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記》蘆笛
第一塊紅色根據地開創者朱德，與毛澤東合影。
1928年底，國軍發動三省會剿，井岡山道路便走到了末路。朱德眼見無法守住井岡山，便主張扔下那荒山轉移，而毛主張憑險死守。爭論了一個月後，最後決定以1/3的兵力扼守井岡山，以2/3的兵力跳出外線，佔領江西敵人後方，使得江西軍隊回援，以此打破會剿。歷來的規矩是朱德帶兵出外打仗，毛澤東和袁文才留守。但這次官軍勢大，毛看出了兇險，便提出要隨大隊轉移，大家也只好答應了，於是守山的任務就交給了恰在此時來到井岡山的彭德懷率領的第五軍，以及袁文才的32團。
紅四軍主力在1929年1月初下山後，在大庾（今大余）被贛軍三團擊敗，只好沿著閩粵贛邊界“轉進”，把彭德懷扔在井岡山不管了。國軍輪班窮追，紅軍先後在平頂坳、崇仙圩、圳下、瑞金等地四戰四北，只好急速逃命，每天必須強行軍90華里以上，疲憊不堪，而且所到之地群眾組織薄弱，給養非常困難。朱德力主分兵，以團為單位自謀生路，這樣行動快，容易逃脫，而且人少了，也就容易解決給養，恢復軍隊紀律，並減小目標，而毛則主張集中兵力作戰，說分散了就會被敵軍各個擊破。2月間，朱毛終於分兵，“朱部在前面走，毛部跟著來依依不捨，所（以）終沒有分開。”其實是毛澤東賴上了朱德。
逃到瑞金與寧都交界的大柏地時，紅四軍“以屢敗之餘作最後一擲”，擊潰了國軍劉士毅師。待逃到興國、吉安、永豐交界處的東固時，紅四軍得到了由李文林等人領導的東固紅軍二團與四團的掩護，才獲得一周多的休整。此時朱毛得知井岡山業已失敗，於是決定到閩粵交界處游擊。3月間，蔣桂戰爭爆發，國軍忙著火拼，再顧不上剿紅軍了。紅四軍絕處逢生，進入閩西，擊潰了國軍郭鳳鳴旅，打下了汀州，開創了閩贛根據地，為日後建立中央蘇區奠定了基礎。
朱德來後才開創第一塊紅色根據地
由上介紹可知，第一塊紅色根據地，其實是朱德到來之後才開創的。從1927年10月至1928年4月，在朱德到來之前，毛澤東基本按照梁山泊模式行事，佔山為王，基本沒有發動群眾進行土地革命，建立地方武裝與群眾組織。朱毛會師後，紅軍才將控制的地域從井岡山一地擴大到周邊三個縣，更開展了土地革命，建立了基層政權與群眾組織，這才算是建立了湘贛邊界根據地。即使如此，按陳毅的評價，它也只是“紅軍割據”亦即單純的軍事佔領，群眾沒有真正發動起來。
紅四軍逃下井岡山後，吃夠了沒有群眾組織與地方武裝支持的苦頭，蕭克回憶道：
“部隊在冰凍寒天中行走，很多人衣著單薄，大部分人穿草鞋。群眾沒有受紅軍的影響，有的逃跑，即不跑，對我們也是懷疑的。地主武裝還來騷擾。我們既要對付後面窮追不捨的敵人，又要克服自然界的重重困難。這一段行軍很危險，也很艱苦。”
“有一天走了20多里，天快黑了，我們就在一個村子住下。離住地四五里的村莊，有個黨支部。快半夜時，幾個黨員來報告，說敵人天黑後到了他們村裡，情況十分緊急，我們立即起床，悄悄出發了。若不是地方黨的同志來報告，第二天拂曉我們就有可能受敵襲擊。毛澤東後來曾以此例來說明軍隊做群眾工作、建立地方黨組織的重要性。”
就是通過總結這些正反兩面的教訓，毛和其他紅軍領導人才逐漸發展和完善了創建革命根據地的全套措施。它們並不是毛一上井岡山便無師自通地推出來的。
此外還有黨中央的指導，例如周恩來曾在中央的指示信中指出：
“（紅四軍）前委在過去忽略了所到地區之群眾的日常鬥爭。……紅軍四軍經過許多群眾未曾發動的地方，不要只是提出一般的政治口號，應該細心去瞭解群眾日常生活的需要，從群眾日常生活鬥爭引導到政治鬥爭以至武裝鬥爭，這種鬥爭才是群眾本身所需要的，才不是單純軍事力量的發動，才不是少數個人英勇的硬幹，才會團結廣大群眾在黨的周圍，這對於地方黨部工作之幫助，特別要指示這一點。”
因此，客觀說來，毛澤東佔據井岡山，除了為朱德的隊伍提供了個暫時的落腳點外，無論是從政治上還是從軍事上來看都毫無意義，根本就不是什麽紅色根據地的樣板。如果不是朱德去與毛澤東會合，如果不是毛澤東被迫跟著朱德走下井岡山，那麼他也就不可能完成從傳統山大王到紅色山大王的實質性轉變。井岡山只對毛個人的成長有意義，對中共革命並無意義。它之所以變成“革命的搖籃”，完全是毛製造的神話。
爲此，毛不惜向公眾隱瞞了他與朱德終生的不和，只對親信洩露他對朱的惡感。在文革中，他曾對王力說，“朱德每次重大路線鬥爭中不是站在對立的方面，就是不大清楚”，儘管如此，他仍然要保朱德和陳毅，那是因為“從井岡山就是總司令朱德、政治委員毛澤東、政治部主任陳毅”，所以毛一定要保他們。由此可見，毛保這兩個人，完全是出於維護“井岡山神龕”完美無缺的政治需要。此所以他讓朱德做了一輩子空頭司令，這實在是對待他根本不信任的“同志”、同時又能維持神話完整的絕佳辦法。這種詭計，天下也只有毛澤東才想得出來。（《新史記》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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