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星》編譯 楊芬瑩
在成龍口（眼）中，中國很混亂，人民沒有資格得到參政權利，但那其實是中國共產黨早年竭力掙脫的桎梏。他的言行，雖然符合中國當權者的喜好與期望，卻脫離全體中國人實際經歷過的歷史與政治現實。
此外，成龍的主張也無法驗證，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年建政至今，從未出現過任何有意義的民主形式，即便是“大躍進”、“文化大革命”這種浩劫時期，政權也一直由獨裁者牢牢控制著。
薩姆·克蘭因此試問，難道逐步解除言論與思想的自由限制，真的會讓中國陷入比“大躍進”更混亂、更暴力的境地嗎？台灣與香港的情況，真的比現時的中國糟糕嗎？
更合理的質疑是，為什麼並不算真正中國人的成龍，要鼓吹這種本質上等同於種族主義的扭曲言論？他的說法，能幫助別人更深刻地瞭解中國文化嗎？相信絕大部分的中國人，若能有選擇，都願政治壓迫逐步解除，而非繼續維持或加強管制。
《華盛頓郵報》資深記者潘文（John Pomfret）則認為，成龍立場上更貼近中國權貴的想法。潘文過去擔任美聯社記者時，由於報導“六四”事件，被有關方面以“違反戒嚴令”，個人態度“又不友好、又不合作”等理由驅逐出境。
1998年當潘文以《華盛頓郵報》記者的身分重返中國，為了取信於中國，還自我批評過去對於“六四”的採訪活動，當時他“告白”稱：根據在世界動盪地區的採訪經歷，他認識到“動亂不是一件好事”。
有被迫贊同中國官方經驗的潘文稱，目前的中國社會，與天安門事件當時的中國，已經有巨大的不同，其中最令人震驚的就是階級社會借屍還魂，以及富裕階層對於貧窮族群的鄙夷態度，成龍口中需要被控制的應該是中國窮人。
潘文說，成龍當時說這些話的對象，是參加博鰲的企業家（以及後來的政協代表們），而且任何與中國權貴有交往經驗的人，其實對這種論調並不陌生，像是“我們中國人是需要管的”等說辭，但發話的人應該不包括在內。
劉嘉玲的“唱紅”言論也引發非議。
愛國言論“意外”引發如潮惡評的還有港星劉嘉玲。她2013年7月28日在個人微博貼出遊覽留影，照片中她站在北京天安門前，背景清晰可見毛澤東畫像，圖片說明則是：“我終於來到了這裡！東方紅，我心中的太陽！”
此番言論很快引來網友批評，因為她在天安門廣場上，紀念的不是爭民主的“六四”民運事件，而是中共領袖。“商女不知亡國恨”、“文革餘孽”、“想幹政協委員吧？”等諷刺挖苦如雪花片片降臨。
劉嘉玲稍晚在微博上為自己辯白：“很多時候，那些事情很簡單，複雜的是自己的大腦。讓生活簡單化，想法單純化，心情就會輕盈了起來。”
她接受香港《蘋果日報》採訪時也稱：“很小的時候就很期待在天安門廣場拍張照，拍照時我想起《東方紅》這首歌，才有感而發在微博寫上“東方紅，我心中的太陽”這句歌辭。我無意吹捧任何人……大家別想太多！”
但成龍、劉嘉玲等人沾惹的批評，真的只是網民“見不得人好”的惡毒攻訐嗎？
如果兩人今天跟廣大中國百姓一樣，必須忍受國家收入分配不正義（以至於一輩子無法翻身的絕望），無法抵抗權貴階層的剝削與輕慢，必需嚥下掠奪者每一句裹著糖衣的謊言……他們還能心平氣和地面對既得利益者對於當權者的歌功頌德嗎？
成為學生“嘔吐的對象”
其 他與成龍有類似遭遇的爭議人物，還有在中國奮鬥終成台灣首富的兩岸紅頂商人蔡衍明。2009年他為了感念中國市場對他的“牽成”（閩南話，意即提攜），他 豪爽地買下連年鉅額虧損的紙媒《中國時報》集團，無視於黑洞般的財務缺口，還投入每年上億元人民幣創立《旺報》，希望幫助台灣人好好瞭解中國。
出於赤誠，蔡衍明出錢出力，偏執且狂熱地想幫助台灣人，“真切”體悟身為“中國人”的驕傲感，希望同鄉不要害怕與中國進一步打交道，但他一片苦心卻遭致台灣民眾與傳媒圈的鄙視與厭惡。
蔡衍明引以為傲的旺仔商標，在台灣被封為“鬼娃”，連旗下員工都必須忍受被“抹紅”的壓力。蔡衍明曾經在公開場合表示：“我本想做學生與年輕一代的‘偶像’，沒想到居然成為學生們‘嘔吐的對象’。”
2012 年1月《華盛頓郵報》刊登對蔡衍明的專訪，稱蔡衍明表示，“六四”天安門屠殺的報導不是真的。如此昧於史實的言論一出，輿論嘩然，讓他揚言要告《華郵》， 加上旗下媒體持續攻擊個別反對媒體壟斷的學者，以及新聞版面過高比例的置入中國政治宣傳，台灣人反感情緒不斷升高，終於在當年8月，催生出台灣近20年最 大的學生運動“我是學生，我反旺中”，旺旺（中時）集團也被扣上“賣台”的高帽。
這些名人的羞憤遭遇，固然令人同情，但對於無數平民百姓來說，這些開口閉口高喊愛國的“港台名流”，他們愛的更像是中共提供的權貴生活，所以才能無視於其他人為了這樣的權貴尊榮被迫付出的痛苦代價。在他們看似天真、無辜外表下，仍是渴求中國財富的貪婪。
與劉嘉玲、蔡衍明不同的是，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成龍一直以國際人（世界公民）的無害形象，存在大家的腦海中，因此當他開始明確地選邊站，過去非常關愛成龍的美國主流媒體，自然也無法視而不見。
《華盛頓郵報》2013年1月15日刊登的“成龍的反美主義”（The Anti-Americanism of Jackie Chan），作者費雪（Max Fisher）認為，大中國主義的另一面，常是對於國家進步的不確定感，意圖麻痺自我對國家的憂慮。
正如中日釣魚島衝突最緊張的時刻，北京獨立記者高海倫（Helen Gao）對於中國社會的觀察：“中國每遇國際批評，國內民族主義的情緒就會很快上升，民族主義的爆發，不僅是反彈外國對中國的批評，民眾也試圖以抽象的愛國主義，來平衡糟糕的國際現實。”（《名星》第5期）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