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記》記者 高伐林
爲什麽會選擇“文革”、毛澤東時代作為一生主要的研究課題？宋永毅直言不諱：完全出於自己“文革”的經歷，“‘文革’10年，我竟然有5年是在獄度過。”——原來，他早已經有坐牢的經驗了！
宋永毅（右一）在亞洲學會2014年會上演講。哈佛大學教授麥克法夸爾（左一）當評論人。（《新史記》記者高伐林攝）
上海有過兩次“炮打張春橋”的運動，第一次是1967年，第二次是1968年，宋永毅捲入了，當然沒有好果子吃。從1970年“一打三反”運動到1971年“清查516”，他先是被抓進“封閉式學習班”，然後是隔離審查。
宋永毅沒有像當時全國大多數同齡人那樣當知青上山下鄉。上海是工業基地，需要勞動力，1968年夏末，毛澤東關於上山下鄉指示還沒出來，他和同屆畢業生就被 學校分配到上海糧食局位於郊區一個儲存糧食、食用油和工業用油的港口倉庫工作。但1970年上海中學“工宣隊”“軍宣隊”把他叫回學校關押追查。
宋永毅坐牢，更主要的是為另一件事。參加工作以後，夥伴們仍有強烈的求知欲望，五個同學就兩個星期左右在他家裡聚會一次，交流讀書心得——這就是“文革”中 流行的“地下讀書會”。各自去弄書，彼此交換看，再討論切磋。這夥年輕人很自然會講到江青30年代緋聞啦，德國納粹帝國和當前“文革”的對比啦，甚至講到 毛澤東在指導“文革”中的失誤啦等等——所有這些言論，都被歸類為“防擴散言論”。
他1971年12月被抓，一直沒判，關在王洪文搞的一個“文攻武衛指揮部”，民兵24小時看守，幾個人挨揍挨得很厲害，綁起來打，也絕不許家人探監，只有一次，他快要出來了時，允許他當時在國防工委一個准部隊研究所工作的大哥來看過。1976年3月才被放出來。
宋永毅說：“那是個無法無天的時代，隔離審查可以無限期搞下去。他們本來是想把我槍斃的，因為搞出來的 ‘防擴散言論’有幾百條——實際上那些話都沒有講過，都是‘逼供信’亂弄出來的，搞得很恐怖，比如指控我們說‘毛澤東禍國殃民，值得我們把他的頭割下來， 當作籃球去打’——像我們這樣的年輕人，怎麼可能講這樣的話？我們對毛澤東個人沒什麼仇恨。”
糧食局專案組把這個要犯報到上海市公安局，要正式逮捕他——竟有一百多條“防擴散言論”，這還了得？不僅可以判刑，甚至可以槍斃。
宋永毅的同學也為他抱不平，大著膽子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沒想到，真的得到了回音——不是毛澤東批覆的，是毛澤東身邊的人，中共中央辦公廳批覆的。（《新史記》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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