，覥顏求寵作專家。”董老自謙“詞拙意淺不像詩”，似有譏諷毛澤東原詩之意。試看毛澤東寫出後又說“都宜緩發”的原詩：
1959年10月
“西海如今出聖人。塗脂抹粉上豪門。一輛汽車幾間屋，三頭黃犢半盤銀。
舉世勞民同主子，萬年宇宙絕紛爭。列寧火焰成灰燼，人間從此如大同。”
1959年12月
“反蘇憶昔鬧群蛙，今日欣看大反華。惡煞腐心興鼓吹，凶神張口吐煙霞。
神州豈止千重惡，赤縣願藏萬種邪。遍尋全球侵略者，唯余此處一孤家。”
1960年1月17日
“托洛茨基到遠東，不和不戰逞英雄。列寧盡拋頭顱後，葉督該扣大鷲峰。
敢向阾居試螳臂，只緣自己是狂蜂。人人都說西方好，唯獨神州出蠢蟲。”
1960年6月13日
“托洛茨基返故居，不和不戰意何如。青雲飄落能言鳥，黑海翻騰憤怒魚。
愛麗舍宮唇發紫，大衛營裡面施朱。新聞歲歲尋常出，獨有今年出得殊。”
董必武書法。
毛澤東自稱這些詩為“讀報詩”，“主題雖好，詩意無多。”但是，毛澤東又把這些詩印發政治局各同志，似有考驗之意。於是，董必武老人也只能奉旨唱和，但是，又明明白白指出“詞拙意淺不像詩”，勉為其難的心境和輕視毛澤東讀報詩不像詩的心理躍然紙上。（未完待續。《新史記》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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