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毛家祠堂”文過飾非的愚民文本
《新史記》 柳江
1977年胡耀邦編史否定路線鬥爭
1977年8月12日，華國鋒在十一大政治報告中提出：“要認真組織力量研究黨史，學習和總結黨的歷史經驗，特別是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線鬥爭的經驗。”其目的是與當時編輯出版《毛澤東選集》五卷是一致的，都是為了“闡明毛澤東思想是當代發展了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當時，編寫黨史和總結“三次路線鬥爭”的任務，首先由胡耀邦領導剛剛復校的中共中央黨校承擔起來了。
1977年9月21日、22日，在中央黨校有關會議上，胡耀邦說：“葉帥曾找我談過，希望幾年內能搞出一本黨史教材。”，胡耀邦有編寫一部40萬字黨史的願望。首先讓黨史黨建教研室正式成立了第九、第十、第十一次路線鬥爭專題研究小組。胡耀邦提出了特別要求：“還要搞一個東西。就是向全國、全世界解答，為什麼中國黨的兩條路線的鬥爭那麼多。”
1977年12月2日，討論黨史教學方案，胡耀邦說：“我看，你們的稿子不能用，是抄人家的。”胡耀邦指的是抄十一大報告 。胡耀邦說：“這十幾年的歷史，不要根據哪個文件，哪個同志講話，還要看實踐嘛。黨史顛倒的東西多了，我們不能這樣講。”
胡耀邦提議，由哲學教研部主任、《理論動態》負責人吳江牽頭，與搞黨史的同志一道，一個月搞出新方案。
1978年1月20日，“三次路線鬥爭”提綱初稿出來，此時，中央已任命胡耀邦為中央組織部部長，同時兼管中央黨校。胡耀邦提出：稿子先不上報中央，作為草稿，先印發給第一期學員800多人內部討論，徵求意見。
中央黨校開展了一場全校範圍的“三次路線鬥爭”大討論。這場大討論的成果有：1，把第九次路線鬥爭——劉少奇的問題，與第十次、第十一次林彪、“四人幫”的問題，從性質上區分開了，抹去了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扣在劉少奇頭上“叛徒、內奸、工賊”的三頂帽子。2，突破了毛澤東對“文革”三七開的定性，討論涉及到毛澤東和林彪、“四人幫”的關係。3，涉及到對毛澤東的全面評價。4，否定了“三次路線鬥爭”的命題。這次大討論既是真理標準大討論的前奏，也是《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4千人大討論的先聲。
5月，《光明日報》總編輯，也是剛從中央黨校高級幹部班畢業的楊西光，在眾多來稿中，發現了胡福明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一文，他與胡耀邦在黨校成立理論班子合作，對該文進行大幅度修改，加上“唯一”一詞，形成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經胡耀邦兩次審閱定稿，於1978年5月10日首發於黨校刊物《理論動態》，次日在《光明日報》以“特約評論員”的名義公開發表。掀起了席捲全國的《真理標準》大討論。
6月20日、24日，胡喬木連續兩次到家裡找胡耀邦，說：“你不能再這樣寫，這樣，黨就分裂了。”
1980年2-4月，人民日報和胡喬木為劉少奇平反的社論爭吵兩個月。胡喬木口授社論的題目是《恢復毛澤東思想的本來面目》，胡績偉建議改為《恢復歷史的本來面目》，胡耀邦支持人民日報的修改意見。遭到胡喬木的拒絕，胡喬木說，他傳達的是鄧小平的意見，題目和內容一個字也不能改。
胡耀邦1977年就開始“平反冤假錯案”，汪東興的阻撓被突破，鄧小平的阻撓突破不了，反右運動只能改正，不能平反，還留下極小一批不能改正的右派尾巴。高饒案也不能解決。
1981年《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發佈後，中共中央決定編寫新的黨史。而且將編史任務從中央黨校轉給中央黨史研究室。一卷建國之前27年，十年完成，二卷建國之後29年，十六年完成。胡耀邦親自領導下樹立的寫史的實事求是的客觀標準，遭到了破壞，到《二卷》修改已經蕩然無存。
黨內思想解放兩次被阻止
1977年、1978年，胡耀邦領導和發動的“平反冤假錯案”和真理標準大討論都獲得華國鋒的支持，這直接帶來黨內兩次思想大解放，第一次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的中央工作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的理論務虛會議。中央工作會議因為鄧小平訪問東南亞和華國鋒發揚民主，使得會議失控。鄧小平回國之後，北京市委林乎加已經為天安門四五運動平反，胡績偉主持的人民日報，在天安門事件平反前夕發表社論：《實事求是，有錯必糾》。使得鄧小平不得不放棄胡喬木為他起草的堅持“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理論”的發言稿。讓胡耀邦為他另組班子，起草新的報告。新報告吸取了中央工作會議湧現出的所有新觀點，包括：一，胡耀邦在中組部著手平反的一系列大案要案。二，胡耀邦領導的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的大討論。三，人民要求為1976年天安門四五運動平反的強烈呼聲。鄧小平從中央工作會議上獲取豐厚的思想資源，扯起了思想解放的旗幟。依靠在三中全會閉幕式上做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報告，從而奪取了黨的最高權力。謙和、寬容的華國鋒為“兩個凡是”、“英明領袖”向大會作了檢查。
此後，遵照葉劍英的建議，在華國鋒同意之下，１９７９年１月1８日，由中央宣傳部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聯合召開理論工作務虛會，邀請中央和北京理論宣傳單位160多人參加，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秘書長兼中宣部部長胡耀邦發表引言，使得真理標準的討論進入第二階段。
務虛會的主要任務是，在“兩個凡是”問題上分清是非。會議基本上弄清了“兩個凡是”的出籠經過。實際上涉及到建國以來黨的思想理論路線方針的各個方面。
周揚提出“文化大革命”的定性問題，他說：“‘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是個根本問題，這個問題涉及到毛澤東同志，只有這個問題解決了，‘文化大革命’的定性問題才能解決。隨著，‘兩個凡是’的問題也不必爭論就可以得到解決。”
會議的發言已不迴避公開指名道姓地評論毛澤東。批評了他各個時期的錯誤。歷史學家黎澍說： “新的社會制度一產生，他就想超越經濟自然發展階段，這樣，也就帶來了嚴重的問題。我們的社會主義搞成了貧窮的社會主義，還說貧窮能更快進入共產主義。”經濟學家許滌新批評：從“三大改造”、 “大躍進”、“ 反右傾”、‘四清’，特別是‘文化大革命’，都是主席他老人家唯意志論發展下來的結果”。
國際問題專家宦鄉直接批評“九評”，他是第一個觸動這個禁區的人。他說：“九評”在思想上乃至國際背景上，毫無疑問是“文化大革命”促成因素之一。“反修”由外而內，反到自己頭上來了。“左”得不能再“左”。
批判毛澤東，毫無疑問也都觸及了鄧小平，因為，很多事他是跟著毛澤東一起幹的，他也是直接經手人。
會議對康生的揭發批判最多，並表示出極大的憤慨情緒。提出“整人惡俗”不除，“康生現象”不絕。 理論務虛會議上的發言通過簡報，流傳到社會，引起震動非常大。來京上訪事件也非常之多。2月8日左右，胡耀邦將外地（上海、浙江、山西等）發生一些群眾騷動的材料印發給會議人員參看。
三中全會之前公開支持“大字報運動”和“西單民主牆”的鄧小平，在三中全會之後，僅一個來月,就來了一個180°大轉彎。1979年1月6日，他說:“‘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從來沒有起過積極作用。”要求司法部門從重處理。2月17日，中共中央宣佈撤銷《公安六條》。《公安六條》是1967年1月，為加強對敵人的專政，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保障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大串連的正常進行，保障無產階級的革命秩序而公佈的，首設“惡攻罪”。
春節之後，第二階段的理論務虛會議於3月下旬開始，參加者擴大到500人。鄧小平重新啟用胡喬木為他起草報告。3月29日，提出“民主化是第五個現代化”、反對“鄧小平獨裁”、 29歲的北京市公園服務管理處工人魏京生被捕，後以“公開煽動推翻無產階級專政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反革命”罪名，判刑15年。3月30日，鄧小平在理論務虛會議上做了《四項基本原則》的報告。並讓大家討論。《四項基本原則》的具體四條，是鄧小平甩開5人起草小組，親自口授的。討論中，大家發表意見不多，和第一階段完全兩樣。
之後，胡耀邦說：“大會不開了，我也不講話了。我明天就去宣佈。”中共黨史上一次大規模的理論工作會議，就這樣結束了。胡耀邦留下的遺產是思想解放，而鄧小平留下的遺產是用“四個凡是”代替了“兩個凡是”。這“四個凡是”成為阻礙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繩索和大棒。“整人惡俗”的“康生現象”，由“鄧小平現象”以及“胡喬木、鄧力群現象”代替。（《新史記》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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