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斯柏·貝克 著
姜和平 譯
在燕京大學研讀詩作的美國人大衛·季德（David Kidd）娶了前任最高法院院長余老先生的女兒，他和夫人住在紫禁城以西的余家莊園。季德先生在《北京故事》（Peking Story）裡寫道，一天晚上11時許，他在花園裡發現“房頂上有個鬼鬼祟祟的人影，移動到離我們最近的那個魚形脊瓦處，然後這黑影竄上屋脊，消失在另一邊。”從此以後，余家人很快發現他們忠實的看家狗保弟不見了。“共產黨非常討厭狗，因為狗明顯地忠實於主人而非信仰。狗意味著平民百姓對付警察、社區和政府干擾的最後一道防線。”[5]
還有一次，季德半夜醒來，開燈一看，不禁大吃一驚：只見花園平臺上，有十來個好像正在偷東西的賊，猛然間楞在那兒，其中有五人手持武器。這些人是警察雇傭來的“夜貓子”——一幫穿著黑衣的慣偷和雜耍者。他們在民宅上飛簷走壁，專門刺探麻將聲和鴉片味，這都屬違禁品。這些“夜貓子”每天夜裡突襲不同地段。一天夜裡，余家人忽然被觸到後頸上冰冷的卡賓槍口驚醒，原來是警察已經摸進了他們的臥室，要求出示每個人的戶籍文件。季德被帶到附近派出所，看到那兒有一群穿便服的人。季德還在書裡描寫道，余家人為適應新形勢付出了很大努力。比如，他們在自家花園裡養豬，把祖傳的庭院改裝成工廠。（多年後，我終於找到了余家大院，發現這裡曾作為毛的副統帥林彪元帥的私宅。院裡建造了通向防核地堡的四車道隧道。現在這裡是中南海警衛部隊駐地。）
懷疑，窺探和妄想的氣氛充斥著北京城。不論地位高低，誰也擺脫不了。年復一年，政治運動和清洗接連不斷，誰也找不到安全感，連毛周圍的高層領導人也不能倖免。在1957年反右運動中，知識階層成為打擊對象。在這場運動中，有五十萬到上百萬知識份子被指控對黨不忠而發配勞改。其中大多數受害者在此後的二十年裡既沒能回家，也不曾恢復原有職位。
造成恐怖和恐懼的原因，一部分歸結於中國共產黨的本性及其對蘇聯的一味模仿，另一部分則歸結於毛本人的性格特徵。吳晗（1909—1969）在為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寫傳的時候，很可能在影射毛。他寫道，朱當皇帝以後，覺得“誰都要害他，都在譏笑他，諷刺他”。他“害了高度的緊張病、猜疑病、恐懼病。”吳晗從心理學角度來解釋朱的清洗迫害，“他害的是一種虐待狂的病症，用別人的痛苦來減輕自己的恐懼。”1965年，吳晗被迫修改《朱元璋傳》，改從階級鬥爭的角度來解釋朱的行為，把受害者也寫成罪有應得。[6]
後來，毛和他的主要決策者間的政策之爭演變成一個又一個陰謀。毛的妄想偏執與日俱增。毛主義和穩健派在諸多問題上存有分歧：如朝鮮戰爭，和莫斯科的分裂，還有美其名曰大躍進的共產風。毛力排眾議開展大躍進，險些給政權帶來滅頂之災，由於經濟崩潰導致了三千萬人死於遍及全國的大饑荒。當傑出的軍事家彭德懷元帥勇於質疑毛的政策時，毛的回應是又一場殘酷清洗。但是，為了儘快恢復農業生產，毛不得不被迫暫時放棄一部分權力。
北京的命運引發出另一場小爭端。身居明代皇宮的毛，既無意保存舊制度的象徵，也不想保留這座古都本身。毛很有可能從一開始就想重建京城。1950年剛過，天安門廣場四周的建築就立刻被拆除，隨後按蘇聯模式重建。那時候，蘇聯還是中國的老大哥。1950年代初，蘇聯派遣十六名城市規劃專家抵達北京。蘇聯專家建議，要在天安門模仿莫斯科紅場修建大廣場，用於大規模群眾遊行和集會。為了修建遼闊的廣場，天安門城樓前面丁字形宮廷廣場上的長安左門和長安右門都被拆毀。在帝國時代，政府官員從東、西、南三面通過這幾座門進入皇宮。廣場上有兩座華麗的牌樓也隨著長安左門和右門一併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天安門城樓兩側築起的觀禮台。廣場東西兩邊各建起帶有紀念性質的平頂建築，中國歷史博物館和人民大會堂。這兩座建築均在1959年國慶十週年時完工。北京市政府和市委則設在過去的使館區。
聲勢浩大的遊行是新中國盛大慶典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第一次隆重的閱兵式於1949年在北京舉行。當年10月1日的國慶遊行活動有30萬人參加。此後，民眾還經常被抽調出來歡迎外國元首貴賓。上百萬人從首都機場沿馬路列隊，貴賓所到之處都有歡迎的人群。在到達天安門廣場時，貴賓會驚詫地看到，眾多舞者組成五彩繽紛的海洋。為了展現如此壯觀景象，有必要修造一條東西向的寬闊大道。北京城有一條南北中軸線，貫穿紫禁城，沿大殿、城門樓和鐘鼓樓等形成。為了修建天安門廣場，中軸線被截斷，位於中軸線上的中華門亦遭拆除。現在，通過拓寬長安街和改建原東單機場跑道，形成了一條穿過市中心的新中軸線。市委書記彭真領導市民建成了十車道大型幹道，可以容納上百萬輛汽車，整個城市被切成兩半。法國記者雅克?馬爾庫塞（Jacques Marcuse）描述道，“一條慢悠悠的大馬路連接兩座不著邊的假想重鎮，兩端是路面粗糙的原始土路。”驅車駛過的馬爾庫塞非常奇怪地注意到，這條大街上使用的交通指揮系統是精心設計的手控紅綠燈。他經過後，木制崗樓裡的交通警拿起電話向上彙報。長安街建成後，新中國得以成功模仿蘇聯舉行閱兵式，展示軍隊、坦克和火箭炮運載車。國慶閱兵式共舉行過十三次。除了1960年處於大饑荒低谷期以外，盛大的遊行慶典年年舉行，持續了二十四次。[7]（《新史記》第2期）
（本文節選自賈斯柏·貝克著《天安之城》一章，該書由姜和平譯，明鏡出版社出版中文本。）
注釋：
[5] David Kidd, Peking Story ( London: John Murray, 1961), pp.145, 148—9.
[6] F. W. Mote, Imperial China: 900----180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576.
[7] Jacques Marcuse, The Peking Papers: Leaves from the Notebook of a China Correspondent ( New York: Dutton, 1967), p.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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