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前)老人院裡他的書最多
老人院兩位老人住一間房,房間不算大,但還實用,衛生間考慮到了老人的特點和需要,相當寬敞,輪椅推進去都可以轉彎,墻上也安裝了結實的扶手。
我沒有見到司馬璐的室友,他告訴我,那是位意大利裔老人,屢屢嫌房間內太悶,於是常常去活動室、閱覽室,或者別的老人房間串門聊天。這也好,與司馬璐可以互不干擾。
司馬璐很少串門。他有自己的樂趣:讀書、讀報。書報中或許沒有黃金屋、顔如玉,但卻是一片浩渺天宇,任他的思緒遨遊,天馬行空,“精騖八極,思接千載”。
老人院管理相當嚴格周密。在我與司馬璐聊天的這段不長的時間內,護理服務人員三次進門來探望老人。一看他有客人,禮貌地跟我打個招呼,問問他有什麽需要,便退出門外;也巧,正是一黑一白一黃,黃的那位,看上去像華裔,卻不會說中文,司馬璐說她是韓裔。她告訴我,整個好幾層樓高的老人院,沒有哪一位老人,有“Mr.Ma”這間房裡這麽多圖書雜誌。
這些書刊,有的是他正在讀和打算讀的,有的是他撰寫和編輯的,在床榻旁的書架上擺放得滿滿當當。
這在司馬璐畢生撰述編纂的書刊中,只是很少的一部分。
司馬璐將他編纂的《中共黨史暨文獻選粹》12大冊帶到了老人院。
司馬璐離開中共之後,在重慶組織中國人民黨,曾主辦《自由東方》、《人民週報》等雜誌;1949年定居香港,他出版《展望》雜誌;1983年移居美國,他又主持《探索》雜誌。
1952年他在香港出版《鬥爭十八年》,寫出自己從投奔共產黨到告別共産黨的曲折歷程;他主編了一套《中共黨史暨文獻精粹》。
幾十年間,司馬璐保存了不少中共的原始資料,也通過自己的研究、查證糾正了不少原先黨史上的錯誤,業內人士指出,這有很重要的史料價值。司馬璐舉過一例:
“原來大陸一致公認在中國最早介紹社會主義的出版物是在1905年……後來,我找到了在1902年(即清朝光緒二十六年)出版的一套木刻版的三本書,這一套書我從舊書店買來才五毛港幣,後來,它的拷貝件一份就賣一百港元。”
司馬璐還對若干中共領導人物,如瞿秋白、張國燾等,作過深入的專門研究。他告訴我,瞿秋白他並沒有見過,但非常景仰他、欽佩他,所以寫了一本《瞿秋白傳》,這是他寫得最早的一本書。
“張國燾我很熟,他長得很高大、很儒雅。”司馬璐直言:與中共創始人之一張國燾不僅有很多交往,並且對他印象很深,中共官方黨史中,按照毛澤東的旨意醜化張國燾,常常並不符合事實真相。
司馬璐在回答周義澄問題時說,他與張國燾是後來在香港真正認識的。在陝北見面是在1937年底,梁漱溟訪問延安時由張國燾主持的歡迎會上。此外,司馬璐還聽過張國燾的課。他認爲,張國燾吃虧在江西土話太重,別人聽不懂。“他對政治經濟學很有研究,聽課時聽得出來。他是北大的學生,有書生味道。”
司馬璐也熟悉張國燾的夫人楊子烈,告訴我“她人長得並不漂亮,但是非常能幹”。
(《新史記》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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