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6日 星期五

同樣遇强權高壓,中國知識分子遠不如俄國同行



《新史記》高伐林


列寧創建、斯大林長期主政的蘇聯害慘了中國,遺禍至今:派人來創建蘇式革命黨,複製蘇式專制國,策動蒙古獨立、簽訂蘇日協議承認滿洲國、扶植盛世才企圖讓新疆獨立,二戰後在東北搶劫姦淫……再加上地緣政治、能源爭奪等等因素,我不可能不對之由衷地憎惡;
但是對從19世紀以來的俄羅斯的人文傳統和精神氣節,我又不由得衷心敬佩。
當今各種排行榜鋪天蓋地:國民收入最高國家排行榜、最強企業排行榜、影視票房排行榜、富豪排行榜、最有影響力的人排行榜、消費水平最高城市排行榜……不一而 足;我想,若能將精神量化,將當今世界各民族及其知識分子階層群體的精神財富,就其在權力、傳統、市場等多重高壓與誘惑面前,“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 富貴不能淫”的勇氣、恒心,以及精神的獨立、自由、豐富、深刻,還有創造性、覆蓋面、影響力等等指數,綜合列出一個排行榜,我相信,俄羅斯精英定能名列前茅,而中國精英一定只能排在令人臉紅的位置,如果不是敬陪末座的話。



《新史記》雙月刊第19期封面。



美國、英國、法國,也有許多作家學者表現出了可貴的自由獨立精神,其原創力更是出類拔萃,但是論綜合水平,我不將他們放在前列——因為西方的民主憲政制度使 得他們“降”了“級”。這個制度是容忍、鼓勵他們的自由獨立精神的,他們即使有挑戰強權、捨身取義的勇氣,與蘇俄和中國知識分子身處嚴酷的社會環境比起 來,哪裡有多少表現的機會呢!美國先賢建起了一整套有效制衡政府權力(power)、保障民眾權利(right)的體制。這是他們沿襲了幾百年的權利,哪裡需要壯起膽來?

相形之下,蘇聯(俄國)的知識分子,就真正了不起了。
俄國女作家利季婭的故事和她提出的一個概念,足以讓中國作家臉紅。
利 季婭1940年前後寫出反映“大清洗”的長篇小說《索菲婭·彼得羅夫娜》,但當時蘇聯沒有哪家出版社敢出版。國外雖然出版了多語種版本,但她還是希望這本 小說能在國內問世。為此她足足等了20年,到1961年蘇共開過22大以後,蘇聯作家出版社才答應出版,預付了60%稿酬。但天有不測風雲,沒多久克里姆 林宮風向又變了,出版社毀約。利季婭打官司贏回了100%的稿酬,但此書還是出不了。利季婭明白了:當局的意圖就是要讓人集體遺忘,“等到受難者和見證人 統統死光,新的一代就什麼都不知道了,不能理解發生過的事,不能從祖輩和父輩的經歷中吸取任何教訓了”。利季婭由此意識到自己的書的價值:就是阻抗這種有 預謀的遺忘。

直到1989年2月莫斯科作協又“一致通過” 撤消15年前開除她的決議,兩年之後作協倚靠的強大政權在千百萬“男兒”的勇敢抗議聲中垮台,她的《索菲婭·彼得羅夫娜》出版了,震撼了讀者和批評家。震 撼的原因,與其說是其藝術造詣,毋寧說是其直面血腥現實的勇氣。利季婭在回憶錄中不無自豪地說:“它真實的見證價值無可置疑。我至今不知還有哪本寫 1937年的作品寫於這裡和那時。”
“這裡和那時”——空間上的“這裡”(恐怖政治的現場),時間上的“那時”(恐怖政治的當 下)。分開來不起眼,結合在一起卻意味著萬千風險。要問“這裡和那時”多麽不易嗎?不妨比較中國:中國不是也有類似蘇聯“肅反”那樣的慘禍嗎?——土改, 鎮反,肅反,反右,大躍進,大饑荒,“文革”……中國也有若干揭示這些慘禍的傑作,像《墓碑》(楊繼繩)、《往事並不如煙》(章詒和)、《夾邊溝記事》 (楊顯惠)……但它們要麽寫於“那裡”(恐怖政治現場之外),要麽寫於“這時”(恐怖政治時代過後),卻偏偏沒有一部,是寫於“這裡和那時”!(《新史記》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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