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毛家祠堂”文過飾非的愚民文本
《新史記》 柳江
中共黨內第二次思想解放的高潮——四千高幹大討論
1979年，鄧小平決定要像40年代的毛澤東一樣 ，搞一個《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將建國以來的歷史事件，做一個總結。他有兩個目的。一，統一全黨對毛澤東的評價，從而，用黨的決議，確立他是毛澤東接班人不可動搖的黨內地位。二，打倒華國鋒。
10月，開始醞釀並組織隊伍，起草工作由胡喬木負責。起草小組的組織、安排，同上下左右的聯繫、交流，由鄧力群負責。
1980年2月，起草組寫出了一份《決議提綱草稿》，鄧小平看後，不滿意。3月19日，找胡耀邦、胡喬木、鄧力群等談話，提出：“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這是最核心的一條。不僅是今天，而且今後，我們都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對毛澤東同志、毛澤東思想的評價問題，黨內黨外和國內國外都很關心，不但全黨同志，而且各方面的朋友都在注意我們怎麼說。”
稿子改了好多次，鄧小平發表意見有十五、六次，後來，鄧力群整理成十一次，編進《鄧小平文選》的有九次。（《鄧小平文選》二卷291—310頁）。
1980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辦公廳發出組織《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草稿)討論的通知。隨通知發了《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決議(1980年10月供黨內高級幹部討論稿)》。中旬，中央辦公廳組織黨內四千高級幹部（中央機關約1000人，地方、省軍級幹部3000人），進行了為期一個月的大討論。實際參加的人數有5600多人，其中有1548名中央黨校學員。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這次討論形成了黨內思想解放的第二次高潮。文革之後，老幹部們傷痕未愈，對毛澤東建國後27年各個時期的錯誤和罪行，身臨其境，進行了黨內清算。
《炎黃春秋》雜誌2010年第4期，郭道暉（著名法學家，曾任清華大學黨委常委兼宣傳部長、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研究室副主任，朱鎔基入黨介紹人）的文章：《四千老幹部對黨史的一次民主評議》，曾經引發社會轟動。四、五千高級幹部和“草案”的主要觀點，實際是和鄧小平的指示發生激烈的爭論。鄧小平在《決議》起草過程中，一再指示：歷史決議要“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這是最核心的一條。”“不寫或不堅持毛澤東思想，我們要犯歷史性的大錯誤。”“對於毛澤東同志的錯誤不能寫過頭。寫過頭，給毛澤東同志抹黑，也就是給我們黨、我們國家抹黑。”
《草案》評議焦點有三：
一，迴避了建國17年出現的路線錯誤，提出“在17年中，多數情況我們黨的路線是正確的，取得了偉大的成績。”這個結論，完全違背客觀實際，大家表示不同意。
二，認為“毛澤東思想只包括正確思想，錯誤思想不屬於毛澤東思想”， “毛澤東思想已形成科學的體系”。這在邏輯上是不通的，遭到很多人反對。而且，《草案》把毛澤東的錯誤寫成是“黨的錯誤”，參加會議的，幾乎都是文革的倖存者，歷次政治運動的倖存者，當然不能接受。
中宣部副部長兼廣播事業局黨組書記張香山說:毛主席的錯誤太大、太多。很難把毛的錯誤思想排除在毛澤東思想之外。
三，關於毛澤東個人功過評價，成為大會熱點。
毛澤東前秘書、電力工業部黨組副書記兼副部長李銳，做了關於廬山會議的兩萬字發言，獲得胡喬木的支持，讓他寫成書出版。
政協副主席李維漢在發言中，列舉了毛主席的片面性錯誤的十大方面；他還指出：歷史上毛未犯過右傾錯誤，主要是左傾片面性。毛澤東把文革與打倒蔣介石並列起來，值得深思
團中央書記胡克實談到文革前他兩次親耳聽到毛主席講話，一次說要“釣魚”，即搞“陽謀”；一次說要搞“剝筍政策”，在黨內一層層剝掉（異己分子）。
鐵道部副部長、黨組副書記李頡伯說：“毛主席發動文革的動機，不是為了反修防修，而是以整人開始。”
張香山說，我們也可以寫出一個《論毛澤東同志的左傾修正主義》小冊子，這方面的材料，要比列寧批伯恩斯坦的右傾修正主義的文章中的材料不知多多少倍.
文聯副主席夏衍發言中，對毛主席在民主革命中是否“有功無過”提出質疑。他主要根據自己的親身見聞，說毛主席有時判斷和決策失誤，卻常諉過予人。重慶談判簽訂雙十協定時，他當眾高呼“蔣介石萬歲！”，使在場的民主黨派的頭頭們大吃一驚。章士釗才忙向毛主席遞交了那張“三十六計走為上計”的紙條。但後來，毛主席卻把搞“和平民主新階段”，“想到國民政府去當大官”等等罪名，推到劉少奇身上，未免太不光明正大了。
張愛萍將軍說:王明是言必稱希臘；毛主席是言必稱秦始皇。
遭受過毛澤東殘酷迫害的經濟學家孫冶方說，毛主席熟讀的不是馬列著作，而是二十四史。線裝書看得太多，把封建社會帝王將相的權謀用到黨內鬥爭上來了。
朱德秘書陳友群談道，1950年，中宣部起初擬訂的“五一口號”中，最後兩條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毛澤東在後面親自加上“毛主席萬歲！”
廬山毛批彭德懷，在政治局會上不等朱老總講完，毛澤東就把腿抬起，用手指搔了幾下鞋面，說了四個字： “隔靴抓癢”，阻止了朱總的發言。回北京後，又組織高幹批朱總，迫他寫檢討，一直發到縣團級。從此以後，實際上剝奪了朱德的工作權利。
當討論到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空前的浩劫”時，譚震林副委員長拍案而起，激動而沉痛地說：“什麼‘空前’浩劫! 在我們黨的歷史上早就有浩劫了。30年代初，中央蘇區和其他地方的肅反，就錯殺了紅軍幹部和戰士幾萬人，難道不是浩劫?!”
談到高饒事件，劉少奇夫人王光美說，事前毛主席約少奇談話，要求反周。少奇不同意，說反周對党不利，周有很大功績，在國內外有很大威望，絕不能反；並自己承擔責任。後來，高崗就反周、劉，毛默許。
國務院副總理方毅說，他兄弟毛澤覃（在蘇區時）曾同他爭論，他拿起雞毛撣子要打他。毛澤覃反抗說，共產黨又不是“毛家祠堂”！歷史上最大的暴君要數他。連朱元璋也不如他，《明史》寫朱元璋只是“聖德有虧”。
筆者以為，用“毛家祠堂”比喻建制之後，毛澤東在黨內長期大搞權力鬥爭和個人專制，“和尚打傘，無發（法）無天”，再恰當不過。文革是毛澤東搞“毛家祠堂”的頂峰。
專制不去，祠堂永存。而傳遞香火的歷代大族長，首要的功能還是要維護毫無政治合法性的“毛氏祠堂”的存在。
1980年11月10日-12月5日，鄧小平決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討論中共中央最高層的人事更動，會議連續開了九次，對華國鋒提出嚴厲批評。一直支持華國鋒工作、提出“英明領袖” 的葉劍英，講話時激動得不禁熱淚長流。會議做出決定，華不當主席，換成胡耀邦。（《新史記》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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