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星》記者 程度
根據對王軍濤的兩次採訪談話，記者寫了三篇專訪，第一篇刊發在《內幕》第22期，第二篇發表在《中國密報》第15期，本文是第三篇，繼續選載如下。
王軍濤（續）：在英美國家，有一個常識非常重要。你一定要在實際操作中熟悉政治事務。中國歷史上真正成功者都不是無產者，而是中小地主和大地主或者軍閥，他們知道如何運作，他們知道尺度與分寸。
王軍濤2007年10月9日澳洲悉尼演講。
在共產黨壟斷一切資源的時候，我們必須有意識學會一些實際政治事務。我們在邊緣人的群體中可以培訓一些素質。培訓與實戰不同之處就在於，培訓在對素質要求最苛刻的地方體會和學習。
不過，余英時先生的“邊緣人”的概念與你或社會上庸俗多數所說的“邊緣人”概念不同。余英時先生的“邊緣人”指的是那種心態與健康社會生活格格不入的人，這 樣的人在任何社會生活場合中都是破壞性很大的人。你和庸俗多數所說的“邊緣人”是社會底層或非主力的人。這樣的人在自己的生活和事業圈中是負責任的和心態 健康的；也是有成就的。他們在某個社會是底層或非主流，更多的是社會制度不合理，堵死他們的機會；甚至就是社會選擇機制有問題，例如腐敗暴虐，使得有德有 識的建設性人才無法得勢成功。
我們要推翻暴政，必須與這類邊緣人結合；他們有動力和能力結束一個對他們個人成功而言不合理的暴政。在一個鎮壓嚴厲的威權和集權體制下，只有邊緣人才敢造反，敢於跟共產黨作對。那些掌握組織資源和組織運作技術的人，他們缺乏變革的動力，甚至是腐敗暴政的既得利益者。
所以，我們應當有意識地鍛煉自己與那些具有建設性心態、道德和能力、但因為制度不合理被壓抑的邊緣人結合與相處。法拉盛的中國人中這類人很多。
據我看，那些在美國能比中國感覺活得更好的中國人，多數都是這樣“邊緣人”。我們的合作者與未來的支持者就是這些人，即使有人叫他們流氓無產者也好，你自己 不這樣認為就是，而且，要準備跟這些人合作，處理與他們之間的關係，這就是我覺得在法拉盛從事組織活動的最大意義所在。
其實，我也曾是我現在批評的觀點的持有者。我對民主運動的參與者的道德和能力有極其挑剔的 標準。我剛到哥倫比亞大學的時候，在聽我說了我的民主觀之後，我的導師白鼎彞（Thomas P. Bernstein）說我的民主觀不是民主政治，而是精英政治。當時我說，搞民主要有道德呀、文化呀、素質呀，他說，當你設置這些門檻的時候，就不是民主 政治了，因為把大眾排除在外了。到了2007年3月份，我在英國見到世界各國在第三波民主化中引領變革的活動家後，我才真正糾正這一看法。（《名星》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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