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中國發生什麼，毛澤東都是“偉大領袖”

《新史記》陳小雅／毛澤東已經不在乎別人再給他抖落出多少罪名。他已經是一種存在。其不可動搖的地位可以等同於“神”或者“亞神”。從語言、思維方式到行為模式，他已經成功地附體於每個中國人的身上


革命方覺北京近，
造反才知主席親。

這是文革時流行的一副對聯。時至今日，雖然大多數人已經把那個時代的親歷比喻為一場“夢”，但這個“夢境”，在他們內心深處，仍然是親切而真實的。

2000年2月24日，美國的《紐約書評》曾刊登過一篇Ian Buruma的批判毛澤東的文章。這篇文章取題為《Divine Killer》，翻譯成漢語叫作《天殺的……》 。其內容可想而知，不僅刻畫出一個殘暴、陰險和毒辣的毛澤東，而且還描述了他的虛偽。但該文的結論卻是出人意外的：

“但無論中國發生什麼，毛澤東都將作為一個‘偉大領袖’被紀念，也包括自秦始皇以來大多數驚天動地的統治者。總之，我想毛澤東壓根兒不必痛苦。”

這似乎是一種無可奈何的哀歎，但卻道出了一個事實，毛澤東已經不在乎別人再給他抖落出多少罪名。他已經是一種存在。其不可動搖的地位可以等同於“神”或者“亞神”。從語言、思維方式到行為模式，他已經成功地附體於每個中國人的身上。

的確，在中國，不論是鄉居農村的耕夫，還是身棲學府的知識分子，大凡四十歲以上的人，對毛澤東都有個說法。不論是作為觀眾、讀者，抑或是作為受益人，還是作為受害者，他們都曾親自領略過他的政治藝術，深受其思想和語言的濡染。再加上以毛澤東為符號的一代人創造的政治現實——作為一個站起來的東方大國——已經成為今人社會生活的基礎……所以，評價毛澤東，不僅很容易與政治的結論形成矛盾，甚至也很容易觸動人們的感情之弦。惟其如此，要做到公正又公允，是一件極不容易的事情。其中一個分歧最大的觀點是：


毛澤東是否代表了人民群眾？

在毛澤東時代，在今天大陸，不論是官方還是民間社會的輿論中，這是不言而喻的。在那裡，毛澤東是人民群眾的“大救星”，是解放者，是民族英雄。但在海外，在國內思想界、理論界、知識界乃至政界的私下言論中，這一信念已經發生了很大的動搖。在那裡，人們更多地把毛看成是一個“暴君”，一個以億萬人之生命供其私欲的“帝王”。

近代西方的政治哲學家，依據歐洲歷史進步的三個階梯，曾把君主政治權力的合法性來源概括為“神權－君權－民權”三個時代。這就是說，“君權”並不代表“民權”，君主不是人民的“代表”，而是人民的“敵人”。

但中國古代哲學卻為人們構造了一個“權力之環”：“天子”是代表“上天”來統治社會的，而“上天”的意志，是通過其執政業績的考核來表現的，如果政權腐敗，條理不當，大自然會以“天降災異”來警示“天子”。如果天子仍不覺悟，人民就會“順天應人”，“替天行道”，起來“革其王命”。所以，古代具有“民本”思想的哲學家，又由此演繹出“天道本於民心”的理論——用“天”把“君”和“民”連在一起。這是古代“君民一體”思想的理論來源。

按照這種理論，凡帝王，在其位者，就是代表了民意者，凡人民反對者，自然就不是人民的代表。這就把“神權－君權－民權”納入了一個循環一體的構造，既不否定它們的“同一性”，也不否認它們的“鬥爭”性質。究竟是“同一”還是“鬥爭”？其性質，依隨時隨地的統治狀況而定。這大概也是中國古代滿足於“仁君”的“人治”和“仁政”，而不思“制度革命”的原因所在。

從社會結構來看，中國古代社會是一個農業社會，中國古代國家是一個皇權國家。其較歐洲社會更龐大的國家機器，是靠稅收維持的。而國家賦稅的主要來源是自耕農。所以，國家的穩定與自耕農的穩定，是利益一致的。但是，受經濟規律的作用，每當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在國家與農民之間，就會有地主、豪強和富商大賈一類“中間階層”發育出來。他們或者把農民“籍沒”為奴隸，或者對社會財富巧取豪奪，總之是使原來國家可以得到的利益，落入了“中間層”的腰包。而民眾則要面對國家和“中間層”的雙重剝削。對於農民來說，自然是剝削的層次越少越好。所以，每當國家因減少收入而打擊“中間層”的時候，它在客觀上也代表了農民的利益。另外，在國家的象徵－－帝王和百姓之間，還隔著具體辦事的官吏階層。他們也經常利用職務之便，與“中間層”勾結，榨取民間財富，斂為私有。因而，每當帝王要重振乾綱，肅清吏治的時候，老百姓也會拍手稱快。在這樣一種“天高皇帝遠”的社會結構中，百姓與帝王的直接矛盾自然較少。這就是為什麼中國古代唯一的一部替“造反者”立傳的文學作品《水滸》，具有“反貪官，不反皇帝”的傾向之原因。

這種模式同樣也適合運用到解釋毛與民眾的關係。

在1949年以前，毛澤東代表了人民群眾，尤其是代表了農民，這恐怕是沒有異議的。
1949年以後，說毛澤東“代表了人民群眾”——這句話已經失去了1949年以前的含義。它本身只意味著毛澤東代表了“人民群眾中的某一部分”。

那麼，毛澤東究竟代表的是哪一部分人民的利益和願望的呢？

前人在研究這個問題時，最常用的思路，是把蘇聯出現“修正主義”的教訓作為開端，認為毛從那時起，就開始注意到“官僚主義者階級”的問題。人們還以他批評“反冒進”的言論、批評赫魯曉夫的言論做為佐證，把中國的“反修”運動放到“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成敗”這個不著邊際的課題中進行考量。這固然能解釋毛澤東的部分動機，但它的一個致命缺陷是：它並不能解釋誰代表“官僚主義者階級”的問題。


誰代表“官僚主義者”階級？

根據約定俗成，“官僚主義者階級”是不關心人民疾苦，靠剝削人民為生的權力階層。在現實中，周恩來、陳雲的經濟思想，不是打擊了人民群眾的積極性，而是比較地注意其休養生息的利益；鄧子恢、彭德懷、劉少奇、鄧小平們的行為，恰恰不是脫離了人民，而是“遷就”了人民的“私有觀念”和“發家致富”的願望。與其說，他們是蘇式官僚體制在中國的象徵和代表，不如說，他們的思路更接近被視為列寧主義“叛徒”的布哈林的思想。而在這個問題上，雖然已經認錯，但內心並不服氣的毛澤東，倒是更像無視農民痛苦、強行推行集體化、追求“一大二公”的“官僚主義者”斯大林。真正的“官僚主義者階級”——農民最恨的“四不清”幹部，並非毛式“社教”運動的重點……所以，說毛澤東反對“官僚主義者階級”，是代表了人民大眾，看上去就有點兒牽強了。

但是，是否就此可以斷言，在毛思想中，反對“官僚主義者階級”並不是一個重要的概念呢？筆者的回答是否定的。因為，“反對官僚主義者階級”並非一個孤立的概念。它和反對“八級工資制”、官僚科層制、城鄉差別、體腦差別等等一系列與西方“工業化”配套的“現代化”設施是一體的。據說，毛澤東也曾與他的“主教”們探討過，實行“計劃經濟”就要消滅商品的問題。列寧的實踐，解決了從資本主義初級階段到共產主義社會之間的“政治權力”問題，但沒有解決“社會道路”問題；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是否仍然要通過“血淋淋”的、剝奪農民的“原始資本積累”道路，然後才在較高的生產力水平上進入社會主義？這些，都一無例外地仍處在“實驗中”。“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實驗，無非是想繞開隔絕著“農村公社”和共產主義“烏托邦”之間的那個“卡夫丁峽谷”，尋找一條沒有痛苦的進入共產主義的道路。這一點，毛澤東在被“大躍進”的假象矇騙，勝利衝昏頭腦時，已經表露無遺。而務實的劉、鄧，對這條道路也是抱著將信將疑的態度，打算走走看，因此並無成見。“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失敗，顯然證明了他們的懷疑。所以，他們與毛澤東之爭，的確是路線之爭。在這個問題上，孰是孰非已經有了歷史的定論。

不過，在這個問題上，也很難說誰是代表人民群眾的。自私自利，目光短淺固然是人民群眾的特徵，它不會因人們對於毛澤東的迷信和崇拜而有本質的變化；同樣，幻想烏托邦，激情浪漫，狂燥，也是人民群眾的習性，尤其是其中小知識分子的習性。它們也沒有因為毛澤東的去世就從社會中絕跡。所以，事情似乎是：劉、鄧是在為他們的眼前著想，而毛澤東是為他們當時還沒有看見的“將來”著想。鄧小平主政後的“改革開放”帶來的“兩極分化”，以及這時社會懷念毛澤東情緒的抬頭，已經證明，在“代表”人民方面，他們似乎是“各有千秋”的。（《新史記》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