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伐林：歷史不是由勝利者寫的

《新史記》高伐林

有人說，歷史就是中國人的宗教。這話有幾分道理：西方民族遇到麻煩，便託付給上帝；中東民族遇到難題，便向安拉籲求；而中國人在無法掌握自己的現實命運時，便將最終的公道寄望於虛無縹緲的歷史。

曾幾何時，中國人竟將“歷史”當成了口頭禪：成功之道歸於“歷史的潮流不可阻擋”；失敗之因自然也是“歷史的規律不可抗拒”；好人蒙難，那就耐心等待“歷史的評價”，壞人得逞，那就詛咒他難逃“歷史的懲罰”；自勉時會說“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勸喻時也說“人相食，你我是要上史書的”（劉少奇）……

“歷史”成了一個“筐”，什麽都可往裡裝！

其實，專制者在內心深處才不這麽像阿Ｑ般看待“歷史”呢，他們並不用“歷史車輪”“歷史號角”之類鴉片自欺欺人，而是堅信“歷史是勝利者寫的”，而“勝利者是不受指責的”（斯大林）——在現實中贏得控制權，就擁有了叙說和解釋歷史的話語權；反過來，壟斷對過去發生事件的說法，也就是爲了鞏固在現實中的統治。這就是爲什麽從江澤民到胡錦濤，視中共黨史第二卷為天字第一號的思想理論工程；爲什麽從習近平到薄熙來，都“堅決反對任何歪曲和醜化黨的歷史的錯誤傾向”——“學黨史、強黨性”這句話，就一語道破天機！

中國權力者愛引用列寧的名言“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這既是一句嚇唬人的大話，又是一句欺騙人的謊話——對經其選擇的某些“過去”，例如他們的“光榮歷程”，逼迫人們銘記，否則就“意味著背叛”；而被他們捨棄的另外某些“過去”，則必須忘記：列寧受到德皇政府資助回國奪權，又割地賠款退出戰爭以報答；指使契卡殺害25萬人，親自下令綁架並殺害人質以奪取農民口糧。後繼者斯大林在“肅反”中令人髮指的屠戮，以及與希特勒勾結，犯下卡廷森林屠殺的罪行，也當然要忘記；中國人也必須忘記和平年月中冤死和餓死的數千萬人；忘記毛澤東從富田事件、到“延安搶救運動”、再到“鎮反”“肅反”“反右”“文革”衆多災難中所負的罪責；忘記鄧小平固然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卻也是“六四”血腥鎮壓民主運動的元凶禍首……記得中國大陸學者編了一本書《歷史的先聲》，輯錄了中共在上個世紀四十年代宣傳民主、反對獨裁的報刊文章，出乎意料的是，中共的這些昨日的言論，今朝卻被中共自己查禁了！不是說“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嗎？

這正是《新史記》雜誌在辛亥革命成立100周年、中共創立90周年、蘇聯解體20周年前夕，正式推出的理由：一個失去記憶的民族，是一個愚蠢的民族；一個只按照官方要求來記憶，別的統統忘記了的人，是一個虛妄的人。我們相信，對歷史，尤其是對中國近代史、中共黨史和國際共運史，都要打破官方壟斷，獨立審視反思，才能盡可能逼近歷史真相，真正多側面、多層次地觸摸到活生生的真實歷史。

《新史記》此前出版了一期試刊號，聚焦於在剛剛過去的二十世紀中最有影響的一位中國人——毛澤東的家人。海涅說，“播下的是龍種，收穫的卻是跳蚤。”毛澤東播下“龍種”，收穫的是什麽？他影響了幾代中國人的命運和心靈，但他自己的家人、後代的命運和心靈又如何呢？

當時我們設想：試刊三期後，再正式出版。但是第一期試刊號贏得了讀者，給了我們信心，使我們改變了想法：從本期開始，就正式創刊。創刊號的主題，就是“中共90年”。

對中共90年的漫長歷程，人們有各種觀察和叙述角度。中共領導人和官方黨史學者的“主流論述”，堵不住天下人的悠悠之口。有人說，黨史可以分成三個30年：前30年：奪權；中30年：專政；後30年：保權。也有人說，整個黨史以毛澤東爲中心，分三個時期，前毛時期，是他的崛起史；毛時期，是他的運動史；后毛時期，是其繼任者圍繞他的遺産的爭奪史……

這些說法，都有道理，又都不免失之簡單化。本期雜誌的多篇專訪、文章，有更爲深入、翔實的探討。這些文章披露的史實、表述的看法，或許有很多可議之處，歡迎讀者商榷、質疑和批評，但我們編選這些文章，所貫串的一個信念就是：歷史，並不是由勝利者寫的。

人們常常引用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的一句話：“人類從歷史學到的唯一教訓，就是人類沒有從歷史中學到任何教訓。”這是沉痛，還是無奈？好在，《新史記》雜誌並不打算從歷史中挖掘教訓。與其說，歷史是一面可以“知興替”的鏡子，不如說它是一團亂麻——官方“編織”出來一件“皇帝的新衣”，告訴人們：這就是“歷史”；而我們的視線，穿過他們的“皇帝的新衣”，重新梳理這團亂麻，如果能從中理出一些線頭，我們的願望就算達到了！（《新史記》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