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記》馮勝平 專稿
督軍和布衣交情匪淺
軍閥譚延闓為什麼要給毛澤東這筆鉅款呢？
譚延闓（1880年-1930年）字祖安、祖庵，號無畏、切齋，湖南茶陵人，曾經任兩廣督軍，三次出任湖南督軍兼省長兼湘軍總司令，授上將軍銜，陸軍大元 帥。曾任南京國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長。1930年9月22日，病逝於南京。去世後，民國政府為其舉行國葬。有“近代顏書大家”之稱。著述有《祖庵詩集》 等。蔣介石和宋美齡結婚，譚延闓為介紹人。
譚延闓
從民國至今，寫顏體的人沒有出譚延闓右者。中山陵半山腰碑亭內巨幅石碑上“中國國民黨葬總理孫先生於此”兩行巨大金字，即為譚氏手書。1920年夏，驅張 運動成功，毛澤東率驅張赴京代表團回長沙，譚延闓親臨火車站迎接。同年9月9日，毛與同仁創辦的文化書社開張，譚又帶軍樂隊前往祝賀，贈親筆書寫“文化書 社”金匾一幅。譚延闓和毛澤東，一個是湘軍總司令、湖南省長兼督軍，一個是一介布衣，此種交情，實非路人所有。鑒於這種關係，私贈兩萬大洋，且不問錢去何 處，當在情理之中。
順便說一句，9月9日是毛澤東生命中的重要日子，和他結下終身不解之緣。1920年9月9日，開辦“文化書社”；1927年9月9日，發動“秋收起 義”；1935年9月9日，與張國燾草地分手、率軍連夜逃離，毛稱之為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1976年9月9日，毛澤東撒手人寰。
毛澤東和譚延闓的交情，源於驅張運動。1919年，湖南人發動湘人治湘，驅逐張敬堯。運動中，毛澤東衝鋒陷陣，嶄露頭角，真正受益人則是譚延闓。護國戰爭 時，譚延闓為排斥外省軍閥控制湖南，提出“湘事還之湘人”口號。袁死後，譚任湖南省長兼督軍，長沙卻長期為皖系軍閥支持的張敬堯佔據。毛澤東的驅張運動， 與譚延闓的政治綱領不謀而合。1920年6月11日，直皖戰爭即將爆發，皖系無力挽回張敬堯的失敗。當晚，張敬堯出走，湘軍前鋒部隊進入長沙；17日，譚 延闓回到長沙，正式主政湖南。
與此同時，毛澤東在上海章士釗處拿到兩萬大洋。贈受雙方保持低調，從未向社會公佈。錢的來源是譚延闓，目的是“應酬在滬的同鄉”。
非常可能，兩萬大洋（以下簡稱“譚款”）是譚延闓給毛澤東的政治酬勞，因為很難想象一個軍閥會匿名以巨款資助留學生。當然，資助勤工儉學是一個極好的名目，政治上正確，無論譚延闓、章士釗還是毛澤東，日後都會願意把它作為兩萬大洋轉手的理由。
《年譜》上卷第60頁寫道：1920年6月，“毛澤東為組織革命活動以及一部分同志去歐洲勤工儉學，急需一筆數額較大的款項，在上海找章士釗幫助。章士釗當即熱情相助，發動社會各界名流捐款，共籌集兩萬銀元全部交給毛澤東。”（7）
這是為尊者隱的歷史曲筆。沒有什麼“社會各界名流”，只有一個躊躇滿志，剛剛拿下長沙的譚延闓。他的政治圖謀剛巧與毛澤東此時的人生軌跡相交。
1920年6月的毛澤東，還不是馬克思主義者。積極推動“湘人治湘”，他政治活動的重心不是建立共產黨，而是湖南自治。翻閱《毛澤東年譜》，我們看到：
6月9日，毛澤東在上海《時事新報》發表《湘人為人格而戰》，宣稱，“湘人驅張，完全因為在人格上湘人與他不能兩立”。（8）
6月11日，在上海《時事新報》發表《湖南人再進一步》，指出，“湖南人應該再進一步，努力為‘廢督運動’”。（9）
6月18日，發表《湖南人民的自決》，“湖南的事，應由全體湖南人民自決之。贊助此自決者，湖南人之友。障礙此自決者，湖南人之仇。” (10）
6月23日，致信湘籍老同盟會員、上海報人曾毅，闡明湖南改造的要義在於“廢督裁兵”、“建設民治”。(11）
6月30日，致信羅章龍，告以在上海的見聞。信中談到要將湖南的事情辦好，搞自決自治。” (12）
儘管毛澤東聲稱，“到了1920年的夏天，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 (13）但直到這一年11月應陳獨秀函約，創建長沙共產主義小組為止，他沒有發表過任何馬克思主義的言論，事實上還醉心於湖南獨立運動。9月3日，毛在長 沙《大公報》發表《湖南建設的根本問題——湖南共和國》一文，提出分省建立共和國的主張。(14）大約從這時起，毛在政治上和譚延闓分道揚鑣：批評譚的 “湘人治湘”是官治，不是民治。由於對湖南獨立運動失望，毛澤東開始尋求新的道路，逐漸接受了馬克思主義。
毛澤東沒有“挪用公款”
關於兩萬大洋，學者錢文軍寫道：“查當年銀元比價，每銀元值白銀0.6148關兩；時價美金0.7624元。兩萬銀元值1.5248萬美元。查中國火柴工 業史，當時天津北洋火柴廠開業資本 恰好二萬元，尚不是銀元。……可見兩萬銀元確係一筆巨款。問題是，這筆錢是章士釗以助青年留學歐洲募集的，合法的用途只能是資助留歐學子，其餘都算挪用贊 助款。接著查閱《年譜》，至‘7月初離滬返湘’，之後也沒有送別留歐學生更沒有贈款之記錄，‘一部分同志用這個錢去了歐洲’之事自然無法談起。截至 1920年底，通過各種途徑先後赴法勤工儉學的湖南學生共有346人，在全國赴法學生總數1576人中佔22％，在全國各省分中僅次於四川，居第二位。如 此之多留法學生，而且新民學會就有18人之多，歌頌毛之文章亦不少，竟沒有發現一個人提及他雪裡送炭的恩德，或者這幫傢伙全都忘恩負義了？”（15）
錢文軍先生提供了許多重要信息，邏輯也自洽。問題是他相信了毛澤東的自述，沒有弄清這筆錢的真正來源。如果錢真是章士釗為資助勤工儉學從“社會各界名流” 募集的，毛以後的做法當然是“挪用公款”；但如果錢來自於譚延闓為“湘人治湘”而設立的政治基金，由章士釗監管發放，則是另外一回事。既然不是“公款”， 自然也就無所謂“挪用”。
顯然，毛澤東沒有對章含之說實話，他也不能說實話。還債的故事發生在1963年，那時毛澤東早已被供上神壇，不曾、不會、也不能犯任何錯誤。偉大導師怎麼會拿軍閥的錢？英明領袖的人生軌跡怎麼能同反動軍閥重合？這些問題不要說提出，想想都是犯罪！
其實，關於兩萬大洋的傳聞，在當時就很流行。1920年7月14日，身在法國的羅學瓚，給毛澤東寫信：
注釋：
7，《毛澤東年譜》，上卷，60頁。
8，同上，59頁。
9，同上，59頁。
10，同上，59頁。
11，同上，60頁。
12，同上，60頁。
13，同上，57頁。
14，同上，63頁。
15，錢文軍《兩萬大洋到哪裡去了？》，凱迪社區·貓眼看人，2013年12月23日。
（《新史記》18期）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