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3月23日 星期日

人們爲何不滿意文革當事人道歉


《新史記》高伐林


宋彬彬2014年1月12日在其母校為“文革”迫害校長和老師道歉,成為民衆熱議的話題。不道歉,有人痛斥;道歉了,痛斥聲浪更高:“抵賴”“虛僞”“避重就輕”“洗刷自己”,遇害卞仲耘校長的丈夫王晶垚發表聲明不接受其道歉。
——不出我所料。

之所以不出所料,因爲我經歷過“文革”。

“文革”中的那些“衆矢之的”,怎麽檢討請罪,一次兩次三次N次,也肯定會被斥爲“不深刻”而不讓他(她)“蒙混過關”。反用那個順口溜:“會議沒有不隆重的,鼓掌沒有不熱烈的”,而檢討呢,沒有不“不深刻”的。

在這種壓力下,一些人只好違心地“上綱上線”自扣屎盆子。我聽到一個笑話:相聲大師侯寶林被揪鬥,怎麽檢討也被斥爲“不深刻”,最後在台上低頭:“我實在罪 大惡極——第二次世界大戰是我發動的,原子彈是我發明的……向毛主席、向紅衛兵小將請罪!”哄堂爆笑,批鬥會搞成“脫口秀”,還怎麽往下開?

我認爲,早道歉比晚道歉好,晚道歉比不道歉好。認識再不深刻,宋彬彬這些當年的文革積極分子、紅衛兵,認識到應出面向受害人道歉,至少劃清了大是大非界線,這就是一個令人鼓舞的起點。

見 到道歉尚未達到自己心中“深刻”標準,就指斥為“抵賴”“虛僞”,不利於形成全民族深切的反省氣氛,不利於那些心中痛悔自己做過錯事的人鼓起勇氣站出來道 歉。中國人的懺悔反省遠遠沒有蔚為風氣,與這種習慣性指責有關係。正如學者丁東所描繪的:你承認打過人,別人可能懷疑你殺了人;你承認和一個人死亡有關, 別人可能懷疑十個人死亡和你有關。我們現在所處的環境,畢竟遠不是一個完善的法治環境,人們頭腦中普遍有“得寸進尺”的思維方式。

真正的認錯道歉擔責,只能認自己真正犯下的錯,只能為自己行爲造成的後果道歉,只能承擔真正屬於自己的責任。





爲什麽許多人不滿意宋彬彬的道歉?一個重要原因,是她所講的與我們原來所聽說、所以爲的反差太大。

我們原來聽說的是:開國上將宋任窮的女兒宋彬彬造反精神特別強,率衆打死校長、給毛澤東戴紅衛兵袖章,毛對她講“要武嘛”,她便改了名,在《光明日報》以 “宋要武(宋彬彬)”這樣的署名方式寫文章《我給毛主席戴上紅袖章》,造成全國腥風血雨……傳得最邪乎的就是千家駒老先生《自撰年譜》的渲染:“宋彬彬和 人比賽,那一個紅衛兵打死了六個人,她為了勝過那個人,就打死了八個人”——他老人家也真敢寫!

實際上,宋彬彬從沒改過名,沒承認自己叫“宋要武”,她的校友劉沂倫等親眼所見,全國各地寄到北師大女附中宋要武收的信,她從來沒拆過;《光明日報》的文章 也與她無關,是官方喉舌冒用名義捉刀代筆;她不僅沒有動手打過領導、老師和同學,而且在卞仲耘被打死的“八五事件”當天確實張羅著請醫生搶救……

“文 革”實在太複雜了,別說沒經歷過的人難以想像,經歷過的人也未必說得清、記得準,僅1966年“文革”爆發到1971年“林彪事件”的這五年,工作組、老 紅衛兵、造反派、軍代表、工宣隊軍宣隊……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紅衛兵”“造反”這樣看起來一模一樣的帽子,下面扣住的腦袋可能誓不兩立;甲地的經驗 套不準乙地,此時的陣線到彼時就重新洗牌,昨夜的盟友是今晨的政敵,上午是受害人下午卻成了打手……

對宋彬彬參與打死校長的傳聞,我原來也深信不疑,直到採訪了兩個人之後。(《新史記》第1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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