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2月24日 星期一

成龍挺專制或因對中國政治絕望


《名星》編譯 楊芬瑩


外表粗豪,內心敏感

《三 聯生活周刊》記者孟靜(筆名凌霜華)也認為,成龍的反美言論,反映自己長時間的心理不平衡,崛起的中國只是給他一個藉題發揮的空間。這篇題為“成龍的娛樂 意義”的評論稱,過去他少談政治,是因為有經理人陳自強、乾爹何冠昌的管束,何冠昌去世後,成龍也與陳自強解約,成龍也實現了言論自由。

孟靜認為,成龍內心很滿足於“江湖大哥”的感覺,他希冀周圍人的人生觀與他一樣,也順從於他。一般演員只在電影裡扮大俠,下了班做普通人,電影裡扮警察的成龍,卻沒有下班的時候。

和李小龍一樣,成龍有強烈的自尊心,他們外表粗豪,內心敏感,李小龍要踢飛“東亞病夫”紙匾,成龍要向每個輕侮過他的人示威。他很愛講述過去每一段不愉快的經歷,即使知道是記者挖的坑,只要能激起他的鬥志,他還是會跳下去。

成龍第一次到美國發展,坐了六個小時飛機,大導演史蒂芬·斯皮爾伯格卻只給他五分鐘,結果什麼也沒聽懂。電視訪談節目彩排時,主持人要讓他當場秀兩下,讓他很不舒服,之後又不用表演了,又坐了六小時飛機回去。可能因為這樣,他在《紅番區》裡痛扁有種族歧視的西方人。

其實,成龍的西方影迷,主要是白人藍領和有色人種。在美國大受歡迎的《尖峰時刻》,給他配戲的是黑人影星,他曾經說:“我不知道美國觀眾喜歡什麼,所以對這部電影的美國票房沒有信心。”

成龍電影從內容來看,他想挖掘自己的演技,想演愛情片,喜歡有溫情的故事,可是觀眾不接受,觀眾只想看他打得頭破血流,就像美國觀眾也只想看李連杰演反派。除了在西方電影圈,發展不盡如人意,不少電影合作夥伴也很讓人失望。

早年在導演、編劇及對手戲女演員身上受的氣,日後他都要一一討回自尊,所幸他的性格還算樂觀,電影裡的角色都沒有一心要報復的特質,每個主人翁都人格健全,心性陽光。現實生活中,曾經傷害他的那些人,不是混得不如他,變成他手下或就死了,也有的變成他女朋友。



印 度網路媒體《第一手刊登》(Firstpost)評論《為什麼成龍跟許多印度人都渴望強人政治?》(Why Jackie Chan, and many of us, yearn for ‘strongmen’),則從印度的精英政治,來說明成龍支持專制的主張,可能只是對中國政治絕望的表現。

作 者范奇·文布(Venky Vembu)認為,雖然成龍批評的是香港與台灣的民主,但同樣的討論,也適用於印度與中國的情況。成龍主張,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比較適合專制體制, 在印度大家同樣會討論,是否惟有精英階層享有較大參政空間,國家的發展才能比較順利。兩國傾向支持“良性獨裁”(benevolent dictatorship)的另一面,就是國家政治體系,實際上已經敗壞到無法挽救的地步。

以 印度的情況來說,國會機構與政府機關,基本上無法運作或修復,民眾信任度持續向下修正,腐敗貪污跨越黨派、階級且互相牽連,雖然司法機關盡力查緝,但印度 的貪污犯罪,根本無法以起訴有限的失職人員,來達到打擊或矯治貪腐的效果。因此,才會有團體寄望於情況不是那麼糟糕的軍隊。

也許成龍認為,只要當局能保證經濟持續成長,以部分自由作交換,仍可接受,然而,如今中國經濟走到下坡期,長久為了經濟發展而壓抑人民民主素養的後果,也即將揭曉──為環境保護、為賣地收入等維權風潮方興未艾,各地抗爭正如星星之火般蔓延開來。

國家安定真的值得人民付出自由的代價嗎?美國開國元勛本傑明·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說得好:“不惜犧牲基本自由以圖苟安的人,既不配享受自由,也不配獲得安全。”


年屆60歲的成龍,還能讓人眼睛為之一亮嗎?



成龍電影恐成東方007

現 在的成龍可以跟任何導演、演員、編劇合作,也可以演出任何角色,包括成龍自己很感興趣的角色:29歲到“79歲”的岳飛——這是成龍在一次公開場合宣告籌 拍岳飛生平的電視劇《精忠岳元帥》時所說的,但事實上岳飛沒能活過40歲即被賜死)。不過年屆60歲的成龍,還能讓人眼睛為之一亮嗎?風格明確的“成龍電 影”(A Jackie Chan Film),還能像過去一樣讓人驚喜?還是慢慢變成“東方的007”——大卡司、高科技、天價製作經費的老八股?

用 成龍自己的話說,近年呈現在大家眼前的成龍電影,到底記錄了誰的年代記憶?其實以他今日的地位,大可以不要繼續拚搏下去。未來從好萊塢電影,尋找自己感興 趣的科技,搭配中國最時興的話題,隨波逐流的推出通俗片,再賺好幾年的人民幣,不成問題。就像娜娜(Nana Mouskouri)、卡列拉斯(Josep Carreras Coll)等退役的歌劇男女高音,推出口水歌專輯“饗宴”歌迷兼撈錢一樣。

雖 然還是會有傑米·吳爾夫這樣的影迷,仍然期待成龍帶來新的驚喜,重現當年的創意與天分;或者,走過辛苦創作之路的他,如果不將愛國的概念縮限於對效忠當權 者,那他能為中國做更大的事;也許是讓年輕一代中國人擁有更好的創作空間,解除表達自由在中國社會的政治原罪——畢竟,個人創造力的最大報酬,不該只是物 質生活的滿足與在位者的眷顧。

雖然成龍主張“中國人是 需要管的”,但從世界歷史來看,即便是一切以《聖經》為單一統治標準的中世紀,後世從人類智慧、政治理論、藝術、科技發展的角度來看,仍是被公認的黑暗時 代;雖然當時有少數音樂家、文學家、科學家與藝術家,能夠依附教會與皇室生存,但大多數群眾仍無法運用自身創意,為自己與社會追求最大福祉。

如今中國共產黨對國內同時壟斷宗教與政治的絕對權威,基本上扼殺了抵觸其利益的一切創作空間,創作者也必須將大半力氣用來自我審查,這種遭遇無異於中國創作史上的黑暗時代,也注定中國只能抄襲、無法超越西方文明的宿命。(《名星》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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