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15日 星期四

給毛澤東寫信喊冤還真得到回音


《新史記》記者 高伐林


爲什麽會選擇“文革”、毛澤東時代作為一生主要的研究課題?宋永毅直言不諱:完全出於自己“文革”的經歷,“‘文革’10年,我竟然有5年是在獄度過。”——原來,他早已經有坐牢的經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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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永毅(右一)在亞洲學會2014年會上演講。哈佛大學教授麥克法夸爾(左一)當評論人。(《新史記》記者高伐林攝)


上海有過兩次“炮打張春橋”的運動,第一次是1967年,第二次是1968年,宋永毅捲入了,當然沒有好果子吃。從1970年“一打三反”運動到1971年“清查516”,他先是被抓進“封閉式學習班”,然後是隔離審查。

宋永毅沒有像當時全國大多數同齡人那樣當知青上山下鄉。上海是工業基地,需要勞動力,1968年夏末,毛澤東關於上山下鄉指示還沒出來,他和同屆畢業生就被 學校分配到上海糧食局位於郊區一個儲存糧食、食用油和工業用油的港口倉庫工作。但1970年上海中學“工宣隊”“軍宣隊”把他叫回學校關押追查。

宋永毅坐牢,更主要的是為另一件事。參加工作以後,夥伴們仍有強烈的求知欲望,五個同學就兩個星期左右在他家裡聚會一次,交流讀書心得——這就是“文革”中 流行的“地下讀書會”。各自去弄書,彼此交換看,再討論切磋。這夥年輕人很自然會講到江青30年代緋聞啦,德國納粹帝國和當前“文革”的對比啦,甚至講到 毛澤東在指導“文革”中的失誤啦等等——所有這些言論,都被歸類為“防擴散言論”。

他1971年12月被抓,一直沒判,關在王洪文搞的一個“文攻武衛指揮部”,民兵24小時看守,幾個人挨揍挨得很厲害,綁起來打,也絕不許家人探監,只有一次,他快要出來了時,允許他當時在國防工委一個准部隊研究所工作的大哥來看過。1976年3月才被放出來。

宋永毅說:“那是個無法無天的時代,隔離審查可以無限期搞下去。他們本來是想把我槍斃的,因為搞出來的 ‘防擴散言論’有幾百條——實際上那些話都沒有講過,都是‘逼供信’亂弄出來的,搞得很恐怖,比如指控我們說‘毛澤東禍國殃民,值得我們把他的頭割下來, 當作籃球去打’——像我們這樣的年輕人,怎麼可能講這樣的話?我們對毛澤東個人沒什麼仇恨。”

糧食局專案組把這個要犯報到上海市公安局,要正式逮捕他——竟有一百多條“防擴散言論”,這還了得?不僅可以判刑,甚至可以槍斃。

宋永毅的同學也為他抱不平,大著膽子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沒想到,真的得到了回音——不是毛澤東批覆的,是毛澤東身邊的人,中共中央辦公廳批覆的。(《新史記》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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