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記》蘆笛
中共間諜人才輩出
中共的另外一個主觀優勢,是從蘇聯那兒學來的諜報工作。中共間諜人才輩出,對國民黨進行了全方位、多層次的滲透,滲透到超飽和的地步。其中既有擔任機要工作者,如著名的“前三傑”(錢壯飛、李克農與胡底)與“後三傑”(熊向暉、申健與陳忠經),又有國軍高官,諸如先後任軍令部次長、國防部參謀次長的劉斐與國防部作戰廳廳長郭汝瑰,甚至在國府逃台後還有國防部參謀次長吳石。國府的一切戰略情報均與中共慷慨分享,完全是透明的。就連戰術情報,中共都洞察無遺。
遼瀋戰役中,參加義縣保衛戰的國軍軍官趙振華戰敗被俘後,被共軍長官提審。那長官走到牆上掛著的敵情要圖前,用手指著圖問他情況,他走上去一看,但見:“牆上掛的是第二十師在義縣防禦配備要圖,再仔細一看,上面的工事位置,兵力部署,小到連排,都與我們自己繪的絲毫不差。我當時大吃一驚,我們的軍事秘密,何以會被對方瞭解得這樣清楚,今天當俘虜是一百個應當的了。”
中共從蘇聯學來的密碼偵破術也非常先進,共軍戰場指揮員因此對國軍動向與部署一清二楚。不但龔楚在回憶錄中介紹過,李德也在回憶錄中提及,紅軍情報科日夜值班,竊聽和破譯國軍無線電報。第四次圍剿發動前,中共就得到“非常準確的情報”。類似地,在廣昌戰役發動前,紅軍事前就通過無線電偵察得知國軍發動進攻的準確時間地點。李先念也承認:“曾希聖同志是我們黨的情報工作創始人。在紅軍時代,他擔任中央軍委二局局長……為毛澤東同志制定正確的軍事部署、指揮紅軍作戰,提供了許多準確無誤的國民黨軍事情報。”
據他介紹,毛澤東曾說:“沒有二局,長征是很難想像的。有了二局,我們就像打著燈籠走夜路。”周恩來也稱曾希聖是我黨情報工作“創業的人”。徐向前在其回憶錄中多次提到,他們不但根據偵聽到的國軍電訊制定作戰計劃,還經常將此類情報提供給一方面軍。四方面軍負責偵聽敵臺情報的宋侃夫證實了這一情況。他還披露,中央紅軍在湘川黔地區行軍時很難偵聽到敵臺情報,四方面軍電告的敵情起了重要作用。曾三也對他說:“你們提供的情報對我們是起了作用的,使中央紅軍避免了一些可能發生的遭遇戰。”文革中他挨批鬥,毛還因此發話說,宋侃夫過去是立了功的,不要老搞他。反過來,共軍的密碼是蘇聯人編制的,連日本人都沒本事破譯。岡村寧次就曾承認:“戰爭中,我高級司令部照例收聽敵方無線電報。對延安發出的中共電報固然也曾截收並努力破譯,但因與蘇聯的密碼相似,始終未能破譯。”
對國軍的戰略與戰術情報瞭如指掌,使得共軍不但在制定戰略計劃時能先機制勝,而且在進行戰鬥時可以實行“斬首戰術”,專門摧毀國軍指揮機構,令國軍不戰自亂。蔣介石為此傷透了腦筋。他告訴國軍將領們,共軍“能專找我們高級司令部和高級指揮官的所在地。凡是我們主力的調動,團長以上官長的行動,幾乎都被他們發覺。結果我們前方的高級司令部,往往遭受襲擊,高級指揮官往往被他們俘獲。這是他們八年以來,處心積慮,聚精會神所研究出來的對付我們的特種戰術。”“事實上一年以來我們最吃虧,最損失的地方也確實在於這一點。”
那該怎麼辦呢?蔣介石想出來的辦法令人瞠目結舌:不是釜底抽薪,而是鍋中注水:他讓團以上各級司令部盡可能多設假司令部,司令官白天住一處,夜晚住一處,或住在營、連裡指揮;行軍時切不可騎馬或坐轎,“一切生活行動、服飾態度,要和士兵一樣”,這樣共軍“就不知道誰是指揮官了”。如果被包圍,“切不可發出無線電報或電話向上級報告自己部隊死傷多少,糧食只剩多少”,因為共軍已掌握了我方的密電碼,“他在三五個小時內都可以翻譯出來”!
既然明知如此,那就該採取主動措施,加強自家的反特除奸,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就算沒本事設計“恩尼格瑪密碼機”,起碼要頻繁改換密電碼吧?若不能這麼做,甚至連自家的密碼都不能信任,那就乾脆別作計劃,由各部將領相機行事算了。可老蔣制訂的計劃偏偏還非常僵死,不許將領自由發揮,於是便永遠讓中共知己知彼,棋先一著。蔣緯國說:“國防部的高級軍官身邊有中共潛伏,所以變成了國防部的命令正本給中共,副本給國軍的情形,國軍的戰力遂大不如前,快速縱隊不是被殲滅就是自己崩潰。”拿著正本的共軍若還打不贏拿著副本的國軍,那當真是白癡了。而老蔣反復吃虧還悟不出身邊有間諜,也確實是白癡。但這並不是毛而是董必武、周恩來、劉少奇、曾希聖等人的功勞。如所周知,毛在蘇區主要是指揮打戰和從事政府工作,並不曾參與在白區建立並直接領導地下特工網,破譯密電碼的工作就更不是他領導的。
最後需要指出的乃是,中共勝利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共集體努力的結果。創建紅軍的並不光是毛一人,鄂豫皖蘇區、湘鄂西蘇區乃是其他人創建的。這些蘇區的紅軍使用的戰略戰術與毛用過的大同小異,乃是當地的紅軍將領獨立發明的。例如徐向前發明的“防禦運動戰”就頗有獨到之處,它不是如毛那樣誘敵深入,而是節節抵抗、遲滯、疲憊、消耗敵軍,時機成熟時再聚殲敵軍主力。無論是在鄂豫皖蘇區還是在通南巴蘇區,這戰術都行之有效,多次粉碎了優勢敵軍的會剿或圍剿。
即使是在毛徹底控制了全黨全軍之後,所謂“解放戰爭”的勝利也是集體努力的結果。不僅戰役指揮主要由地方將領策劃進行,就連正確的戰略決策的決定,也離不開劉少奇、粟裕、周恩來、朱德等人的貢獻,決不能把全部功勞都歸於毛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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