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山海關機場參謀長佟玉春回憶口述（1）
舒雲記錄
山海關機場原來是海軍航空兵學校，1969年珍寶島戰鬥後，中蘇關係緊張到極點，整個東北包括山海關機場再也不能背靠蘇聯老大哥的“沙發”了。於是，1969年5月，山海關機場的海校搬走，歸屬海軍航空兵某師建制，我被任命為山海關場站參謀長。
我是遼寧大連人，讀過六年書，學過日語，1944年初中畢業，考進株式會社當社員。1945年5月株式會社要把我們弄到日本後方，我出了個點子，請假回家看看。這樣我們六個人都逃掉了。日本投降後我回家種地，1947年遼南獨二師到了遼寧普南店，我報名參了軍。以後我們部隊編進東北野戰軍第四縱隊，我參加了遼瀋戰役、平津戰役、渡江戰役、衡寶戰役、兩廣戰役等，打遍了大半個中國。
1949年1月我加入中國共產黨。
1950年底，部隊從幹部中選飛行員，我是代理排長，被挑中了。到大軍區檢查身體時，說我鼻中隔有點彎曲，還有點沙眼，被送到航校一期學地勤。半年後畢業，我被分到航空兵17師49團任機械師。1952年我隨部隊參加抗美援朝，1954年我們部隊編入海空英雄團，我就到了海軍。
山海關機場主要是保證專機，所以挑選幹部非常嚴格。大概是因為我愛動腦筋吧，我被任命為山海關場站參謀長。北海艦隊司令員、政委親自找我們談話，反覆強調，要百分之百保證安全。
山海關場站組建兩個月後，進入北戴河暑期。從此每年夏天，山海關機場都全力以赴保證專機。
山海關機場是日本人搞的，開始只是教練機，弄了條2000米的土跑道。我們接收後，擴大了停機坪。1970年我國從巴基斯坦進口三叉戟，我們又加固、加長了山海關機場的跑道。
1971年9月12日18時30分，山海關機場調度值班員李萬香報告：北京飛來一架專機。我是場站參謀長，負責保障專機，我立即到現場指揮。可是專機遲遲不到，直到20時10分，說專機來了。
20時15分，一架三叉戟專機在山海關機場降落。
我到專機跟前迎接。這是慣例，首長上下飛機，機場領導總要迎來送往。我看見林彪兒子林立果從機艙裏出來，後面跟著一個穿軍裝的人（後來知道是空軍司令部辦公室的副處長劉沛豐）。林立果三天兩頭來，老見面，他和我打了個招呼，就準備坐車走。
我突然發現北戴河沒有派車來接。奇怪！中直機關怎麼沒有派車？我忙讓場站值班員與北戴河聯繫。
林立果一臉焦急，像是有什麼急事，他等不及北戴河來車，向我要車。1969年我們場站組建時，上級給了六輛新吉普車，這在北海艦隊的機場中是獨一無二的。吉普車很快來了，林立果叫司機下來，他坐到司機位置上，劉沛豐上車後，林立果飛快地把車開走了。
我注意到林立果走錯了路。天黑了，林立果又不熟悉機場道路，走到機場修理飛機的機庫去了。我馬上趕過去，看見林立果的車頂到車庫門前，熄了火。他想掉頭，卻怎麼也打不著火了。我很快又調來一輛吉普車，林立果也沒有多說話，換了車，和劉沛豐就一溜煙地開跑了。
我卻越想越不放心，從山海關機場到北戴河40多公里，路況不好，白天車就少，夜間就更沒有車了。萬一林立果半路再熄火，前不著村後不著店，他可就沒有辦法了。我和站長潘浩、政委史岳龍商量，他用的是我們機場的車，別半路出事，我到路上看看。
潘站長和史政委同意，我又調了一輛吉普車，沿路一直追到北戴河西山的大門口，沒有發現吉普車，我這才放心地返回山海關機場。九一三事件後我才知道，林立果在快到秦皇島的路上遇到北戴河接他的小汽車。他把吉普車換下，開小汽車回到北戴河，吉普車被接他的司機開回北戴河了。
我返回山海關機場已經接近22時。（未完待續。《新史記》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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