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生組成的紅衛兵襲擊外國使館

賈斯柏·貝克 著
姜和平 譯


對紅衛兵以實際政治權力做誘餌，毛鼓動學生加入革命委員會。這時候到處出現對立兩派的派仗，清華大學爆發了“百日大武鬥”。1967年，清華大學學生分成兩派。極左的一派是蒯大富領導的“井岡山兵團”。蒯認為黨內高級幹部都是“走資派”，都該批鬥。另一派是414兵團，稍為溫和派。他們認為只有一小撮毛的敵人應予清洗。雙方鬥士稱為“棍子”——可能他們認為自己“又正直又強硬”——他們的武器從長矛大刀發展到手槍步槍，最後用上了機槍、地雷甚至坦克。學生們不僅用上述兵器自相殘殺，而且在工人和解放軍來到清華校園制止武鬥和驅散學生的時候，還殺害了工人和士兵。在清華大學的武鬥中大約有八百人喪生，其中包括多名建築系教職人員。



1968年，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清華大學的教職員工遭到了令人髮指的暴力傷害，其中有多名高層領導被迫害致死。很多教師被關押在校園裡長達數月以致數年之久，他們在關押中還不斷遭到毆打，有不少人不堪忍受而自殺。1968年6月18日，一場暴戾行動開始，清華大學的教職人員在校園裡被迫排成隊通過一條小路；路兩邊的學生用棍棒和皮帶毆打他們。

大學生組成的紅衛兵還襲擊外國使館。1968年4月1日《人民日報》刊登文章，把義和團稱為紅衛兵的前輩，為義和團辯護。井岡山兵團衝擊了中國外交部。414派便躍躍欲試地想超越他們，於是，在1967年8月洗劫了英國大使館。

英國駐華臨時代辦唐納德·霍普森（Donald Hopson）在正式文件裡詳述了當時的情況：使館外被兩萬餘人層層包圍，使館裡的工作人員盡力保持鎮靜。他們正準備開始一個超現實的娛樂夜晚來作為回報。“用過罐裝香腸和紅葡萄酒的晚餐後，我到一樓去打橋牌。這裡有些下了班的使館工作人員正在看彼得·塞勒斯（Peter Sellers，英國著名影星——譯者注）的電影。這部影片取名十分恰當，叫作《不恰當運用的法律》（The Wrong Arm of the Law）。……夜晚10點半，我剛叫了牌，三個無將，忽然聽到外面人群的吼叫聲。潮水般的人群站起來，像憤怒的海洋，他們和手挽手的士兵組成的警戒線對峙著。”霍普森先生說。[13] “我趕緊穿上外衣的當口，暴民已經像猴子一樣湧進了大門。”他在報告裡寫道，使館裡十八名男性工作人員和五名女性工作人員都被“揪住頭髮、抓著領帶，幾乎使人窒息，暴民用腳踢我們，還用竹竿敲打我們的頭。”他說，“那幾位女性工作人員也未能倖免地遭到暴民淫猥的目光……紅衛兵的行為全然沒有道德。”使館外面的暴民舉著大標語，上面寫著“絞死威爾遜”（哈樂德·威爾遜，James Harold Wilson, 1964—1976年英國首相——譯者注）、“火燒狡猾的安格魯—撒克遜人”和“砸爛英帝國主義”。事後，路透社記者安東尼·格雷（Antony Grey）被關押了兩年半。

直到軍隊進駐清華校園後，秩序才稍稍恢復。解放軍開進北京每一所學校和研究所後，解除了學生的武裝。從1968年底開始，毛把全國一千二百萬青少年陸續趕出了城市。這些是1966、1967和1968屆“老三屆”的中學生，被打發到農村接受農民的再教育。他們在校的三年是為所欲為的自由時期，這期間難得的言論和出版自由、旅行和結社自由，至此結束了。許多犯有嚴重暴力行為的高幹子女被關進了特別勞改營。從此，北京變得出奇地安靜。在文革初的前三年裡，大約九百萬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湧入北京。他們在居民住宅、學校的臨時宿舍或其他公共建築裡過夜。文革以來，中小學校、高等院校和博物館等文化機構繼續關閉。紫禁城在文革初關閉後，又持續關閉了七年多，變成荒涼之所，只有一組士兵駐守。紫禁城院裡荒草叢生，成了兔子、野狐狸和麻雀的棲息地。北京的面貌成了這般模樣；人們熟悉的古城處處充滿革命氣氛。

到處是軍隊。大批幹部下放接受再教育，北京人口一下子減少了一半。京城看起來像個村莊。有軌電車不再運行，工廠生產停滯。城裡沒有集市，沒有商販，也沒有私營餐館。大多數居民的住宅還是清朝時期建的房屋。雖然房屋幾經重新分配，但是，體現的是絕對平均主義原則。中國的文明發展於城市，而毛的革命正是對中國城市的衝擊，是以平均主義的名義致力於消滅城鄉差別。（《新史記》第2期）

（本文節選自賈斯柏·貝克著《天安之城》一章，該書由姜和平譯，明鏡出版社出版中文本。）


注釋：

[13] Quoted by Paul Majendie, ‘Upper Lip Stayed Stiff as Embassy Stormed’, Reuters, 6 January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