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16日 星期五

告别革命史学

高伐林


  如果说,2012年是“政权更迭年”,美、俄、法、中——中国更是大陆、台湾、香港两岸三地全要换届;那么,2011年就可以算是“历史年”了。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无疑是头号纪念日,这不仅因为它是个“百年”整数,更因为它是所有海内外中国人关注的焦点。

  《新史记》杂志自今年创刊后逐渐走向正轨,定在每逢双月下旬出版,本期恰恰错过了10月10日辛亥革命纪念日。不过,中华民国于1912年元旦开始纪年,看目前趋势,“辛亥热”方兴未艾,正如历史学家袁伟时教授给《新史记》的信中所说,“辛亥百年的文章,直到明年初,仍然是人们关注的热点。”那么,《新史记》这期的特别策划及有关专访,还是赶上了这股反思辛亥百年的热潮。

  一个让民众多少有点出乎意料的现象是:不像前几个“逢十”的纪念,这次辛亥百年纪念,出现了极为分歧的评价。其实过去这种分歧在史学界一直存在,只是在官方压制下无法溢出专业边界;在辛亥革命九十周年纪念时浮出水面,很快又被当局封杀。这一次情况不同了,在北京纪念辛亥百年的大会上仍然高悬画像、奉为偶像的孙中山,竟然在学界和民间饱受抨击。

  说到底,对孙中山评价的分歧,背后是对百年来中国道路的众说纷纭——这就是拉开距离的效果:有了整整百年的长时段,有了充分的史料来评判辛亥革命的正负功效了。

  我有位好友今年9月到加拿大参加辛亥革命研讨会,打电话给我,问道:如果你在百年前那段岁月中是热血青年,你会怎么样?

  我回答:很可能是天天读《民报》《警世钟》,投到孙中山麾下,痛斥梁启超等人的改良谬论,写文章、制炸弹、搞暗杀……

  他又问:中国若又来到这个“原点”上,你今天还会这样吗?

  我回答:不会了。这不仅是因为我自己有了一定阅历,更因为中国也有了这一百年的血的教训。中国要解决的问题、要达到的目标,既然是成为富强、民主、正义的现代化宪政强国,那么就要寻找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的代价最小、收效最大的最佳途径。例如,可能我会好好认识、寻找、发掘更多的实现宪政的方案,对辛亥革命之后的“二次革命”、土地革命等等被执政者奉为正朔的暴力夺权、掌权的道路,可能会极力避免……

  李泽厚多年前就大声疾呼“告别革命”,最近又说“告别辛亥革命”;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总策划之一郑佳明最近说:“革命是下策,在没有路走的时候下策也是一策,但是有路走的时候千万不要轻言革命。”——他们也正是基于百年教训才得出这个结论。

  当然,“革命”不是谁想搞就搞得起来,也不是谁想告别就告别得了的。我赞成他们的思路,但是更想说:我们或许不能“告别革命”,但是我们必须“告别革命史学”;“告别革命”未必做得到,“告别革命史学”总做得到吧?

  所谓“革命史学”,就是将中国自古以来盛行的“伦理工具主义”变本加厉推到极端,以革命为功利目的,掩盖、扭曲、虚构历史真相,用革命的标尺来规范、塑造民众对历史人物、事件、乃至对历史进程和规律的认识,建构革命的意识形态、一种信仰。而当求善(信仰)高于求真(历史),最终既害了信仰,也害了历史。

  《新史记》封面上有七个字:“一切历史重新说”,概括了我们的著眼点。为什么要“重新说”?因为过去我们所学的历史,是以“革命”划线的;怎么“重新说”?那就是不仅要用新的眼光来重新审视已有的史料,还要发现新的史料,来还原当时历史的真实,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

  让我用历史学家沈志华的一句话,与关心历史的朋友共勉:他在华盛顿推出新著举行演讲,在间隙中与他交谈,他说:“要是不查到第一手材料,我根本不敢下任何断言!”(《新史記》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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