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星》記者 程度
根據對王軍濤的兩次採訪談話，記者寫了三篇專訪，第一篇刊發在《內幕》第22期，第二篇發表在《中國密報》第15期，本文是第三篇，繼續選載如下。
王軍濤（續）：從我以往經歷看，從來都不是我去選合作者。在辦《經濟學週報》的時候，報社的人除了我身邊帶著一個人外，其他人沒有一個是學經濟學出身的，也 沒有一個大學畢業生，但我使它在半年內與《世界經濟導報》並駕齊驅。欽本立請我吃飯，朱杏清跟我說，經濟這塊無法跟《經濟學週報》爭，我們去搞政治、社 會、文化這些。說這個故事的意思是，我不需要挑選什麼精英團隊，只要有想法，方向對頭，一批現成的人就可以把事情做得有聲有色。
《名星》：你如何將民主黨全球化到中國去呢？
王： 道理很簡單，這是一個打造symbol（象徵）的問題。為什麼哈維爾能被選？不就是一個象徵嗎？到人們不喜歡共產黨的時候，人們就需要尋找替代品。孫中山 跟辛亥革命本來沒有關係，辛亥革命是一批敵視他的人幹起來的。但人家最後還得找孫中山。為什麼？因為他是symbol。王有才關於民主黨現階段的戰略是對 的，讓民主黨這個旗幟到處飄揚，到時候，人們不要共產黨，找民主黨就行了，這裡沒有什麼快捷方式，誰行誰不行，到時候，大家就會Strategic Voting（選民使自己的投票具有有效性和表達性雙種功能的決策程序），找一個共識度很高的人或組織。剩下的，就是機會到你手上你能不能抓住？這是另外 一個問題了。你如果抓不住，就只能讓位於後起者了。
《名星》：辛亥革命搞成了事，不是在國外，而是在國內吧？
王： 留洋回去的不少呀。菲律賓的阿基諾是海外回去的，北韓的金日成、南韓的李承晚，中國春秋五霸中的齊桓公和晉文公也是流亡的，秦穆公用的人也是流亡的。實際 上，說海外與國內這種分野沒有什麼意義，這與買東西差不多，在贏得市場競爭的標準上，國內產品與國外產品有區別嗎？消費者喜歡就會買和用。真正到了轉型期，人民的選擇是選一個懂自己利益的人。
2011年6月4日晚，王軍濤在紐約時代廣場組織民主黨政治活動。
轉型第一波發生的時候，體制內的實權派要跟體制外的象徵派結合，實權派要想漂白自己，象徵派要尋找實力實現理念，而誰象徵意義大，就會成為被找的對象。第一 輪選舉結束後，合法性和實力都被制度規定了，不需要相互借力，就各走各的路了；辛亥革命的時候，革命派與袁世凱的北洋派分家，就發生在選舉結束之後。
《名星》：除了你剛才提到的，你準備在國內發展秘密黨員外，你們民主黨還準備在國內做什麼呢？或者說你在國內的發展戰略是什麼呢？
王： 我前後經歷過三次大的中國政治運動。1976年一次，1979年一次，1989年一次，競選也算一次吧。大潮來的時候，人民會去尋找運動的象徵，共產黨即 使封殺舊的象徵，運動可以一夜之間製造出新的象徵。1989年王丹一夜之間被製造出來，你覺得1989年的事情都是王丹在做？
說 到民主黨的中國發展戰略，我現在做的就是三件事，第一，建構象徵意義，跟共產黨打擂台；第二，發展網絡，意思是發展民主黨的合作關係；第三，儘量在國內打 樁腳，不管在國內現在能做什麼，只要在這個地區發展一個有爆發力的黨員，這塊地今後就可能是民主黨的。等民主黨回去的時候，他就可以說，我原來就是民主黨 的人。當年《北京之春》名氣大，並不是真因為它做出了很大的事情，有什麼指導力，而是因為外地人來北京找旗幟，然後好在當地活動。
運動機制中有很多貓膩是常人不大理解、也不會認同的，但這是規律。只要你有人緣，你搞運動就行。搞運動這個東西，只有你幹了，你才能找到感覺。你說我搞民主 黨幹什麼？就是要找這種感覺。提前捲入這類博弈會讓你知道自己有什麼弱點，可能栽在什麼地方。比如，民主黨內部現在有人在掐架，我就可以觀察，他們掐人的 心理是什麼。等國家處於轉型時期你再去觀察，那就晚了。老子說“治大國如烹小鮮”，你得先從小鮮去體會治大國的滋味嘛。民主黨就是我現在的觀察中國政治的場所，先行一步。（《名星》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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