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照靠眼、靠手，更靠心
獲得亞洲人權新聞大獎，說明杜斌攝影闖出名號，不僅僅來自他的眼準手快，更來自他對公平、正義的信念。“我來自草根，我就是草根，我對底層民衆有一種本能的同情心，可能這跟我喜歡寫詩也有關係吧。”
而他走向全國，走向首都，走向國際，也與此有關：有這種悲憫情懷，才能捕捉到真實的社會生活的瞬間，才能震撼千萬觀衆的心。
杜斌告訴我說，最開頭的一次，是知道了有一個農村家庭，丈夫給人修房子摔下來半身不遂，三個孩子，一個男孩兩個女孩，他就去拍他們的故事，希望能引起更多人的關注，對他們伸出援手。杜斌知道這家人肯定非常非常艱難，連礦泉水都自己帶。這次去，拍下照片，又配上文字，做成一個圖片故事，給山東一家媒體發表了。
後來北京一個電視攝製組來山東拍攝一個被人販子拐賣給痲風病人的七歲小女孩，但他們聽不懂當地的方言，杜斌知道了，又出手相助。相處了一段，攝製組的人瞭解了這個山東小夥子的本事，也瞭解了他的熱誠，成了很好的朋友。其中有位攝像師，兩次三番地鼓動他到北京闖天下：“《北京青年報》正在招聘攝影記者，你來應聘嘛！”
杜斌也越來越感到，確實，郯城縣的舞臺太小了，山東的舞臺也小了。此前的1999年，杜斌已經是在山東發表圖片故事最多的人，縣委宣傳部讓這個自學成才的青年去給通訊員講課。他在那裡偶然發現了一張彩色的《北京青年報》，留下印象。這次聽攝像師朋友再三催促，就去了北京。“面試我的人開頭告訴我說，我們招聘的人要有北京戶口；我當然沒有，就把我的作品給他看，他看了就說，你下星期就來上班吧。我當晚趕回山東，買了份《北京青年報》，在火車上打開一看，居然把我的一個圖片故事刊出了漂漂亮亮的整整半個版！面試我的人居然都沒給我提一個字……”
錐處囊中，脫穎而出。年輕的杜斌，先後在《北京青年報》、《工人日報》、民政部下屬《中國社會導刊》等媒體工作，為這些媒體，也為國內外其它大量媒體拍下聚焦弱勢群體的新聞照片。
杜斌攝影作品：183次託生為人
時間：2002年4月
地點：北京村
上訪者：孫傳明，81歲
因兒子在1983年“嚴打”中被處決，認為兒子被冤殺的孫傳明20年來京上訪183次，先後被北京一個信訪辦強制收容152次。滯留北京時間最久、上訪村資歷最老的他說，“官司打不贏，北京就是我的娘胎。”
不可避免捲進風波
依杜斌的性格，不惹出風波是不可能的。
他在《北京青年報》工作時，2002年8月，與蘆蕩合寫過一篇報道《“山東棲霞57名村官集體辭職事件”真相》。他們深入當地十幾個村莊，走訪了幾十位當事人，盡其所能地客觀報道這一事件，反映了村委會主任、村支書、上級鎮黨委張書記、棲霞市委王副書記等各方面的陳述和看法，指出：
【雖然57名村官上訪一事不能稱為辭職，雖然57名的數字有些水分，雖然出現聯名事情的45個村子和全市945個行政村比起來顯得有些微小，雖然棲霞市領導做了大量的工作，並且很多人因此斷了上訪的念頭，但是有些問題仍然沒有得到落實，比如印章的使用問題。雖然國家出臺了相關的法律，但是在棲霞的部分村中卻存在著這樣一個問題：按規定，黨支部、村委會的印章應該由黨支書與村主任之外的第三人進行保管，但是如果書記與主任出現矛盾時，印章的使用權實際上就落在了保管人的手裏。還有村主任連帳目都看不了，還談什麼財務公開？甚至有些村的村民大會制度沒有落實，有的村甚至幾年也難得開一個村民會。我們還瞭解到，村裏的家族式管理也十分嚴重，甚至有的一家幾兄弟全是村裏的主要幹部，這樣村委的決定實際上成了自己家裏的決定。】
在當時，這是個轟動一時的新聞，《人民日報》報道過，在海外也有影響，《紐約時報》2001年5月就曾報道過。
調到《工人日報》後，杜斌持續關注山東棲霞這57位被選出來卻無法幹下去的村主任的遭遇。一場風波，就起於杜斌要報道其中一位村主任孫學德所經歷的不公遭遇。孫學德在2000年被人帶走，失蹤了幾個月，2001年12月，在一次秘密審判中被以闖入政府辦公室和盜用公款的罪名判刑8年。
杜斌這篇稿件的細節，這裏就不提了，簡而言之就是：村委會主任被選出來當家作主，村支書不甘心“大權旁落”，于是百般刁難、迫害村委會主任。
“我揭露的當事人得知我搞了新的報道，從山東派人來北京阻止稿件問世。他們找我，我肯定不會答應他們撤稿；他們就找全國總工會——全總是《工人日報》的頂頭上司嘛，他們從上面來壓，果然奏效。有一天我偶然聽見報社總編輯對我們編輯主任吳琰說：“那個村官涉及經濟犯罪，被抓起來了，馬上要判刑，你們那篇報道就不要再登了。”
杜斌絕望了。他沒想到，過了兩個月，編輯主任吳琰問他：你那篇稿子給誰發了？杜斌說，誰也沒給。吳琰說：我還想登。
杜斌告訴我：“這會兒總編輯出差了，就瞅了這個空兒。我打電話給孫學德的哥哥，向他們通報：稿件可能起死回生，還建議，要是刊出了，來人從北京買500份報紙帶回去——我怕當地政府扣住這期報紙。”孫學德的哥哥馬上趕到了北京。
回憶起當時的場面，杜斌沉浸在緊張而興奮之中：他和編輯主任眼看著當夜值班的副總編輯大筆一揮簽了這個版，才放下心來：過了最後一關！第二天的報紙，登出來洋洋灑灑大半個版。
“出了個插曲：本來交了錢要印刷廠加印500份，好讓山東來人帶回去，結果印刷廠忘了！他們很不好意思。想辦法補救，告訴我們說：從北京的彩色版抽出一百份、再印400份黑白的，不要你們的錢。我們當然高興啦，一小時後就取到了這五百份報紙。我交代：拿回山東後，給市裡每個領導送一份，全市每個村委會主任一份，你們村每家一份。”
杜斌自己，用紅筆將這篇稿件圈起來，給當地的市委書記、市長、宣傳部長、公安局長，一人郵寄了一份。
可想而知，這引起了怎樣的軒然大波，省市縣領導人是怎樣勃然大怒！“報社總編輯也很惱火，他發了話要不要刊出，卻還是將稿件刊出了——不是藐視他的權威嘛。我在武漢出差，部門主任打電話來說，你千萬不要回來。山東來了三個人，一定要見你。”見他當然不會給他什麽好果子吃。
杜斌很欣慰。他堅信，這篇稿件，寫得真實，發得正義。
《紐約時報》的駐京記者看到了杜斌在《工人日報》刊登的許多圖片，印象很深，跟編輯主任吳琰一起吃飯時，還說起你們某某報道的照片拍得真好——都是杜斌拍攝的。杜斌認識這位記者之後就問他：你們還需要攝影師嗎？“他很高興，因爲他的老闆正要他們找中國本土的攝影師。後來約時間讓我去見了他們老闆，我就給他們幹活了。”
《紐約時報》開始一段時間刊登他的照片時，沒有署名，是為了不給杜斌惹麻煩。但是後來該報駐京辦事處換了另外一批記者，他們沒有經驗，一不留神將杜斌的名字登出去了。杜斌說，“登了就登了吧，也好，以後我也就不在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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