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革命史学

高伐林


　　如果说，2012年是“政权更迭年”，美、俄、法、中——中国更是大陆、台湾、香港两岸三地全要换届；那么，2011年就可以算是“历史年”了。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无疑是头号纪念日，这不仅因为它是个“百年”整数，更因为它是所有海内外中国人关注的焦点。

　　《新史记》杂志自今年创刊后逐渐走向正轨，定在每逢双月下旬出版，本期恰恰错过了10月10日辛亥革命纪念日。不过，中华民国于1912年元旦开始纪年，看目前趋势，“辛亥热”方兴未艾，正如历史学家袁伟时教授给《新史记》的信中所说，“辛亥百年的文章，直到明年初，仍然是人们关注的热点。”那么，《新史记》这期的特别策划及有关专访，还是赶上了这股反思辛亥百年的热潮。

　　一个让民众多少有点出乎意料的现象是：不像前几个“逢十”的纪念，这次辛亥百年纪念，出现了极为分歧的评价。其实过去这种分歧在史学界一直存在，只是在官方压制下无法溢出专业边界；在辛亥革命九十周年纪念时浮出水面，很快又被当局封杀。这一次情况不同了，在北京纪念辛亥百年的大会上仍然高悬画像、奉为偶像的孙中山，竟然在学界和民间饱受抨击。

　　说到底，对孙中山评价的分歧，背后是对百年来中国道路的众说纷纭——这就是拉开距离的效果：有了整整百年的长时段，有了充分的史料来评判辛亥革命的正负功效了。

　　我有位好友今年9月到加拿大参加辛亥革命研讨会，打电话给我，问道：如果你在百年前那段岁月中是热血青年，你会怎么样？

　　我回答：很可能是天天读《民报》《警世钟》，投到孙中山麾下，痛斥梁启超等人的改良谬论，写文章、制炸弹、搞暗杀……

　　他又问：中国若又来到这个“原点”上，你今天还会这样吗？

　　我回答：不会了。这不仅是因为我自己有了一定阅历，更因为中国也有了这一百年的血的教训。中国要解决的问题、要达到的目标，既然是成为富强、民主、正义的现代化宪政强国，那么就要寻找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的代价最小、收效最大的最佳途径。例如，可能我会好好认识、寻找、发掘更多的实现宪政的方案，对辛亥革命之后的“二次革命”、土地革命等等被执政者奉为正朔的暴力夺权、掌权的道路，可能会极力避免……

　　李泽厚多年前就大声疾呼“告别革命”，最近又说“告别辛亥革命”；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总策划之一郑佳明最近说：“革命是下策，在没有路走的时候下策也是一策，但是有路走的时候千万不要轻言革命。”——他们也正是基于百年教训才得出这个结论。

　　当然，“革命”不是谁想搞就搞得起来，也不是谁想告别就告别得了的。我赞成他们的思路，但是更想说：我们或许不能“告别革命”，但是我们必须“告别革命史学”；“告别革命”未必做得到，“告别革命史学”总做得到吧？

　　所谓“革命史学”，就是将中国自古以来盛行的“伦理工具主义”变本加厉推到极端，以革命为功利目的，掩盖、扭曲、虚构历史真相，用革命的标尺来规范、塑造民众对历史人物、事件、乃至对历史进程和规律的认识，建构革命的意识形态、一种信仰。而当求善（信仰）高于求真（历史），最终既害了信仰，也害了历史。

　　《新史记》封面上有七个字：“一切历史重新说”，概括了我们的著眼点。为什么要“重新说”？因为过去我们所学的历史，是以“革命”划线的；怎么“重新说”？那就是不仅要用新的眼光来重新审视已有的史料，还要发现新的史料，来还原当时历史的真实，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

　　让我用历史学家沈志华的一句话，与关心历史的朋友共勉：他在华盛顿推出新著举行演讲，在间隙中与他交谈，他说：“要是不查到第一手材料，我根本不敢下任何断言！”（《新史記》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