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8日 星期四

毛澤東描繪的“天堂”分明是“煉獄”(4)

《新史記》記者 高伐林

自己是個幸存者

杜斌終於與餓死數千萬人的大饑荒慘劇邂逅相逢。

那是2004年,他通過代理服務器翻墻來到海外網絡社區,接觸到海量信息。他原來也聽說過饑荒,但相信上面灌輸的說法:都是自然災害加蘇修逼債才引起的。看到這些血淋淋的資料之後,時年32歲的杜斌愕然大驚,難以置信:中國竟發生過這樣的大慘劇!

震驚之餘,杜斌著了魔般地到處蒐求資料。雖然此前他對國內官方媒體和出版物隱瞞、掩蓋和粉飾真相的種種做法,早有認識,但是對這麽大的事兒,到底真相如何,他不敢貿然相信。杜斌告訴我,“從大躍進到大饑荒”這個問題緊緊地吸引住了他,他一頭扎進那個年代的各種官方和民間資料。有朋友到香港,也請他們帶些有關資料回來。楊繼繩的書《墓碑》出版之後,杜斌也在第一時間細讀。“看了之後我更想抒發我內心的感受,越看越覺得毛澤東的罪惡太大了。我越來越感覺:毛澤東簡直是故意要將這麽多人餓死!”

杜斌後來又找到了《毛澤東思想萬歲》《學習資料》(都是“文革”中的毛澤東新語錄選集——明鏡記者按),將能找到的毛澤東從1956年到去世前的講話都看了一遍。杜斌一度還想申請到香港中文大學的資料中心去查閱資料。

後來,他在網上搜索到《人民日報》從1945年創刊到2005年的電子版,但太貴了,竟然要六萬塊錢,不是他能承受得了的。

天無絕人之路,正當他望洋興嘆之際,他看到網絡上有人登出這套資料的銷售廣告,價格便宜得多,他料想是盜版,可也顧不得了,立即寄錢去,獲得18張盜版光盤。杜斌從頭到尾、一天一天、一版一版地瀏覽長達數年的中央黨報,“幸虧,那個年代的《人民日報》沒有多少版”。

杜斌歸納成三條思路:
第一,毛澤東如何蓄意製造這樣一場悲劇?第二,被餓死的人知道自己面臨絕望的結局嗎?第三,毛澤東和中央、省、市地縣和公社的官員,在幹什麽?與此同時,農民在幹什麽?“我特別想找到這樣的同年、同月、同日、同時的戲劇性的對比資料。非常可惜的是,毛澤東講話的時間,當然都是被祕書們記載得精確到天、到下午或者晚上的;找到一些農民回憶苦難的文章,他們卻都沒有將悲劇的時間記載得很精確——農民嘛,哪一天並不重要,重要的就是人餓死了、牛餓死了……”——杜斌畢竟是寫詩、攝影出身,他的幾條思路,很明顯帶有形象思維特徵。

官方說法和民間說法、謊言和真相的截然反差,讓杜斌感受到極度的荒謬、也涌起極大的義憤:怎麽可以這樣心安理得地魚肉人民,同時又這麽正義凜然地愚弄世人?別說一句表示歉疚和懺悔的話了,還要裝作什麽事情都沒發生那樣,繼續自詡、也繼續要求民衆謳歌“偉大”“光榮”“正確”?

讓他特別憤怒的是,他通過大量閱讀大饑荒之後的文獻,發現造成慘劇的罪魁禍首毛澤東,自稱代表人民利益、被稱頌為“人民大救星”,卻一直對造成和平年代如此慘重的饑饉,數千萬樸實的人民無聲無息地倒下,竟沒有一絲一毫的愧悔。

杜斌的結論是:毛澤東並非像許多善良的人們所想像的那樣,或者像官方爲之開脫所說的那樣,是爲了美好理想、急於求成而造成了始料未及的失誤;不,毛澤東是蓄意的!

杜斌說,如果毛澤東的初衷真是爲實現大同理想的話,當發現遍地餓殍時,他應該痛心不已,改弦更張,讓人民休養生息。但是毛澤東並不如此。爲了向《新史記》記者證明這一點,杜斌找來2000年6月出版的《中共黨史資料》第74期,長篇大論地朗讀毛澤東如何粗暴訓斥李富春,堅持催促國家計委上馬勞民傷財的攀枝花鋼鐵基地,當李富春彙報,籌集資金非常困難,毛澤東甚至說出“用我的工資”這種蠻不講理的話來。

杜斌還引述毛澤東對國外領導人為大躍進的自我辯護:“我們所說的大躍進,就是這個意思。難道這是做不到的嗎?是吹牛皮、放大炮嗎?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

毛澤東對幾千萬餓殍是否表示過內疚歉意?杜斌翻遍各種資料,沒有找到這樣的記錄——他相信,如果真有,中共的文人和媒體,是不會放過的。他倒是找到一條毛澤東向魚道歉的記錄:美國人羅斯·特里爾寫的《毛澤東傳》中記載,毛澤東對護士吳旭君說,“我在世時吃魚比較多,我死後把我火化,骨灰撒到長江裡喂魚。你就對魚說:‘魚兒呀,毛澤東給你們賠不是來了’……”杜斌說:你看,他向吃過的魚“賠不是”,也沒有向人民道歉!

杜斌明白了:毛澤東毫無懊悔之心——“這不就證明他就是蓄意的嗎?”

杜賓的一家之言能獲得多少認同?不得而知。毛澤東究竟是出於什麽樣的動機做出荒謬殘忍的决策,最終造成大饑荒,在學界還會長久地爭論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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