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璐的最新著作《中共歷史的見證》（明鏡出版社）
《新史記》高伐林
（續前）朝花夕拾譜出感人黃昏戀
談司馬璐，不能不談到他與戈揚的一段傳奇戀情。
海外著名記者曾慧燕在《司馬璐、戈揚結連理》的特寫中寫道：司馬璐“與70年前青梅竹馬的‘紅衣少女’戈揚（本名樹佩華），譜出一曲感人的黃昏戀……在曼哈頓移民局法庭舉行特別婚禮，一對新人正式結為‘老伴’，喜極而泣，場面感人”。
戈揚大司馬璐三歲，同為江蘇海安同鄉，70年前，兩人在鎮江一起參加共產黨外圍組織“讀書”，司馬璐回憶，年青時的戈揚“非常漂亮”，喜歡穿一襲紅衣，司馬璐對戈揚情有獨鍾，“紅衣少女”的形象多少年來一直烙在他的腦海中。“可是，那時追求戈揚的人太多了，我怎麼排隊都輪不到。”而且，在“紅衣少女”眼中，那時的司馬璐只是“一個黑黑瘦瘦的大孩子”。
後來司馬璐去了“革命聖地”延安，戈揚成為新四軍和《新華日報》著名女記者。巧合的是，兩人分別在周恩來和鄧穎超夫婦手下工作。他們雖曾在重慶偶然相遇，但那時兩人都準備為共產主義理想拋頭顱、灑熱血，置生死於度外，見面時礙於革命紀律，也將兒女私情拋在一邊。命運捉弄他們，由於各自都改了名姓，竟完全失去聯繫達數十年之久。後來，司馬璐“覺今是而昨非”，脫離中共，1983年自香港移民美國；戈揚卻對革命堅定不移，中共建政後曾任新華社上海分社社長，並出任《新觀察》主編，1957年“反右”和“文革”中遭到厄運，下放勞動改造長達21年，受盡折磨，1989年4月下旬，戈揚應邀赴美國出席學術研討會，因爲“六四”爆發被迫滯美。
難能可貴的是，兩人雖然後來的經歷不同，但爭取中國的獨立、民主和人民的自由、幸福而鬥爭的初衷，卻始終未曾改變。令人驚異的是兩人“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杜甫詩），卻似乎在冥冥中遙相呼應：就在戈揚在北京任《新觀察》主編，1957年被劃右派，雜誌停刊時，司馬璐在香港辦起《展望》，刊名都珠聯璧合，好像兩人演出一場“接力賽”。
歷盡劫波，殊途同歸。司馬璐在中文媒體上看到有關戈揚的報導，覺得似曾相識，後來才知她就是當年的“紅衣少女”樹佩華。半年後，兩人在紐約重逢。
司馬璐與戈揚。
同為“天涯淪落人”，戈揚說：“70年前，我們做過同一個夢，今天我們還做著同一個夢。”1993年，司馬璐大病一場，戈揚在病榻前悉心照顧；其後他們相互關照，終於在2002年9月13日在紐約曼哈頓移民局法院舉行特別婚禮，獲得了所有人的祝福。
2009年1月18日凌晨，戈揚在紐約法拉盛醫院病逝。
永遠生活在對未來的向往中
92歲的司馬璐，不能系統地回答關於黨史的諸多疑問。但他的許多隻言片語，浸透真知灼見：
——我覺得，在早期共產黨人中確實有一批真正的理想主義者，值得尊敬。共產主義作為一種學說，也可以研究。但是，當後來他們把它變成了一種巫教，就造成了全國性的災難。
——共產黨對很多事情有雙重標準，對外講，平型關大戰和百團大戰是共產黨的功勞，但是對內講，毛澤東的看法卻完全相反。毛澤東說，日本人侵略越深，對共產黨發展越有利。
——共產黨認爲，為革命講假話，理直氣壯。講假話是從毛澤東、周恩來這些領袖開始的，劉少奇講得很清楚，做共產黨員就是要做黨的工具麼。
……
我帶來一本《中共歷史的見證》，請作者簽名。司馬璐欣然同意，從床頭櫃裡摸出筆來就寫。
但是寫完後，老人卻磨磨蹭蹭，不肯遞還給我。我不解其意，只好等著。他沉吟再三，才帶著商量的口吻說：光寫高伐林，感覺不好，我就寫上“兄”吧？
我說，我是晚輩，您這樣稱呼我不是折我的壽嗎？
但老人已經在我的名字後面，添了一個“兄”字。
護理人員進來告知：開飯了。於是我推著老人的輪椅出門。
剛才還自謙自己記性不好的司馬璐，卻回過頭來叮囑我說：出門了就不要照相了，老人院有規定，不允許照相。
司馬璐在這裡孑然一身。我問他，在這裡感到寂寞嗎？他搖頭。
他生活在往事中，生活在思索中。而他的往事和思索，都貫串著對更美好未來的向往。那麽，也可以說，老人仍然生活在對美好未來的向往中。（《新史記》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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