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記》記者 高伐林
“野生”新聞人
杜斌出生於1972年，正是中國好不容易跋涉出了大饑荒之後的十年。誰曾料，安穩日子過了沒三四年，毛澤東他老人家又把中國推入“文革”的動亂深淵？杜斌在山東郯城縣一個鎮上長大，那段歲月中，在政治運動中無休無止顛簸的父母都隻字不提大饑荒，官方更是緘口不言，他又早早離開了家，以致對那段慘痛的歲月，一無所知。後來到北京工作後，回家很少，一年才探望父母一次。“直到去年才問了父母，他們告訴我，爺爺也挨過餓，但我們那裏還算好，沒有餓死人。”
杜斌對《新史記》記者坦承，自己並沒有讀過多少書。不過他從小酷爱文學寫作，年輕時寫過五、六年的詩歌，但從來沒有投過稿。1993年去當兵，三年後復員，待業一年多才被安排到家鄉一家工廠的保衛科工作。上班比較安閑，精力充沛的他對新聞發生了興趣。
“在這裏學著寫稿，學著拍照片——沒有人教我，就是自己摸索，看看報刊上人家是拍什麽、怎麽拍，然後自己學了就往外投稿。爲什麽後來攝影搞得多？寫稿子很費勁嘛，幾百字上千字，要吭哧吭哧寫；照片省事嘛，對準焦距，按下快門，成了！”
說是這樣說，正如一個美國笑話所說的：花了一千美元請專家來查驗機器的故障。他來後，只畫了一道線指出了故障所在。有人不服氣：這就值一千美元？專家說，畫線，值1美元；知道往哪兒畫，值999美元！
杜斌也是如此。拍照似乎只是舉手之勞，但是知道拍什麽有意義，怎麽拍得好，這可絕對不是像他自謙的那麽輕巧。在別人看來，杜斌的路走得真順，中國當時那麽多著名大報，只有一兩家沒採用過他的照片；後來又在美國《紐約時報》、《時代》雜誌、英國《衛報》、德國《明星》雜誌等國際著名媒體發表。“台上十秒鐘，台下十年功。”他經歷過多年的顛躓、淬煉，才能在電光石火的刹那間，成就一張優秀攝影作品。
杜斌給我講起他如何起步學攝影：他那時沒有積蓄，說動了父親掏出兩三千元存款讓他去去臨沂，買下來一台海鷗相機。沒人教，老是曝光過度、照虛了；投稿也發出來一些，但自己也不滿意。他仔細研究各家媒體拍的照片，下班時將工廠宣傳部訂的各種報紙都搬回家看一夜，第二天早上上班時再送回來。自己也訂了《攝影世界》雜誌，還買過《黑鏡頭》、《普利策獲獎照片選》等書，揣摩大師傑作的精髓：用光、取景、角度、構圖……後來他又登錄《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時代周刊》的網站，琢磨別人爲什麽拍得好，自己爲什麽拍不好。“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他省吃儉用，對相機和鏡頭不斷昇級換代。
“2004年我跟一個《紐約時報》記者出去工作，他問我：是在哪所學校學的攝影？我通過翻譯告訴他，我沒有受過一天攝影專業教育。這位記者大吃一驚。我補充說，我攝影與你寫文章一樣，靠的是悟性。他非常認同我的這個體會。”
杜斌說：我走的，是一條“野生”的路子。“我拍的一些照片，畫面裡的人是端端正正的，但是場景是傾斜的。有人問我，我說，我眼裏的就是傾斜的世界——這就是我的感覺。”
中國著名攝影記者盧廣曾評論：“杜斌是個下手更狠的傢伙”，盧廣指著《中國社會導刊》中一幅圖說：“除了杜斌，沒人敢這樣拍”。
杜斌回憶，曾獲得過世界攝影比賽等國際國內很多獎的“獲獎專業戶”盧廣，對他說：你的照片，每一張的構圖都非常好，我在向你的風格學習。“我很驚喜：是嘛！我沒有受過攝影的專業訓練啊。”
杜斌告訴我：“我也參加過攝影比賽，但沒有獲過獎。”
“不對呀，2010年5月，你不是獲過亞洲人權新聞大獎嗎？”
“哦，對，但那不是攝影獎。那組照片《寫出冤情》，發表在《南華早報》上的，我真沒想到，他們放到17吋那麽大——將雜誌的兩頁連起來。”
杜斌攝影作品：“太監”蒙冤30年
時間：2002年2月6日
地點：山東省桓台縣聶橋村
上訪者：農民邢樹貞
他1972年被村幹部濫用私刑閹割進行肉體羞辱，上訪30年無果。但他仍必須同其他生理正常的男人一樣繳納計劃生育管理費。54歲的他，蹲在村委會緊鎖的鐵門前欲哭無淚：“憋得直吐血。”這是杜斌的獲獎照片《寫出冤情》中的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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