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破四旧”的反思与追问（下）

——兼评《王力反思录》之有关内容


米鹤都



　　五、评王力关于破四旧的辩解

　　王力在他的《反思录》中认为今天人们对毛泽东的态度产生了误解。

　　他是这样解释的：“破四旧不是毛主席的思想，同毛主席的思想相违背，不一致，不合拍”。“红卫兵搞得天翻地覆的，首先是破四旧的运动。有些历史学家不知道毛主席对破四旧的作法实际态度是什么。据我和毛主席接触中的了解，他是不赞成破四旧的。我也不赞成。我跟陈伯达提过，我说四旧这提法不科学，根据毛主席的思想，不应这样提。这口号很笼统，没有个界限。林彪的报告也提了四旧，但他也没有叫人们对四旧这样搞法。……林彪讲话有这提法，陈伯达在人民日报社论中也这样提了。林彪接见红卫兵的讲话号召破四旧，这讲话稿毛主席也看过，当时也不知道会产生这样大的后果。毛主席对当时的中央领导不满意，认为他们没有集中目标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搞破四旧这些东西，毛主席对此并没有欣赏。林彪、陈伯达也没有号召这样去搞。是新华社、人民日报具体工作的同志对毛主席思想理解不够，新华社提倡这样搞。红卫兵8月20日第一次上街，砸招牌，改路名，人民日报说好得很，新华社作（做）了详细的歌颂性的报道。在这一点上，毛主席对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陶铸不满意。但群众行动也不好去制止。也没有想到会产生那么大的后果。一出现打人，毛主席就说不行，要文斗不要武斗。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时，林彪讲话就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说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及灵魂。这是毛主席的思想。”〔12〕

　　王力的这段话，引导人们得出的印象是：毛泽东一不赞成破四旧，二反对打人，三打人现象一出现就开始纠正。而且，王力本人也不赞同破四旧，林彪虽然提了破四旧但并没有让人这样做。所以“文革”出现的破四旧、打人和毛主席的思想无关，责任界限可以说划得很清楚。

　　看了这段话，你很难说王力谈的不是事实。客观地说，王力的话确实反映了问题的一个侧面，但却并非全部；二是这当中王力有意无意地隐去了一些明显的史实，但又绝非完全造假。这样读下来，不熟悉当年历史的人多会认为他讲得颇有道理，何况这些话出自于毛泽东身边的王力之口呢，因此必然引导读者得出王力希望人们得出的结论。

　　在这点上，王力不愧为中央级的“文胆”，他写这段话的目的的确达到了。不仅具有浓厚的为尊者讳的色彩，也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但细究起来，王力这段话的问题甚多。严格意义上，他的这种“春秋笔法”远比那种硬把黑的说成白的高明得多，但是对历史的歪曲和对人们的误导却也严重得多。对这种似是而非的“史料”和“反思”，必须严肃待之，否则会误导后人走向历史事实的千里之外。正因此如此，很有必要对王力关于破四旧的“反思”再“正思”一下。

　　其一，“四旧”一词，首先见于《五一六通知》。这是毛泽东和身边一群秀才千斟酌万修改的纲领性文件，能说它不代表主席的思想？有点离谱。另一事实是，林彪从“八一八”的讲话到国庆节的几次讲话，都是由陈伯达等代为起草、由毛泽东亲自审定，再交由林彪念的。其目的不言自明，就是要将林彪为首的军事力量挟入支持文革的社会基础之中。所以说，毛泽东不主张、不赞同破四旧是背离历史事实的。

　　不过，王力的文字表达确实很艺术。他说：“只搞破四旧这些东西，毛主席对此并没有欣赏。”如果人们要表达对此的否定意思，通常会使用简单的句型，如：“毛主席并不喜欢破四旧这些东西”。王力驾驭语言的能力绝非等闲，却为何把话说得这样拗口，还是一个倒装句？反复看了两遍，才看出玄机。请注意这个“只”字，一般读者读起来往往会忽视，但是实际意思完全不一样。此其一，以含混误导。其二，它暗含着另一层逻辑推理，就是如果不是只搞破四旧，而加上斗走资派，毛泽东就会很欣赏了。如果说毛泽东最初并不一定赞同“破四旧”搞得如此天翻地覆，特别是转移了文革的大方向，在这个意义上王力的话可能是对的。但是说毛泽东不赞成“破四旧”，言过其实了。有文字记载的史料表明：

　　8月20日，毛泽东在林彪转送的反映破四旧的简报上批示：“已阅。（破四旧）是大好事，彻底暴露牛鬼蛇神。这样可以打出一条路来，对群众有利。”〔13〕另一件是在破四旧的高潮中，毛泽东把吴德找去汇报情况。吴德写道：“我在汇报前的想法是想向毛主席反映一些真实的情况，刹一刹这股风。我汇报说市委没有力量控制局面，解决不了‘破四旧’产生的混乱局面。我的期望落空。雄才大略的毛主席，以他超乎常人的思维方式缓缓说：北京几个朝代的遗老没人动过，这次‘破四旧’动了，这样也好。”〔14〕这也是上面引述的叶剑英讲话的主要意思。

　　吴德用了“雄才大略”和“超乎常人”两个形容词，话中有话地点到为止。这说明了他作为一方大员对当时混乱的血腥局面的无奈，但是很明确地说明了毛泽东对破四旧的基本态度。从毛泽东这两段话中，退一步说，即使他对破四旧不“欣赏”，也不是因为破四旧的惨无人道，而是因为它干扰了斗争走资派的大方向。王力以说“禅”的方式来隐晦历史，但表面上确实并没有犯历史错误。这是其高明之处。

　　其二，把“破四旧”全面引向社会，固然像王力所言，主管宣传的陶铸和新华社、《人民日报》的刀笔吏们具有难以推卸的责任。但王力的话又很值得怀疑。文革前宣传口就是因为不贯彻毛泽东的精神，才成为了文革的重灾区。文革后，哪怕是宣传口的新领导和继续留任的工作人员，无法想象他们还有胆量在这种极端敏感的问题上予以自由发挥？即便如此，连篇累牍鼓动破四旧的文章发表，毛泽东的不管不问就是他的态度。特别要指出的，上面大幅引用的《红卫兵赞》，就是王力主持下的《红旗》杂志的重头文章。如果说这种宣传王力是出于迫不得已、是来自最高层的精神，又怎么能说这不是主席思想呢？如果这不是来自最高层的精神，那么王力所言又出现了矛盾：

　　矛盾一，既然宣传有纪律不能自主，何来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自主”地提倡破四旧呢？矛盾二，既然文章的精神不是来自高层，那么这篇文章为何署名“评论员文章”？这样的署名，过来人都知道它的分量。矛盾三，哪怕就是《红旗》杂志自己的主张，王力总不能说这篇文章不代表他这个总编的观点吧？那么他怎么敢说他连“四旧”的提法都不同意，却还在9月中旬还起劲地肯定和鼓吹破四旧呢？王力如果在世，不知他怎么能说圆这些自相矛盾之处？

　　其三，王力认为一出现打人，毛主席就开始纠偏，显然与事实不符。1966年6月北京的批斗会已经出现打人现象。北京大学6月18日打斗干部教师的事件已经很严重，北大工作组连夜向中央上报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9号。但是，正是来自高层的指示将已下发的第9号《简报》撤销。这是哪里来的精神？谁又有这样的权威？8月5日，北京师大女附中的校长卞仲芸被一群女生打死，此事当天被刘进和宋彬彬报告到正在参加中央全会的吴德那里〔15〕。吴德对文革初期这样草菅人命的事情，有无胆量瞒住不向最高层报告？如果说毛泽东真有“一出现打人，毛主席就说不行”的那种思想认识和言论，在6月到8月、乃至9月却没有从任何渠道传播出来他的指示，哪怕是某种精神，实在说不过去呀。

　　恰恰相反，人们看到的则是8月18日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时讲了“要武嘛！”这三个字的历史作用不可小觑。陈小鲁在受访时对此印象深刻，他说：这句话真是要命啊！在这个“要武”出来之前，我们还可以控制住局势，因为《十六条》有“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政策。这个“要武”出来以后，我们就没法管了。我觉得这句话不一定是主席有意提倡，可能随口说说而已。但是对于普通学生来讲可不是这么认为的，他们认为这是个号召，所以武斗就控制不住了。人家说，毛主席都讲了“要武”嘛！〔16〕关于“要武嘛！”三个字，宋彬彬也认为可能是主席随便说说。但是“君无戏言”，这至少反映了他的一种心态。而且经媒体大加渲染，其后果是什么，过来人都清楚。当然，毛泽东确实也说过反对打人的话。8月21日，他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提出过“提倡文斗，不要武斗”，但最关键的是他同时又说了，“总之，我们不干涉，乱他几个月。”〔17〕这两句话在一起听，是该理解为制止打人呢？抑或叫做纵容？

　　其四，破四旧把打人全面推向社会，大面积的打人是破四旧的孪生兄弟。当时北京破四旧最大也是最核心的是抄家、打人的问题。要制止打人必须制止破四旧，这应当是题中应有之义。可上引王力的话前面讲的是破四旧、后面讲的是打人，它给人的感觉好像这是两回事，其实是在进行偷换概念。

　　它给人的另一感觉，是毛泽东、林彪1966年8月31日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时即在对打人纠偏。而林彪8月31日和9月15日的两次讲话，都对破四旧予以了充分和高度的肯定。他谈到：“红卫兵战士们，……你们斗争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毛主席和党中央支持你们！……你们的革命行动，震动了整个社会，震动了旧世界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你们在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战斗中取得了光辉的战果。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虫，都被你们搞得狼狈不堪。你们做得对，做得好！”也就是说，到9月中旬，中央高层没有对破四旧正式纠偏，而且认为“做得对，做得好！”。“吸血鬼、寄生虫，都被你们搞得狼狈不堪”，难道他们不知道这是红卫兵们通过暴力手段进行的吗？北京市这期间打死了一千多人，难以想象毛泽东等人没有耳闻？他们不了解破四旧和打人的关系吗？一面在大力支持破四旧，一面说是在制止打人，这在逻辑上说得通吗？王力恰恰是通过割裂一对连体双胞胎，来掩饰一些真相。

　　其五，“文革”中盛传是江青的一句名言，“好人打坏人活该”，对打人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段话实际上倒是来自毛泽东的精神，江青不过鹦鹉学舌而已。江青1966年7月28日在北京展览馆召开的海淀区中学生代表大会上说：“人的错误思想是打不掉的，但革命风暴中出现打人的事情不是坏事。毛主席说过：‘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是误会，不打不相识。今后不要再打人了。’”〔18〕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让人感到它是在制止还是在鼓励打人？

　　其六，如果说毛泽东是出于“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像王力解释的那样，是考虑到“群众行动也不好去制止”的话，那么当时并不缺乏适宜的可利用物。清华附中红卫兵曾经写了“十点估计”，西纠的若干通令都包含有制止打人的积极内容。以群众的一种“首创”去化解另一种“首创”也好，理解为“以夷制夷”也好，都是可资利用的手段。不仅完全可以摆脱这种干系，它不也是一种“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吗？但没有见到毛泽东对这些出自部分红卫兵之手的、制止武斗打人的文件予以任何肯定和宣扬。在王任重印发了“十点估计”，希望借此来稳定局势的时候，〔19〕反倒是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明确说：“北京太文明了，发呼吁书。流氓也是少数，现在不要干涉。”〔20〕他对“十点估计”提出的制止打人表现出了明显的否定态度。

　　其七，另一个更说明问题的事实是：破四旧刚刚兴起的1966年8月21日，毛泽东批转下发了《关于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次日，又批转下发公安部《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报告。后一报告规定，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这一条比什么都更说明问题的实质。北京市公安局实际上执行的就是“运动中一律不逮捕人”、“警察一律不得进入中学”的政策，这政策从哪来的？同月，谢富治在公安系统会议上又讲：“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蹲监？我看，打死了就打死了，我们根本不管。”〔21〕以谢富治的谨小慎微和紧跟，他的这个“我看”能是他个人的意见吗？实际上这才应当是最高层的态度。


　　六、从《王力反思录》谈文革反思

　　如前所述，破四旧的史实其实都是清楚的，王力都是知情的，但他怎么可以把这段历史描写成前引的那段文字呢？真把历史当成“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了？

　　对此，笔者有三点感触：首先，王力为尊者讳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这点即使他的儿子也看得很清楚。王力之子王鲁军在《王力反思录》的“再版后记”中谈到：“其实，就是我父亲写的这部《回忆录》，也没能完全避免‘为尊者讳，为正确者藏’的问题，为维护毛主席和一些革命老前辈的威信，他也回避了一些问题和看法。”〔22〕但是，如果把历史说成：破四旧“是新华社、人民日报具体工作的同志对毛主席思想理解不够，新华社提倡这样搞”，就大相径庭了。这不仅是“为尊者讳”这种还能让人理解的感情问题了，而是对历史极不负责任的歪曲了。其次，文革研究中所反映出的感情色彩太强烈了，王力这篇文章就是一例。因此提示我们在研究中必须学会甄别，去伪存真，否则势必误导后人。再者，实在不敢恭维的是，以当年参与中央高层决策的王力，其水准实在不应当在这短短几行字中，就出现这么多史实乃至逻辑方面的低级错误。以小人之心度之，如果他是有意为之，那么他的目的达到了，堪称佳作，其结果势必误导后人得出与史实相反的结论；如果是信口而言，那么我就对这位被毛泽东欣赏的“顶级文胆”，不仅从能力上甚至从智力上予以怀疑了。

　　关锋、戚本禹8月26日给江青一份报告，其中谈到，当前运动的主流是健康的，但也有一些缺点，产生了一些副作用。例如捉人、打人的现象很多，特别是捉了、打了一些好人和中间群众；抄家的范围宽了一些；对群众日常生活中的习惯干预得多了一点。〔23〕依据这个报告，那就是中央文革认为：主流依然健康，破四旧是正确的。打人多了一些，但并不是完全不对；抄家范围宽了些，但也不是错误的。这个说法应当比王力的回忆更贴近历史真相，更贴近毛泽东的基本态度。

　　其实，王力自己并不是不清楚毛泽东的底蕴。他在另一份“申诉书”、而不是“反思录”中，为自己辩解时把“乱”的责任实事求是地都还原给了毛泽东。他说：“至于‘不要怕乱’问题，那是毛主席反复坚持的观点。1966年7月8日，他（注：指毛泽东）写道：‘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同年8月23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说：‘主要问题是对各地所谓‘乱’的问题，采取什么方针？我的意见是乱它几个月。’‘我看北京乱得不厉害。’”〔24〕王力在向中央厘清自己责任、抱委屈时脑子清楚得很，怎么面对人民和历史谈的却是另外一套说辞呢？真是内外有别呀！可悲的是他面对个人毁誉很在乎，所以畅所欲言；面对历史和人民却虚与委蛇，说禅般的虚无缥缈。他的《反思录》整体上是向着研究历史真实迈进了一步，但是在这个重大问题上却不是以历史的态度在反思。

　　在中央领导人层面，当年公开站出来制止打人的，目前看到的史料有两个：一个是周恩来在9月2日制定了一个《有关红卫兵的几点意见》，提出红卫兵要“学习和掌握政策”，“分清敌我友，团结大多数”；“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动手打人”，红卫兵搜捕人，必须与北京市委、北京卫戍区和公安部门商定等项要求。但这个意见遭到康生反对后，周恩来甚至未敢呈报毛泽东而使其胎死腹中。〔25〕另外一个是出自陈毅之口。不过，他只能在他管辖的外事口提出他的看法。北京外语学院传达陈毅讲话说：“北京目前打人的风气很浓，不能提倡”。“红卫兵中有些东西是封建的东西，如骂人狗崽子”，“抄家没收一定要经过手续”，“无论如何不能排外”，“运动愈是搞得深入愈是要讲政策”，“偏差要及时纠正”。〔26〕

　　直到9月2日，北京市下发了《关于制止一切打死人现象的紧急通知》，提出：要用最大努力耐心说服和坚决制止一切打死人的现象。从现在起一律禁止提供所谓流氓名单，违者要受纪律处分。除现行犯外，五类分子的名单，也不要向群众提供。〔27〕这个文件表明：一是破四旧当中，的确是由公安系统提供的名单，高层并非不清楚破四旧之所以如此蓬勃发展的根本症结在哪里；二是这个文件是在破四旧已经造成严重后果之后，才出台的一个供内部掌握的政策，表面上，宣传机构仍然在歌颂和鼓动着破四旧。


　　综上所述，红卫兵的破四旧是中共在文革初已经开始启动的“保卫毛主席”行动的延续，所谓抄家应当是和搜查枪支弹药、电台，清查特嫌等项工作密切相关的，很难说是红卫兵们首创的，相反倒很像是受人指使的活动。遣返则和清查清理社会人口关系密切，只不过对以往的政策加以扩大化而已。在这一过程中，红卫兵的破四旧得到了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支持，他们希望通过打乱现有政治格局的方式，完成发动群众和“清洗几百万”的目的。破四旧也得到党内老干部和地方党政机关的支持，他们以传统阶级斗争观念的惯性，继续把矛头对准剥削阶级，以转嫁矛盾的方式来力求自保。破四旧更得到了基层国家机器的支持，除了减轻其工作负担外，还通过这种方式消除了种种未知的“隐患”。破四旧也得到了以流氓无产阶级为主体的市民阶层的拥护和协助，除了所谓“阶级仇恨”外，他们与破四旧的对象们之间，还夹杂着贫富差距、文化格调、个人恩怨等诸方面的矛盾，还有住房、财产等方面的经济利益驱动。也就是说，整个社会从上到下的成年人，如果说连起哄、叫好、看热闹的都算在内，可以说京城的多数成年人都在为破四旧呐喊助力，所以才可能使其成为现实。反过来说，在一个成年人掌控的社会中，青少年们的盲动如果成为可能以至现实，那就一定是冲到了成年人为其划定的轨道上。

　　破四旧就是这样的一个政治游戏。


　　注释：

　　1．张民：《周恩来与“首都工作组”》，第96－10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

　　2．周恩来接见科学院京区各单位代表谈话机要，1967年1月21日，《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3．《中国共产党天津历史大事记》，中央党史出版社，2001年，第276页。

　　4．宋永毅：《“文革”中的暴力与大屠杀》，《华夏文摘增刊》，第317期。

　　5．张民：《周恩来与“首都工作组”》，第96－10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

　　6．刘景航，2008年10月30日访谈录音整理稿。

　　7．刘龙江，2008年6月27日，7月6日、13日访谈录音整理稿。

　　8．王宇、侯瑛，2008年11月22、23日访谈录音整理稿。

　　9．叶剑英、戚本禹等接见艺术院校团体部分师生代表时的讲话，1966年9月25日，《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又见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第251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

　　10．1966年8月29日《人民日报》社论：《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

　　11．《红旗》第12期，1966年9月17日。

　　12．王力：《王力反思录》，第423－424页，北星出版社，2008年。

　　13．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第143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

　　14．吴德：《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第24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

　　15．刘进回忆：卞校长去世后，我们觉得情况严重，应该尽快向上级汇报。当时知道中央在北京饭店开会，到那儿一定能找到领导。我们几个从学校一路走到北京饭店时，已经半夜了。起初我们想见新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李不见，只好找第二书记吴德。……吴德听完我们的汇报，半天没有说话，后来才慢慢说：这么大的运动，难免发生这样那样的问题，人死不能复生，死了就死了。还说：你们不要担心害怕，回去要注意保密，不要扩大影响等等。《回忆》，总第47期，2010年4月28日。

　　16．陈小鲁，2010年5月14日访谈录音整理稿。

　　17．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第143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

　　18．江青1966年7月28日在北京海淀区中学生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载《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此话的另一版本，是李雪峰传达毛泽东指示：“打就打嘛，好人打好人误会，不打不相识；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见胡鞍钢：《毛泽东与文革》，第176页，大风出版社，2010年。

　　19．见卜大华：《我所知道的红卫兵》，《回忆与反思》之一。

　　20．陈东林、杜蒲：《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三卷，上册，第152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笔者注：这里的“呼吁书”指清华附中红卫兵等发出的制止打人的“十点估计”，毛泽东的意思是否定的。

　　21．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73页。

　　22．王力：《王力反思录》，第423－424页，北星出版社，2008年。

　　2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113－11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

　　24．王力：《向党中央的正式申诉书》，1988年8月30日，《华夏文摘》增刊，第551期，2007年。

　　25．《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5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

　　26．周良霄顾菊英编著：《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之一，第377页。

　　27．转自胡鞍钢：《毛泽东与文革》，第348页，大风出版社，2010年。

　　原载《华夏文摘》增刊第八二七期——文革博物馆通讯（六五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