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15日 星期四

建國初期,懷疑、窺探和妄想氣氛充斥北京

賈斯柏·貝克 著
姜和平 譯


在燕京大學研讀詩作的美國人大衛·季德(David Kidd)娶了前任最高法院院長余老先生的女兒,他和夫人住在紫禁城以西的余家莊園。季德先生在《北京故事》(Peking Story)裡寫道,一天晚上11時許,他在花園裡發現“房頂上有個鬼鬼祟祟的人影,移動到離我們最近的那個魚形脊瓦處,然後這黑影竄上屋脊,消失在另一邊。”從此以後,余家人很快發現他們忠實的看家狗保弟不見了。“共產黨非常討厭狗,因為狗明顯地忠實於主人而非信仰。狗意味著平民百姓對付警察、社區和政府干擾的最後一道防線。”[5]

還有一次,季德半夜醒來,開燈一看,不禁大吃一驚:只見花園平臺上,有十來個好像正在偷東西的賊,猛然間楞在那兒,其中有五人手持武器。這些人是警察雇傭來的“夜貓子”——一幫穿著黑衣的慣偷和雜耍者。他們在民宅上飛簷走壁,專門刺探麻將聲和鴉片味,這都屬違禁品。這些“夜貓子”每天夜裡突襲不同地段。一天夜裡,余家人忽然被觸到後頸上冰冷的卡賓槍口驚醒,原來是警察已經摸進了他們的臥室,要求出示每個人的戶籍文件。季德被帶到附近派出所,看到那兒有一群穿便服的人。季德還在書裡描寫道,余家人為適應新形勢付出了很大努力。比如,他們在自家花園裡養豬,把祖傳的庭院改裝成工廠。(多年後,我終於找到了余家大院,發現這裡曾作為毛的副統帥林彪元帥的私宅。院裡建造了通向防核地堡的四車道隧道。現在這裡是中南海警衛部隊駐地。)

懷疑,窺探和妄想的氣氛充斥著北京城。不論地位高低,誰也擺脫不了。年復一年,政治運動和清洗接連不斷,誰也找不到安全感,連毛周圍的高層領導人也不能倖免。在1957年反右運動中,知識階層成為打擊對象。在這場運動中,有五十萬到上百萬知識份子被指控對黨不忠而發配勞改。其中大多數受害者在此後的二十年裡既沒能回家,也不曾恢復原有職位。
造成恐怖和恐懼的原因,一部分歸結於中國共產黨的本性及其對蘇聯的一味模仿,另一部分則歸結於毛本人的性格特徵。吳晗(1909—1969)在為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寫傳的時候,很可能在影射毛。他寫道,朱當皇帝以後,覺得“誰都要害他,都在譏笑他,諷刺他”。他“害了高度的緊張病、猜疑病、恐懼病。”吳晗從心理學角度來解釋朱的清洗迫害,“他害的是一種虐待狂的病症,用別人的痛苦來減輕自己的恐懼。”1965年,吳晗被迫修改《朱元璋傳》,改從階級鬥爭的角度來解釋朱的行為,把受害者也寫成罪有應得。[6]

後來,毛和他的主要決策者間的政策之爭演變成一個又一個陰謀。毛的妄想偏執與日俱增。毛主義和穩健派在諸多問題上存有分歧:如朝鮮戰爭,和莫斯科的分裂,還有美其名曰大躍進的共產風。毛力排眾議開展大躍進,險些給政權帶來滅頂之災,由於經濟崩潰導致了三千萬人死於遍及全國的大饑荒。當傑出的軍事家彭德懷元帥勇於質疑毛的政策時,毛的回應是又一場殘酷清洗。但是,為了儘快恢復農業生產,毛不得不被迫暫時放棄一部分權力。
北京的命運引發出另一場小爭端。身居明代皇宮的毛,既無意保存舊制度的象徵,也不想保留這座古都本身。毛很有可能從一開始就想重建京城。1950年剛過,天安門廣場四周的建築就立刻被拆除,隨後按蘇聯模式重建。那時候,蘇聯還是中國的老大哥。1950年代初,蘇聯派遣十六名城市規劃專家抵達北京。蘇聯專家建議,要在天安門模仿莫斯科紅場修建大廣場,用於大規模群眾遊行和集會。為了修建遼闊的廣場,天安門城樓前面丁字形宮廷廣場上的長安左門和長安右門都被拆毀。在帝國時代,政府官員從東、西、南三面通過這幾座門進入皇宮。廣場上有兩座華麗的牌樓也隨著長安左門和右門一併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天安門城樓兩側築起的觀禮台。廣場東西兩邊各建起帶有紀念性質的平頂建築,中國歷史博物館和人民大會堂。這兩座建築均在1959年國慶十週年時完工。北京市政府和市委則設在過去的使館區。

聲勢浩大的遊行是新中國盛大慶典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第一次隆重的閱兵式於1949年在北京舉行。當年10月1日的國慶遊行活動有30萬人參加。此後,民眾還經常被抽調出來歡迎外國元首貴賓。上百萬人從首都機場沿馬路列隊,貴賓所到之處都有歡迎的人群。在到達天安門廣場時,貴賓會驚詫地看到,眾多舞者組成五彩繽紛的海洋。為了展現如此壯觀景象,有必要修造一條東西向的寬闊大道。北京城有一條南北中軸線,貫穿紫禁城,沿大殿、城門樓和鐘鼓樓等形成。為了修建天安門廣場,中軸線被截斷,位於中軸線上的中華門亦遭拆除。現在,通過拓寬長安街和改建原東單機場跑道,形成了一條穿過市中心的新中軸線。市委書記彭真領導市民建成了十車道大型幹道,可以容納上百萬輛汽車,整個城市被切成兩半。法國記者雅克?馬爾庫塞(Jacques Marcuse)描述道,“一條慢悠悠的大馬路連接兩座不著邊的假想重鎮,兩端是路面粗糙的原始土路。”驅車駛過的馬爾庫塞非常奇怪地注意到,這條大街上使用的交通指揮系統是精心設計的手控紅綠燈。他經過後,木制崗樓裡的交通警拿起電話向上彙報。長安街建成後,新中國得以成功模仿蘇聯舉行閱兵式,展示軍隊、坦克和火箭炮運載車。國慶閱兵式共舉行過十三次。除了1960年處於大饑荒低谷期以外,盛大的遊行慶典年年舉行,持續了二十四次。[7](《新史記》第2期)

(本文節選自賈斯柏·貝克著《天安之城》一章,該書由姜和平譯,明鏡出版社出版中文本。)

注釋:

[5] David Kidd, Peking Story ( London: John Murray, 1961), pp.145, 148—9.

[6] F. W. Mote, Imperial China: 900----180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576.

[7] Jacques Marcuse, The Peking Papers: Leaves from the Notebook of a China Correspondent ( New York: Dutton, 1967), p.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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