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關於兩萬大洋的傳聞,在當時就很流行。1920年7月14日,身在法國的羅學瓚,給毛澤東寫信:
“近子升(蕭子升)因湘款事(即章行嚴匯來之一萬元)頗受湘同學誹謗,謂章匯來兩萬元,子升私吞了一半。(其實止一萬元,因在法久以宣傳為兩萬元。)種種誹謗,到處宣傳,我雖聞之好笑,但勤工儉學同志頭腦這樣不明瞭,亦可為嘆。”(16)
更 令人尷尬的,是對毛澤東身揣兩萬大洋,卻見死不救的指責。陳小雅、錢文軍著述撰文,不僅追問兩萬大洋到哪裡去了,而且指控毛澤東謀財害命。(17)據《大 公報》連載《湖南留法勤工儉學學生調查記》披露,1921年下半年,因貧病交加,留法“學生疾病(十餘人)死亡(三人),皆全係地方官施診施葬,並棺材而 無之。”(18)死亡三人中,兩位來自湖南:一位是楊開慧的堂兄楊楚,另一位是蕭子升曾向毛通報病情,希望為之籌款治病的陳贊周。對蕭的來信,毛回答: “此款事勢急迫,非籌不可,只有不管償還如何困難,姑且借來付去。”(19)

陳小雅《中國‘廢片’——毛澤東的命案》追究了毛澤東“兩萬大洋”之謎。
身 懷萬貫,卻哭窮借錢,不是毛澤東的為人。與天下相比,兩萬大洋價值幾何?很難想象,雄才大略如毛澤東,會見利忘義,和楊開慧夜半數錢,合謀貪污。就算毛澤 東是流氓,那種行徑也不符合他的段位!錢文軍、陳小雅對毛澤東的諸多指責,在於他們相信毛澤東一直持有那筆鉅款。其實,到1921年春,毛澤東已千金散 盡,一文不名了。
既沒用於勤工儉學,這筆錢哪兒去了?難道真是用於1921年創建共產黨了?
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陳 獨秀在1922年6月30日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寫道:“黨費,自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止,由中央機關支出17655元;收入計國際協款 16655元,自行募捐1000元。”(20)陳的報告否定了“譚款”用於建黨的可能性。兩萬大洋在1921年是一筆鉅款,相當於毛澤東在北大208年的 工資。毛如果當時仍持有這筆錢,雖不是富可敵國,至少也算“富可敵黨”了。
毛澤東說:“另一部分錢,我拿到湖南搞秋收起義,後來上了井岡 山。”查楊奎松教授著《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蘇聯撥款“具體如1927年,為組織上海三次工人武裝起義得援款約3萬元;為開辦黨校得5萬元另月開 支1.5萬元;7-8月為解決湖南農運問題得援款近5萬元;9月為準備秋收起義得援款1萬元”。湖南農民運動和秋收起義用錢都是蘇聯給的,三個月共得6萬 元。(21)沒有“譚款”用於秋收起義的記錄。
還原歷史真相,很可能的情況是:到1920年11月底為止,毛澤東還不是共產主義者,他的 政治理想是湘人治湘,湖南獨立,與當時湖南省長譚延闓不謀而合。為支持同道,譚延闓通過章士釗給毛澤東一筆政治捐款,沒有規定用途。從性質上說,這是一 筆私款,與建黨無關,與勤工儉學亦無關。不是共產主義者,談何建黨?既非公款,又何謂挪用?
既沒用於勤工儉學,也沒用於建黨和秋收起義,那麼,兩萬大洋到哪裡去了呢?(《新史記》1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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