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會址。
一、中共成立於1920年，改寫成1921年，是為了“大樹特樹毛澤東及其接班人的合法性”
中國共產黨成立於1920年，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1920年8月12日從上海發回的彙報說：“我在這兒的工作成果是：‘在上海成立了中共革命局（和朝鮮局並列），由5人組成——4名中國革命者和我。下設三個部，即出版部、宣傳部、組織部。’書記為陳獨秀，出版部長為汪原放、宣傳部長李達，組織部長張國燾，維經斯基是國際的當然代表。中共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一卷，第31頁，1997年北京版）
李達說：“這兒已經是全國、包括國外中國共產組織的一個核心。1920年8月22日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上海成立了社會主義青年團，《新青年》雜誌成為黨刊，還創辦了另一個黨刊《共產黨》，公開打出了共產黨的旗號。1920年上海辦了黨校，對外名為‘外國語學校’。劉少奇、任弼時、羅亦農、蕭勁光等在此學習，還送往蘇聯學習，成為黨和國家的領導人。”共產國際中共代表團檔案中，有一份1920年初的材料寫明中共是去年成立的，領導人是享有威信的《新青年》主編陳獨秀同志。毛澤東在1920年還不是共產黨員，更不是黨的創建者，也不是黨中央的領導者。1921年7月23日，由第三國際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組織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毛澤東作為湖南省的代表參加了會議。李達回憶，當時他對毛澤東說，你是團員，CY，既然來了，就參加會議吧，回去以後再參加黨CP。因此，毛澤東一直重視和宣傳1921年——他親自參加的黨的一大，而不願意正視和宣傳1920年中國共產黨已經成立的客觀事實。其目的是樹立對毛澤東個人的迷信和崇拜，在黨員中，特別是年青的黨員與群眾中，造成毛澤東建立了中國共產黨的錯誤印象。這種違反歷史真實的宣傳，是缺乏史德的表現。
到了2011年，官方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90週年，而不是如實地寫明是91週年，是中國共產黨黨史、宣傳部門集體喪失史德的表現，證明中國建立了一門新的學科：黨史編篡學。連本黨成立的生日的年月日都可以胡亂編寫，其目的就是為了樹立毛澤東個人迷信與權威，堅持毛澤東的錯誤指示：1921年7月1日是黨的生日。晚一年紀念90週年是為了證明接班人執政合法性來源於奪得天下的毛澤東，忠實於毛澤東及其錯誤，體現了黨的馴服工具確實是忠誠的愚蠢和愚蠢的忠誠的本質。
二、毛澤東關注和警惕留在大陸尚在人間的一大代表
毛澤東對於1949年以後，留在大陸尚在人間的一大代表，早就十分關注和警惕的。除了經過長征、抗日、解放戰爭考驗，一直緊跟毛澤東的董必武身居中央領導高位從政以外，毛澤東希望其他幾位一大代表能為他的權威服務，如一大代表李達，為毛澤東撰寫《實踐論解說》、《矛盾論解說》作宣傳、捧場，被任命為武漢大學校長。但是，當李達當面批評毛澤東的大躍進思想：“頭腦不可發熱。你發熱，中國人民可要受難”時，毛澤東生氣了。文革中，李達慘遭批鬥死亡。另一位一大代表包惠僧，被毛澤東請到北京，安排為研究歷史的學者，並要他寫“一大情況”，意思是證明毛澤東在1921年參加一大，為建黨奠基人。這位包惠僧老人實事求是，把“一大情況”的題目改為“一大前後”，除了撰寫迎合毛澤東需要的一大細節和證明毛本人參加會議以外，特別詳細、具體地描述了1920年建立中國共產黨的過程，組織、宣傳工作的具體內容，包括辦班學俄文，選派優秀青年。如劉少奇等經過一段學習到蘇聯去。辦了雜誌《共產黨》，陳獨秀創辦的《新青年》也成了黨的刊物等 。包惠僧的回憶錄，實際上肯定了中國共產黨1920年已經成立，並且籌備了黨的一大。不是1921年召開的一大才成立了中國共產黨，而是1920年建立的中國共產黨組織召開了一大。2011年大張旗鼓地紀念中國共產黨90週年，稀裡糊塗減壽一年，這是遷就參加了一大而沒參加建黨的毛澤東，保住了一大代表中畢竟有一兩個人堅持到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後當領導人，而1920年建黨的領導人都只是黨的同路人，早就分道揚鑣了。
因此，毛澤東極為重視從一大到十大同他風雨同舟的一大代表董必武，在必要時，只有這位歷史見證人可以提出重要佐證，毛澤東是一大代表，是建黨大業和建國大業的奠基人。這樣，在嚴峻的政治鬥爭大風浪中，毛澤東費盡心機地在內部不點名地批判董必武的政法觀點的同時，又對外保住董必武的政治地位。（未完待續。《新史記》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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