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11日 星期日

高伐林:歷史不是由勝利者寫的


《新史記》高伐林


有人說,歷史就是中國人的宗教。這話有幾分道理:西方民族遇到麻煩,便託付給上帝;中東民族遇到難題,便向安拉籲求;而中國人在無法掌握自己的現實命運時,便將最終的公道寄望於虛無縹緲的歷史。

曾幾何時,中國人竟將“歷史”當成了口頭禪:成功之道歸於“歷史的潮流不可阻擋”;失敗之因自然也是“歷史的規律不可抗拒”;好人蒙難,那就耐心等待“歷史的評價”,壞人得逞,那就詛咒他難逃“歷史的懲罰”;自勉時會說“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勸喻時也說“人相食,你我是要上史書的”(劉少奇)……

“歷史”成了一個“筐”,什麽都可往裡裝!

其實,專制者在內心深處才不這麽像阿Q般看待“歷史”呢,他們並不用“歷史車輪”“歷史號角”之類鴉片自欺欺人,而是堅信“歷史是勝利者寫的”,而“勝利者是不受指責的”(斯大林)——在現實中贏得控制權,就擁有了叙說和解釋歷史的話語權;反過來,壟斷對過去發生事件的說法,也就是爲了鞏固在現實中的統治。這就是爲什麽從江澤民到胡錦濤,視中共黨史第二卷為天字第一號的思想理論工程;爲什麽從習近平到薄熙來,都“堅決反對任何歪曲和醜化黨的歷史的錯誤傾向”——“學黨史、強黨性”這句話,就一語道破天機!

中國權力者愛引用列寧的名言“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這既是一句嚇唬人的大話,又是一句欺騙人的謊話——對經其選擇的某些“過去”,例如他們的“光榮歷程”,逼迫人們銘記,否則就“意味著背叛”;而被他們捨棄的另外某些“過去”,則必須忘記:列寧受到德皇政府資助回國奪權,又割地賠款退出戰爭以報答;指使契卡殺害25萬人,親自下令綁架並殺害人質以奪取農民口糧。後繼者斯大林在“肅反”中令人髮指的屠戮,以及與希特勒勾結,犯下卡廷森林屠殺的罪行,也當然要忘記;中國人也必須忘記和平年月中冤死和餓死的數千萬人;忘記毛澤東從富田事件、到“延安搶救運動”、再到“鎮反”“肅反”“反右”“文革”衆多災難中所負的罪責;忘記鄧小平固然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卻也是“六四”血腥鎮壓民主運動的元凶禍首……記得中國大陸學者編了一本書《歷史的先聲》,輯錄了中共在上個世紀四十年代宣傳民主、反對獨裁的報刊文章,出乎意料的是,中共的這些昨日的言論,今朝卻被中共自己查禁了!不是說“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嗎?

這正是《新史記》雜誌在辛亥革命成立100周年、中共創立90周年、蘇聯解體20周年前夕,正式推出的理由:一個失去記憶的民族,是一個愚蠢的民族;一個只按照官方要求來記憶,別的統統忘記了的人,是一個虛妄的人。我們相信,對歷史,尤其是對中國近代史、中共黨史和國際共運史,都要打破官方壟斷,獨立審視反思,才能盡可能逼近歷史真相,真正多側面、多層次地觸摸到活生生的真實歷史。

《新史記》此前出版了一期試刊號,聚焦於在剛剛過去的二十世紀中最有影響的一位中國人——毛澤東的家人。海涅說,“播下的是龍種,收穫的卻是跳蚤。”毛澤東播下“龍種”,收穫的是什麽?他影響了幾代中國人的命運和心靈,但他自己的家人、後代的命運和心靈又如何呢?

當時我們設想:試刊三期後,再正式出版。但是第一期試刊號贏得了讀者,給了我們信心,使我們改變了想法:從本期開始,就正式創刊。創刊號的主題,就是“中共90年”。

對中共90年的漫長歷程,人們有各種觀察和叙述角度。中共領導人和官方黨史學者的“主流論述”,堵不住天下人的悠悠之口。有人說,黨史可以分成三個30年:前30年:奪權;中30年:專政;後30年:保權。也有人說,整個黨史以毛澤東爲中心,分三個時期,前毛時期,是他的崛起史;毛時期,是他的運動史;后毛時期,是其繼任者圍繞他的遺産的爭奪史……

這些說法,都有道理,又都不免失之簡單化。本期雜誌的多篇專訪、文章,有更爲深入、翔實的探討。這些文章披露的史實、表述的看法,或許有很多可議之處,歡迎讀者商榷、質疑和批評,但我們編選這些文章,所貫串的一個信念就是:歷史,並不是由勝利者寫的。

人們常常引用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的一句話:“人類從歷史學到的唯一教訓,就是人類沒有從歷史中學到任何教訓。”這是沉痛,還是無奈?好在,《新史記》雜誌並不打算從歷史中挖掘教訓。與其說,歷史是一面可以“知興替”的鏡子,不如說它是一團亂麻——官方“編織”出來一件“皇帝的新衣”,告訴人們:這就是“歷史”;而我們的視線,穿過他們的“皇帝的新衣”,重新梳理這團亂麻,如果能從中理出一些線頭,我們的願望就算達到了!(《新史記》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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