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記》蘆笛
中共間諜人才輩出
中共的另外一個主觀優勢，是從蘇聯那兒學來的諜報工作。中共間諜人才輩出，對國民黨進行了全方位、多層次的滲透，滲透到超飽和的地步。其中既有擔任機要工作者，如著名的“前三傑”（錢壯飛、李克農與胡底）與“後三傑”（熊向暉、申健與陳忠經），又有國軍高官，諸如先後任軍令部次長、國防部參謀次長的劉斐與國防部作戰廳廳長郭汝瑰，甚至在國府逃台後還有國防部參謀次長吳石。國府的一切戰略情報均與中共慷慨分享，完全是透明的。就連戰術情報，中共都洞察無遺。
遼瀋戰役中，參加義縣保衛戰的國軍軍官趙振華戰敗被俘後，被共軍長官提審。那長官走到牆上掛著的敵情要圖前，用手指著圖問他情況，他走上去一看，但見：“牆上掛的是第二十師在義縣防禦配備要圖，再仔細一看，上面的工事位置，兵力部署，小到連排，都與我們自己繪的絲毫不差。我當時大吃一驚，我們的軍事秘密，何以會被對方瞭解得這樣清楚，今天當俘虜是一百個應當的了。”
中共從蘇聯學來的密碼偵破術也非常先進，共軍戰場指揮員因此對國軍動向與部署一清二楚。不但龔楚在回憶錄中介紹過，李德也在回憶錄中提及，紅軍情報科日夜值班，竊聽和破譯國軍無線電報。第四次圍剿發動前，中共就得到“非常準確的情報”。類似地，在廣昌戰役發動前，紅軍事前就通過無線電偵察得知國軍發動進攻的準確時間地點。李先念也承認：“曾希聖同志是我們黨的情報工作創始人。在紅軍時代，他擔任中央軍委二局局長……為毛澤東同志制定正確的軍事部署、指揮紅軍作戰，提供了許多準確無誤的國民黨軍事情報。”
據他介紹，毛澤東曾說：“沒有二局，長征是很難想像的。有了二局，我們就像打著燈籠走夜路。”周恩來也稱曾希聖是我黨情報工作“創業的人”。徐向前在其回憶錄中多次提到，他們不但根據偵聽到的國軍電訊制定作戰計劃，還經常將此類情報提供給一方面軍。四方面軍負責偵聽敵臺情報的宋侃夫證實了這一情況。他還披露，中央紅軍在湘川黔地區行軍時很難偵聽到敵臺情報，四方面軍電告的敵情起了重要作用。曾三也對他說：“你們提供的情報對我們是起了作用的，使中央紅軍避免了一些可能發生的遭遇戰。”文革中他挨批鬥，毛還因此發話說，宋侃夫過去是立了功的，不要老搞他。反過來，共軍的密碼是蘇聯人編制的，連日本人都沒本事破譯。岡村寧次就曾承認：“戰爭中，我高級司令部照例收聽敵方無線電報。對延安發出的中共電報固然也曾截收並努力破譯，但因與蘇聯的密碼相似，始終未能破譯。”
對國軍的戰略與戰術情報瞭如指掌，使得共軍不但在制定戰略計劃時能先機制勝，而且在進行戰鬥時可以實行“斬首戰術”，專門摧毀國軍指揮機構，令國軍不戰自亂。蔣介石為此傷透了腦筋。他告訴國軍將領們，共軍“能專找我們高級司令部和高級指揮官的所在地。凡是我們主力的調動，團長以上官長的行動，幾乎都被他們發覺。結果我們前方的高級司令部，往往遭受襲擊，高級指揮官往往被他們俘獲。這是他們八年以來，處心積慮，聚精會神所研究出來的對付我們的特種戰術。”“事實上一年以來我們最吃虧，最損失的地方也確實在於這一點。”
那該怎麼辦呢？蔣介石想出來的辦法令人瞠目結舌：不是釜底抽薪，而是鍋中注水：他讓團以上各級司令部盡可能多設假司令部，司令官白天住一處，夜晚住一處，或住在營、連裡指揮；行軍時切不可騎馬或坐轎，“一切生活行動、服飾態度，要和士兵一樣”，這樣共軍“就不知道誰是指揮官了”。如果被包圍，“切不可發出無線電報或電話向上級報告自己部隊死傷多少，糧食只剩多少”，因為共軍已掌握了我方的密電碼，“他在三五個小時內都可以翻譯出來”！
既然明知如此，那就該採取主動措施，加強自家的反特除奸，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就算沒本事設計“恩尼格瑪密碼機”，起碼要頻繁改換密電碼吧？若不能這麼做，甚至連自家的密碼都不能信任，那就乾脆別作計劃，由各部將領相機行事算了。可老蔣制訂的計劃偏偏還非常僵死，不許將領自由發揮，於是便永遠讓中共知己知彼，棋先一著。蔣緯國說：“國防部的高級軍官身邊有中共潛伏，所以變成了國防部的命令正本給中共，副本給國軍的情形，國軍的戰力遂大不如前，快速縱隊不是被殲滅就是自己崩潰。”拿著正本的共軍若還打不贏拿著副本的國軍，那當真是白癡了。而老蔣反復吃虧還悟不出身邊有間諜，也確實是白癡。但這並不是毛而是董必武、周恩來、劉少奇、曾希聖等人的功勞。如所周知，毛在蘇區主要是指揮打戰和從事政府工作，並不曾參與在白區建立並直接領導地下特工網，破譯密電碼的工作就更不是他領導的。
最後需要指出的乃是，中共勝利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共集體努力的結果。創建紅軍的並不光是毛一人，鄂豫皖蘇區、湘鄂西蘇區乃是其他人創建的。這些蘇區的紅軍使用的戰略戰術與毛用過的大同小異，乃是當地的紅軍將領獨立發明的。例如徐向前發明的“防禦運動戰”就頗有獨到之處，它不是如毛那樣誘敵深入，而是節節抵抗、遲滯、疲憊、消耗敵軍，時機成熟時再聚殲敵軍主力。無論是在鄂豫皖蘇區還是在通南巴蘇區，這戰術都行之有效，多次粉碎了優勢敵軍的會剿或圍剿。
即使是在毛徹底控制了全黨全軍之後，所謂“解放戰爭”的勝利也是集體努力的結果。不僅戰役指揮主要由地方將領策劃進行，就連正確的戰略決策的決定，也離不開劉少奇、粟裕、周恩來、朱德等人的貢獻，決不能把全部功勞都歸於毛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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