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12日 星期一

三叉戟降落後林立果趕著要去北戴河

原山海關機場參謀長佟玉春回憶口述(1)

舒雲記錄


山海關機場原來是海軍航空兵學校,1969年珍寶島戰鬥後,中蘇關係緊張到極點,整個東北包括山海關機場再也不能背靠蘇聯老大哥的“沙發”了。於是,1969年5月,山海關機場的海校搬走,歸屬海軍航空兵某師建制,我被任命為山海關場站參謀長。

我是遼寧大連人,讀過六年書,學過日語,1944年初中畢業,考進株式會社當社員。1945年5月株式會社要把我們弄到日本後方,我出了個點子,請假回家看看。這樣我們六個人都逃掉了。日本投降後我回家種地,1947年遼南獨二師到了遼寧普南店,我報名參了軍。以後我們部隊編進東北野戰軍第四縱隊,我參加了遼瀋戰役、平津戰役、渡江戰役、衡寶戰役、兩廣戰役等,打遍了大半個中國。

1949年1月我加入中國共產黨。

1950年底,部隊從幹部中選飛行員,我是代理排長,被挑中了。到大軍區檢查身體時,說我鼻中隔有點彎曲,還有點沙眼,被送到航校一期學地勤。半年後畢業,我被分到航空兵17師49團任機械師。1952年我隨部隊參加抗美援朝,1954年我們部隊編入海空英雄團,我就到了海軍。

山海關機場主要是保證專機,所以挑選幹部非常嚴格。大概是因為我愛動腦筋吧,我被任命為山海關場站參謀長。北海艦隊司令員、政委親自找我們談話,反覆強調,要百分之百保證安全。

山海關場站組建兩個月後,進入北戴河暑期。從此每年夏天,山海關機場都全力以赴保證專機。

山海關機場是日本人搞的,開始只是教練機,弄了條2000米的土跑道。我們接收後,擴大了停機坪。1970年我國從巴基斯坦進口三叉戟,我們又加固、加長了山海關機場的跑道。

1971年9月12日18時30分,山海關機場調度值班員李萬香報告:北京飛來一架專機。我是場站參謀長,負責保障專機,我立即到現場指揮。可是專機遲遲不到,直到20時10分,說專機來了。

20時15分,一架三叉戟專機在山海關機場降落。

我到專機跟前迎接。這是慣例,首長上下飛機,機場領導總要迎來送往。我看見林彪兒子林立果從機艙裏出來,後面跟著一個穿軍裝的人(後來知道是空軍司令部辦公室的副處長劉沛豐)。林立果三天兩頭來,老見面,他和我打了個招呼,就準備坐車走。

我突然發現北戴河沒有派車來接。奇怪!中直機關怎麼沒有派車?我忙讓場站值班員與北戴河聯繫。

林立果一臉焦急,像是有什麼急事,他等不及北戴河來車,向我要車。1969年我們場站組建時,上級給了六輛新吉普車,這在北海艦隊的機場中是獨一無二的。吉普車很快來了,林立果叫司機下來,他坐到司機位置上,劉沛豐上車後,林立果飛快地把車開走了。

我注意到林立果走錯了路。天黑了,林立果又不熟悉機場道路,走到機場修理飛機的機庫去了。我馬上趕過去,看見林立果的車頂到車庫門前,熄了火。他想掉頭,卻怎麼也打不著火了。我很快又調來一輛吉普車,林立果也沒有多說話,換了車,和劉沛豐就一溜煙地開跑了。

我卻越想越不放心,從山海關機場到北戴河40多公里,路況不好,白天車就少,夜間就更沒有車了。萬一林立果半路再熄火,前不著村後不著店,他可就沒有辦法了。我和站長潘浩、政委史岳龍商量,他用的是我們機場的車,別半路出事,我到路上看看。

潘站長和史政委同意,我又調了一輛吉普車,沿路一直追到北戴河西山的大門口,沒有發現吉普車,我這才放心地返回山海關機場。九一三事件後我才知道,林立果在快到秦皇島的路上遇到北戴河接他的小汽車。他把吉普車換下,開小汽車回到北戴河,吉普車被接他的司機開回北戴河了。

我返回山海關機場已經接近22時。(未完待續。《新史記》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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