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關於兩萬大洋的傳聞，在當時就很流行。1920年7月14日，身在法國的羅學瓚，給毛澤東寫信：
“近子升（蕭子升）因湘款事（即章行嚴匯來之一萬元）頗受湘同學誹謗，謂章匯來兩萬元，子升私吞了一半。（其實止一萬元，因在法久以宣傳為兩萬元。）種種誹謗，到處宣傳，我雖聞之好笑，但勤工儉學同志頭腦這樣不明瞭，亦可為嘆。”（16）
更 令人尷尬的，是對毛澤東身揣兩萬大洋，卻見死不救的指責。陳小雅、錢文軍著述撰文，不僅追問兩萬大洋到哪裡去了，而且指控毛澤東謀財害命。（17）據《大 公報》連載《湖南留法勤工儉學學生調查記》披露，1921年下半年，因貧病交加，留法“學生疾病（十餘人）死亡（三人），皆全係地方官施診施葬，並棺材而 無之。”（18）死亡三人中，兩位來自湖南：一位是楊開慧的堂兄楊楚，另一位是蕭子升曾向毛通報病情，希望為之籌款治病的陳贊周。對蕭的來信，毛回答： “此款事勢急迫，非籌不可，只有不管償還如何困難，姑且借來付去。”（19）
陳小雅《中國‘廢片’——毛澤東的命案》追究了毛澤東“兩萬大洋”之謎。
身 懷萬貫，卻哭窮借錢，不是毛澤東的為人。與天下相比，兩萬大洋價值幾何？很難想象，雄才大略如毛澤東，會見利忘義，和楊開慧夜半數錢，合謀貪污。就算毛澤 東是流氓，那種行徑也不符合他的段位！錢文軍、陳小雅對毛澤東的諸多指責，在於他們相信毛澤東一直持有那筆鉅款。其實，到1921年春，毛澤東已千金散 盡，一文不名了。
既沒用於勤工儉學，這筆錢哪兒去了？難道真是用於1921年創建共產黨了？
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陳 獨秀在1922年6月30日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寫道：“黨費，自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止，由中央機關支出17655元；收入計國際協款 16655元，自行募捐1000元。”（20）陳的報告否定了“譚款”用於建黨的可能性。兩萬大洋在1921年是一筆鉅款，相當於毛澤東在北大208年的 工資。毛如果當時仍持有這筆錢，雖不是富可敵國，至少也算“富可敵黨”了。
毛澤東說：“另一部分錢，我拿到湖南搞秋收起義，後來上了井岡 山。”查楊奎松教授著《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蘇聯撥款“具體如1927年，為組織上海三次工人武裝起義得援款約3萬元；為開辦黨校得5萬元另月開 支1.5萬元；7-8月為解決湖南農運問題得援款近5萬元；9月為準備秋收起義得援款1萬元”。湖南農民運動和秋收起義用錢都是蘇聯給的，三個月共得6萬 元。（21）沒有“譚款”用於秋收起義的記錄。
還原歷史真相，很可能的情況是：到1920年11月底為止，毛澤東還不是共產主義者，他的 政治理想是湘人治湘，湖南獨立，與當時湖南省長譚延闓不謀而合。為支持同道，譚延闓通過章士釗給毛澤東一筆政治捐款，沒有規定用途。從性質上說，這是一 筆私款，與建黨無關，與勤工儉學亦無關。不是共產主義者，談何建黨？既非公款，又何謂挪用？
既沒用於勤工儉學，也沒用於建黨和秋收起義，那麼，兩萬大洋到哪裡去了呢？（《新史記》1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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