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記》記者 高伐林
自己是個幸存者
杜斌終於與餓死數千萬人的大饑荒慘劇邂逅相逢。
那是2004年，他通過代理服務器翻墻來到海外網絡社區，接觸到海量信息。他原來也聽說過饑荒，但相信上面灌輸的說法：都是自然災害加蘇修逼債才引起的。看到這些血淋淋的資料之後，時年32歲的杜斌愕然大驚，難以置信：中國竟發生過這樣的大慘劇！
震驚之餘，杜斌著了魔般地到處蒐求資料。雖然此前他對國內官方媒體和出版物隱瞞、掩蓋和粉飾真相的種種做法，早有認識，但是對這麽大的事兒，到底真相如何，他不敢貿然相信。杜斌告訴我，“從大躍進到大饑荒”這個問題緊緊地吸引住了他，他一頭扎進那個年代的各種官方和民間資料。有朋友到香港，也請他們帶些有關資料回來。楊繼繩的書《墓碑》出版之後，杜斌也在第一時間細讀。“看了之後我更想抒發我內心的感受，越看越覺得毛澤東的罪惡太大了。我越來越感覺：毛澤東簡直是故意要將這麽多人餓死！”
杜斌後來又找到了《毛澤東思想萬歲》《學習資料》（都是“文革”中的毛澤東新語錄選集——明鏡記者按），將能找到的毛澤東從1956年到去世前的講話都看了一遍。杜斌一度還想申請到香港中文大學的資料中心去查閱資料。
後來，他在網上搜索到《人民日報》從1945年創刊到2005年的電子版，但太貴了，竟然要六萬塊錢，不是他能承受得了的。
天無絕人之路，正當他望洋興嘆之際，他看到網絡上有人登出這套資料的銷售廣告，價格便宜得多，他料想是盜版，可也顧不得了，立即寄錢去，獲得18張盜版光盤。杜斌從頭到尾、一天一天、一版一版地瀏覽長達數年的中央黨報，“幸虧，那個年代的《人民日報》沒有多少版”。
杜斌歸納成三條思路：
第一，毛澤東如何蓄意製造這樣一場悲劇？第二，被餓死的人知道自己面臨絕望的結局嗎？第三，毛澤東和中央、省、市地縣和公社的官員，在幹什麽？與此同時，農民在幹什麽？“我特別想找到這樣的同年、同月、同日、同時的戲劇性的對比資料。非常可惜的是，毛澤東講話的時間，當然都是被祕書們記載得精確到天、到下午或者晚上的；找到一些農民回憶苦難的文章，他們卻都沒有將悲劇的時間記載得很精確——農民嘛，哪一天並不重要，重要的就是人餓死了、牛餓死了……”——杜斌畢竟是寫詩、攝影出身，他的幾條思路，很明顯帶有形象思維特徵。
官方說法和民間說法、謊言和真相的截然反差，讓杜斌感受到極度的荒謬、也涌起極大的義憤：怎麽可以這樣心安理得地魚肉人民，同時又這麽正義凜然地愚弄世人？別說一句表示歉疚和懺悔的話了，還要裝作什麽事情都沒發生那樣，繼續自詡、也繼續要求民衆謳歌“偉大”“光榮”“正確”？
讓他特別憤怒的是，他通過大量閱讀大饑荒之後的文獻，發現造成慘劇的罪魁禍首毛澤東，自稱代表人民利益、被稱頌為“人民大救星”，卻一直對造成和平年代如此慘重的饑饉，數千萬樸實的人民無聲無息地倒下，竟沒有一絲一毫的愧悔。
杜斌的結論是：毛澤東並非像許多善良的人們所想像的那樣，或者像官方爲之開脫所說的那樣，是爲了美好理想、急於求成而造成了始料未及的失誤；不，毛澤東是蓄意的！
杜斌說，如果毛澤東的初衷真是爲實現大同理想的話，當發現遍地餓殍時，他應該痛心不已，改弦更張，讓人民休養生息。但是毛澤東並不如此。爲了向《新史記》記者證明這一點，杜斌找來2000年6月出版的《中共黨史資料》第74期，長篇大論地朗讀毛澤東如何粗暴訓斥李富春，堅持催促國家計委上馬勞民傷財的攀枝花鋼鐵基地，當李富春彙報，籌集資金非常困難，毛澤東甚至說出“用我的工資”這種蠻不講理的話來。
杜斌還引述毛澤東對國外領導人為大躍進的自我辯護：“我們所說的大躍進，就是這個意思。難道這是做不到的嗎？是吹牛皮、放大炮嗎？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
毛澤東對幾千萬餓殍是否表示過內疚歉意？杜斌翻遍各種資料，沒有找到這樣的記錄——他相信，如果真有，中共的文人和媒體，是不會放過的。他倒是找到一條毛澤東向魚道歉的記錄：美國人羅斯·特里爾寫的《毛澤東傳》中記載，毛澤東對護士吳旭君說，“我在世時吃魚比較多，我死後把我火化，骨灰撒到長江裡喂魚。你就對魚說：‘魚兒呀，毛澤東給你們賠不是來了’……”杜斌說：你看，他向吃過的魚“賠不是”，也沒有向人民道歉！
杜斌明白了：毛澤東毫無懊悔之心——“這不就證明他就是蓄意的嗎？”
杜賓的一家之言能獲得多少認同？不得而知。毛澤東究竟是出於什麽樣的動機做出荒謬殘忍的决策，最終造成大饑荒，在學界還會長久地爭論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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