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原子彈”與“革命工藝學”
就主觀因素而言，中共相對於國民黨最主要的軟實力優勢，就是林副統帥說的“精神原子彈”。在本質上，國際共運是一種現代宗教運動。它對醜惡社會現象的抨擊，對“社會發展規律”的“科學揭示”，以及對光明未來的允諾，使革命隊伍裡的識字分子堅信自己代表了“歷史發展潮流”，正在從事一種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正義的必勝事業，因而成了百折不撓、愈挫愈奮的宗教志士；對工農大眾，它邪惡的“階級鬥爭”理論將世間一切不幸都歸咎於萬惡的“階級敵人”，能有效煽起他們的深仇大恨，並化之為強大的戰鬥力，再加上“打倒地主分田地”、“耕者有其田”的承諾，使得農民出身的戰士深信他們是在為自己的翻身解放而戰。以這種邪教理論武裝起來的宗教軍隊，其鬥志之堅決、士氣之高昂、軍紀之嚴明，絕非世俗軍隊可以望其項背。
1947年3月18日，中共中央機關撤離延安，毛澤東留在陝北。
列寧的建黨理論則為中共提供了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革命工藝學”，或曰“人民控制論”，是動員與利用人力物力資源的最強大手段。它靠建立一個兼有教會、軍隊與黑社會三重特點的革命黨，實行黨魁對黨員的絕對控制，再通過黨組織、特務機構（所謂“政治保衛部”）及其外圍組織（共青團、赤衛隊、兒童團、婦聯等等）去控制軍隊和人民，把轄區內所有的物質資源都捏在手裡，通過“發動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把所有的人都編織入由黨操控的無比嚴密的網絡，從而把所有的人力物力都動員起來用於戰爭。黨實行鐵的紀律，對槍桿子的控制更是絕對的，因此共軍能化整為零，在“分兵以發動群衆”時，軍隊不但不會瓦解，還能去民間招兵買馬，使兵力雪崩式地倍增。其最輝煌的表演，便是抗戰期間共軍從三四萬人發展成百萬大軍。
此外，它特別重視宣傳，在人類歷史上首次把它變成了奪權和掌權的強大武器。黨建立並牢牢控制了高效率的現代宣傳機器，發展出了一整套揣摩民心、塑造民意、煽動仇恨的高明策略，既用它來對己方的軍民洗腦，又用它來嫺熟地搶佔道義制高點，進行威力無窮的宣傳戰，隱瞞己方的一切罪行與錯誤，卻不錯過任何一個機會抓住敵方的一切錯誤作足文章，剝奪對方的道義資源。林副統帥對此作了精闢的總結：“筆桿子，槍桿子，奪取政權要靠這兩桿子，鞏固政權也要靠這兩桿子。”
相比之下，國民黨根本就不是這種動員型的極權政黨，沒有基層黨組織去控制、組織百姓並有效動員民間的人力物力。國民黨就連自家的政黨都無法控制，從來是四分五裂的大雜燴。軍隊就更不用說了。除了中央軍外，國軍基本是各懷異志的軍閥聯軍，動輒嘩變倒戈投降。以高度統一、意志如鋼、紀律如鐵的共黨去對付國民黨那種一盤散沙，孰優孰劣自不待言。國民黨的意識形態更是保守混亂的，對淺薄正義感特別充足的熱血青年毫無感召力。它更不懂如何開發利用百姓樸素的道義感，將其巧妙地化為戰爭資源，因而缺乏操控輿論、塑造民意的宣傳能力，在與中共的“道義戰”中只能一敗塗地。
正因為此，國府才會在“解放戰爭”中陷入兩條戰線的夾擊中。毛澤東指出：“中國境內已有了兩條戰線。蔣介石進犯軍和人民解放軍的戰爭，這是第一條戰線。現在又出現了第二條戰線，這就是偉大的正義的學生運動和蔣介石反動政府之間的尖銳鬥爭。……學生運動是整個人民運動的一部分。”確乎如此，中共不但以“民主”號召騙取美國人與國內“第三勢力”的好感，更以“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等深得民心的口號在國統區煽起學運，使之成了密切配合中共奪權戰爭的第二戰場。
在我看來，這“革命工藝學”就是中共最終勝出的主觀必要條件。但這是中共從老大哥那兒學來的，是列寧同志的發明，不是毛的私人貢獻，不能算到毛頭上去。如果沒有毛，換其他人作黨魁，這主觀優勢照樣存在。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