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评《王力反思录》之有关内容
米鹤都
〔作者按：《心路——透视共和国同龄人》于2011年8月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发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许多内容只能割舍。这里，作者将其中涉及“破四旧”的部分内容整理为一篇专题文章予以发表，作为对《心路》一书的一点补充。由于本文属于节录，独立成文难免有内容上的缺失及逻辑上的不周全，特别关于红卫兵们为何会参与其中及其所应承担的责任等没有涉及，请参阅《心路——透视共和国同龄人》，敬请读者谅解。〕
破四旧是文革历史上极不光彩的一页。当前的众多研究和社会上对此事的认识大多是把它归咎于红卫兵们的残暴。这固然是事物的表象，然而将这种震撼社会、惨无人道的“运动”仅仅聚焦于当年13－19岁的中学生，对于我们深入反思这段历史显然是肤浅的，甚至是一种偏差。其道理本文不展开论述，可参见《心路——透视共和国同龄人》中的有关章节。
本文认为，对破四旧需要分析一下其为何成为红卫兵运动乃至文革初期的爆发点？以及在一个成年人主导的社会中，它怎么会成为一种现实？
破四旧的对象，大致可以分为两方面：一是“十六条”中所说的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一是所谓四旧的载体——“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或者说，破四旧的开端主要是针对前一对象，以砸招牌、剪发型、改路名等为主；但是马上就转向了后者，以抄家、打人、遣返为主要内容。这两者之间其实没有太多的内在联系和共性，但为何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转换对象、并以如此之猛烈的程度展开呢？这也是需要我们深入探讨的一个问题。本文在破四旧后一对象的概念上，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做些初步的分析。
一、破四旧是保卫毛主席和净化北京城的延续
文革之前，毛泽东自1965年10月即离开北京，一直以杭州为基地巡视流连，流连于江南而拒绝返回北京。甚至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他也并未出席。从表面看，这很不正常，政治局讨论发动文化大革命如此重大的问题，主席居然不参加会议。这从程序上和内容上都令人不解。以前的论者大多认为这是毛泽东的欲擒故纵，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大布局或者是一种策略。根据现在的资料看来，他更多是从安全角度考虑的。毛泽东后来对外国友人说：公开发表改组北京市委的时候，我们增加了两个卫戍师。林彪讲话则谈到：这次彭真的问题出来后，毛主席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部署。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多少天没有睡好觉。
可以这样说，“文革”发动前夕，毛泽东对党内形势的估计过于严重，为确保安全，他进行了缜密的布置。在毛泽东授意下，周恩来成立并亲自主持了密级甚高的“首都工作组”，甚至林彪、江青都未能参予。这个机构的宗旨是“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文化大革命、保卫首都”，下设七个小组：其任务分别是：一、除了调动前面提到的两个步兵师作为北京卫戍部队外，负责其它警卫部队的配置和调动；二、负责社会治安；三、清查民间的枪支弹药；四、清查敌特和私人电台；五、清查清理社会人口；六、加强看守和监督监狱服刑人员和劳教人员；七、外事保卫和清查华侨。〔1〕可以看出，这个工作组的重点是将北京市过滤成一个“纯净”的城市，以保卫毛泽东和文革指挥中心的安全。除第一项外，这个组织的工作载体主要是与各级公安机构和街道委员会相结合。
在这种布局下，文革中北京的第一批遣返是在1966年5月，而非始自于破四旧。首都工作组成立的当月，就立即“动员”了一批“四类分子”去新疆等地。周恩来是这样讲的：“文化大革命初期，总要把地富反坏弄走。”〔2〕天津市公安局也曾在1966年7月，计划将原籍河北的四类分子4500多人遣返回乡，监督改造。〔3〕北京破四旧中的遣返，现在无从考证最早出现的具体事例及其背景。但目前可以确定的是，在红卫兵成立之前，北京的遣返已经启动。遣返的做法并非是红卫兵们想出来的点子，它是与“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文化大革命、保卫首都”的方针密切相关的。毛泽东对此曾提出意见，于是这一工作在6月中旬告一段落。周恩来也承认“当时将一些坏人向新疆送了些，可能送的多了些。”但是这项工作并未终止。
还有论者指出：遣返地富反坏右的问题，与所谓净化北京城的大政策是相关联的，北京市在彭真主政期间就有过“净化北京城”的计划。〔4〕当然，这是指“文革”前的阶级净化而非环境净化。但是，和红卫兵的抄家遣返直接相关的，是出自于保卫毛主席的需要而产生的“首都工作组”。也就是说，北京对“四类分子”的遣返是文革前就已经确定并正在执行的政策。
根据一位当事人回忆：“对社会人口的清查、清理工作，在当时极‘左’思潮影响下，不知伤害了多少人，不知使多少人陷入了无边的苦海，甚至遭遇灭顶之灾。这个灾难也不都是‘首都工作组’造成的，按当时规定的政策，第一步是清查，第二步是通过公安派出所和街道居民委员会，说服、动员其迁出北京。但是，这项工作很快就被‘红卫兵’冲乱了，他们根本不讲什么政策，统统先揪出来批斗，然后赶出北京。”〔5〕
可以说，红卫兵兴起后，自然而然地将破四旧与首都工作组的任务衔接起来。这是因为，上述的七项工作，其中的第3、4、7项是属于内部掌控的，在当时法律框架尚未被完全破坏的情况下，政府机构无权随意搜查嫌疑者的住所。而红卫兵们的身份却可以让这三项任务堂而皇之地公开进行了。第2、6项任务实际上也转交给了红卫兵去执行，所以出现后来的“打流氓”。而第5项任务更成为了抄家、打人、遣返的依据。
从这个历史逻辑出发来认识破四旧，就接近了历史的真实。当然，现在还看不到有档案文字表述的这一工作上的“衔接”。实际上，红卫兵们的抄家除了一少部分是红卫兵们自发地寻找对象外，多数是在当地派出所和街道委员会的引导下发生的。
二、国家机器的怂恿和纵容
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个问题，在当年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根正苗红的公安干警特别是那些“片警”们，衡量其工作的第一标准显然是对保卫毛主席的赤胆忠心和高度责任感。他们也巴不得使自己的辖区“纯之又纯”。谢富治为首的公安系统领导人很快指示他们，要积极配合红卫兵小将的革命行动。因此，大多数公安干警们主观上是欢迎破四旧的，甚至可以说红卫兵们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他们的工作。于是，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不仅仅是配合了，而是主动地引导着红卫兵们的行动。于是，抄家、打人就大规模地出现于天子脚下的京城了。
一些红卫兵当事人对破四旧的回忆中，大多数人都提到了公安派出所和街道居委会的恶劣作用。举几个事例说明：
一位访谈者说：我很熟悉的一个北京的红卫兵，他们到上海串连时，抄家并打死了一个老华侨。这件事当时在上海很轰动。实际上这是当地的一个派出所所长，还有一个里弄的居委会主任，老想整一个老华侨。但华侨的身份特殊，他们整不了，就利用北京红卫兵不了解当地情况，介绍说这个人是老资本家，还死不承认。结果，这些北京的红卫兵不分青红皂白，就抄家打人。老华侨是在东南亚割橡胶的工人，回国用毕生的积蓄买了一个房子，养老来了。他很硬，死不承认自己是资本家，当然他根本就不是。最后，就这么被打死了。后来在江湾体育场斗争了打死人的红卫兵。不过在当时政策下，后来还是把他放出来了。〔6〕
另一位访谈者回忆：大概是9月份，抄家风已经过去了，可当地的派出所找上门来说，有一个很有特务嫌疑的人，你们能否把他家给抄了？那时，我们也成立了红卫兵纠察队，就去抄人家。结果发现这家人好像是华侨，而且和总理的关系非常密切。有很多总理写给他的信和他们写给总理的信的底稿，还有和总理的合影。〔7〕
指挥过多次温和抄家的一位访谈者说：当年抄家这些事情全是街道居委会和派出所搞的，那帮孙子到处给提供名单，说，我们胡同有一个什么什么人，你们去抄啊。这帮人就去抄去了。那时候抄家全是坏人引道，这些学生知道什么呀？〔8〕
即使在老干部层面，对破四旧的态度也是欣赏的。叶剑英曾讲到：“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树立了不朽的功勋。例如，北京市有一万多黑户，深宅大院，解放16年，谁都没有进去过，一些坏人就是在里头捣鬼。公安局、司法人员没有足够的证据也不能抓。有个圣修小学，是外国鬼子在我们中国搞了多少年的，谁也不敢动它。红卫兵小将管你什么法律不法律，一扫而光。多少年的老大难问题，红卫兵解决了。有些极反动的家伙，十多年来天天骂我们的党和毛主席，左邻右舍都知道，恨死他们了。但谁也不敢动他，这一回小将们就把他揍死了。可能违反一点政策，可更大的利益是扫除了坏人，扫除了我们社会上的垃圾。”〔9〕这表现了党内高层对这一问题的基本认识。
另一方面，文革发动后，大多数老干部很不理解、很不得力。把斗争矛头指向那些“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不仅政治上安全，甚至也是一段时间内，动荡中的各地党政负责干部转移视线、寻求自保的一种做法。他们显然乐于看到红卫兵这股祸水冲向“传统”的阶级敌人，而非《五一六通知》中提出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三、背后的经济动因
在以往对破四旧的研究中，往往还忽略了另一因素，即隐藏很深的经济动因。众多警匪片给人们展现了这样一个破案规律，即一个事件的最大受益者，往往是其主谋或是主要责任者。在历史研究中，这一思路也许同理。
1966底起，大量破四旧中被遣返的人员开始要求返回北京。于是，中共中央在1967年3月18日转发了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颁布的《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遣返后返京人员的处理办法》。该《办法》共10条，规定了10类不准返回北京、就地接受改造的人员。其中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第6条中的“坚持反动立场的资本家、房产主”。资本家在文革中被扩大化为阶级敌人，还多少可以理解。但把“房产主”列入为阶级敌人的概念，也许是首次出现于中共中央文件。按照常理，解放初期大房产主被视为资本家对待，公私合营时其房产早已被改造过了。因此，这里的概念理应是指小房产主、小房产出租者。但是，这批人在建国初确定阶级成分时应当被定为小业主，并不属于阶级敌人的范畴。中共的阶级路线，从来没有将小房产主、小业主作为敌对势力的政策。但是，在这个《办法》中却将其与“地富反坏右”同等待遇。当然，可能为了避免被误解、引申，前面加上了“坚持反动立场”的前缀。不过这当中有一个奇怪的逻辑现象。“坚持”意味着以前就“具有”，否则怎么坚持？但是如果他们以前不是阶级敌人，何来的“反动立场”呢？
根据这样一个逻辑，这些房产主如果以前不是阶级敌人，那么其反动立场只能是来自于文化革命之中了，准确地说，就是对待破四旧、抄家和遣返的态度了。第一个问题是，这批人如果不是“黑五类”，为何又会被抄家遣返？合乎情理的看，显然是与当年的住房紧张有关，从而导致对于收取房租、有剥削行为的房产主强行剥夺。第二个问题是，这批人如果不属于“黑五类”，怎样才能让红卫兵抄他们的家并遣返他们呢？这恐怕就应当归功于北京众多的派出所民警、居民委员会以及街道积极分子了。依据当年的理论，出租房屋的小房产主尽管属于轻微的、但依然是一种剥削行为。也就是说，你不能说你没“渣儿”。其余的一切，都是可以依靠三寸不烂之舌解决的了。什么政治态度了、反动言行了、生活腐败了、攻击红五类了……那个时代这些可以信手拈来的理由，实际构成了所谓的“反动立场”了。
另外，《办法》之所以强调了房产主，就说明它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涉及一个批量级的群体。而他们即使在红卫兵的破四旧名单上，也应当属于错划、错抄更是错误遣返的一部分人。而他们却真实地成为了抄家遣返的对象。至于怎样形成了这一现象，就和它自身的可操作性有关了。关键的一点在于：当年的抄家、遣返是没有组织程序的，也不需要审批的，也不是某一学校的某一个组织可以做而别人不能做的，而是所有学校的所有红卫兵组织都可以做的。说得极端点，甚至是三两个有红卫兵袖章的一吆喝，跟上五六个人，就可以完成从打人、刑讯、批斗、抄家及遣返这样一个过程。说明这一点，也就说明了在当时的政治旗号之下实现某种其它经济利益，完全具有可行性。小房产主们遭到这样的打击，“黑五类”们的命运更可想而知。于是，打击面越宽，某些人的潜在利益就越大，这似乎是一种正比关系。当年土改分房、分地、分浮财的经历，对于很多人来说依然记忆犹新。因此，破四旧时对抄家和遣返热情最高的社会群体，恐怕倒并不一定是那些红卫兵了。
这一中央文件的关键还在于强调了这批人遭到遣返并不准返回。但是不让他们回来在道理上又说不过去，于是给他们加了个“坚持反动立场”的帽子。这纯粹是错了也不认账。为何会这样，不难发现某些潜在利益已经转化成为既得利益，背后有着强大的既得利益的支撑。熟悉那段历史的人都知道，在“红八月”之后不久，那些被遣返的住户的房子，都优先分配给了红五类的积极分子，改善了他们的居住条件。而北京城区的所谓红五类，其中的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和革命烈士基本不会参与到这种分配之中，市区也没有贫下中农，真正得益的是工人家庭和出身于贫下中农家庭的其它职业者。众所周知，北京从来不是一个工业城市，解放初期产业工人少得可怜。被划入革命依靠力量的“工人”大多是原来的城市贫民，即马克思阶级分析中的流氓无产阶级阶层。这个阶层是产生街道积极分子的主体，也可以说是从“破四旧”中获取经济利益的最大受益群体。另一部分得益者则是陆续改造公检法而调入的大批外地的复转军人和基层干警。在鹊巢鸠占之后，那些被遣返的家庭就无形增加了返回北京的困难。《办法》的政策取向和表现出的经济背景就不言自明了。
甚至在破四旧中被抄来的家具、衣物等生活用品也多在1967年初前后，以极低的价格、以“抓阄”的形式卖给了出身红五类的市民。可以说，抄家、遣返除了所谓的阶级斗争的政治原因外，内在的利益驱动也是构成破四旧迅速扩大成势不应被忽略的因素。但是，红卫兵们的疯狂、愚蠢，则成为实现他人目的的棍子和日后承担责任的债主。
四、舆论导向是破四旧迅速发展扩大的重要因素。
从《十六条》提出破四旧，要求人们“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倡导“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捧杀中学生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些，显而易见是要把这些多数未成年的孩子推向邪恶。
到了破四旧、打人以至打死人最为猖獗的8月底，《人民日报》8月29日发表了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的题为《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的社论，其煽动性极大。其中说到：“红卫兵上阵以来时间并不久，但是，他们真正地把整个社会震动了，把旧世界震动了。他们的斗争锋芒，所向披靡。一切剥削阶级的旧风俗、旧习惯，都像垃圾一样，被他们扫地出门。一切藏在暗角里的老寄生虫，都逃不出红卫兵锐利的眼睛。这些吸血虫，这些人民的仇敌，正在一个一个地被红卫兵揪了出来。他们隐藏的金银财宝，被红卫兵拿出来展览了。他们隐藏的各种变天账，各种杀人武器，也被红卫兵拿出来示众了。这是我们红卫兵的功勋。”〔10〕
那一时期，这样的文章、讲话、广播稿比比皆是。直到1966年9月17日，《红旗》杂志发表了题为《红卫兵赞》的评论员文章，从中我们就可以知道舆论对红卫兵那种吹捧和狂热达到了何种地步，主导社会的成年人要把红卫兵们引向何处。其中写道：
“现在，全国革命人民争夸红卫兵。
红卫兵的革命首创精神，震动了全世界。
红卫兵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雨中涌现出来的新事物，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诞生和成长起来的。
红卫兵是毛泽东思想哺育出来的。红卫兵们说得好：毛主席是我们的红司令，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小兵。
我们的红卫兵最爱读毛主席的书，最爱听毛主席的话，最热爱毛泽东思想，他们随身带着《毛主席语录》，把学习、宣传、执行、捍卫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最高的职责。
千百万红卫兵由学校走上街头，形成了一股不可抗拒的革命洪流。他们高举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红旗，发扬了敢想、敢说、敢干、敢闯、敢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荡涤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清扫着几千年来堆积起来的垃圾脏物。
红卫兵干了大量的好事，提出了大量的好倡议。他们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在破除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树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的斗争中，取得了辉煌的战果。
红卫兵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他们的革命行动，激发了群众的革命热情，出现了更大规模的蓬蓬勃勃的群众运动。这种轰轰烈烈的革命群众运动，使钻进党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陷入革命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没有这样规模巨大的群众运动，就不能摧毁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的社会基础，就不能把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搞彻底。
红卫兵是东方地平线上出现的新生事物。革命的青少年是无产阶级的未来和希望的象征。革命的辩证法告诉我们，新生的力量是无敌的，它一定会在斗争中获得壮大和发展，最后战胜腐朽的力量。因此，我们就是要赞美新事物，歌颂新事物，为新生事物的发展，擂鼓助威，鸣锣开道，高举双手，欢迎新事物。
我们的红卫兵，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创建了不朽的功勋。毛主席和党中央热烈地赞扬他们的冲天革命精神，广大工农兵群众热烈欢呼他们的革命行动。
革命小将们的革命行动，真是好得很！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功绩，将永远载入无产阶级的革命史册。”〔11〕
此外，这篇文章还用了大量的篇幅，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学着当年毛泽东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口吻，驳斥了那种认为红卫兵运动、“破四旧”糟得很的论调：
“对待红卫兵的革命行动，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看法，革命的阶级认为好得很，而反革命的阶级则认为糟得很。
全世界的革命人民为红卫兵的革命行动拍手欢呼，向红卫兵致以崇高的敬意。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现代修正主义和蒋介石匪帮，则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红卫兵。他们污蔑红卫兵是‘少年狂热分子’，攻击红卫兵的革命行动是‘违反人类尊严’，是‘破坏社会传统’，等等。
毛主席教导我们，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如若敌人起劲地反对我们，把我们说得一塌糊涂、一无是处，那就更好了。红卫兵受到国内外阶级敌人的起劲的反对，这真是光荣得很。
‘少年狂热分子’。革命的敌人总是极端仇视群众的革命热情，并诬之为‘狂热’。敌人所恨的，正是我们所爱的。革命小将们，不仅要继续保持充沛的革命热情，并且要进一步发扬这种冲天的革命精神。
‘违反人类尊严’。红卫兵无情地鞭挞、揭露和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腐朽的文化，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丑恶嘴脸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于是他们大叫：‘违反人类的尊严’。老实说，我们不仅要违反你们的‘尊严’，而且要把你们打倒在地，叫你们永世不得翻身。
‘破坏社会传统’吗？你们说对了。红卫兵就是要破坏地主资产阶级的传统。革命的小将们，对于封建主义的余毒，资本主义的病菌，修正主义的祸根，就是要扫清、灭绝、斩断。只有彻底破坏了剥削阶级的种种旧传统，才能够继承和发扬无产阶级的革命传统。
按照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红卫兵小将们，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重点打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就挖掉了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埋在我国的定时炸弹。因此，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对红卫兵的革命行动，感到震惊、恼火和愤恨，这是很自然的。
反动阶级的代言人罗马教皇保罗六世无可奈何地供认，红卫兵的革命行动，对他们来说‘是死亡的象征，而不是生命的象征’。不错，革命小将们的革命行动，确确实实是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最后灭亡的象征。而我们的红卫兵，则象征着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欣欣向荣，具有无限的生命力。”
当年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评论员文章，实际已经把对待红卫兵运动、“破四旧”作为了划分革命与否的态度。这不仅代表着中央高层对破四旧的基本立场，同时也是指导人们行动的准则和号令。这时全面主持《红旗》杂志工作的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我们再看看王力今天是怎样解释这个问题的。
未完待续。《华夏文摘》增刊第八二七期——文革博物馆通讯（六五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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