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月23日 星期四

在躲避崇高的年代裡堅持崇高


中國著名記者、作家劉賓雁逝世八週年之際,明鏡出版社推出了由馬雲龍所著的《劉賓雁時代——鴉雀無聲雁有聲》一書,描述了劉賓雁與大半個世紀的時代軌跡基本同步、大起大落的一生。

2013年12月7日,普林斯頓中國學社、中國研究院、明鏡出版社和《新史記》雜誌社聯合主辦的“劉賓雁逝世八週年暨《劉賓雁時代》新書發佈會”在紐約舉行,與會者分享了自己與劉賓雁的交往經歷,回憶了對他的豐富印象,分析了劉賓雁的精神內涵及其現實意義和歷史意義。

《名星》根據錄音整理了全部發言,並經發言者審訂,經授權全文刊發如下。



在倫理底線被摧毀的年代堅持崇高

蘇煒(作家,耶魯大學教師):


耶魯大學的校園裡,有紀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陣亡的耶魯學生的一個自由紀念碑。昨天我教完課,經過廣場,發現紀念碑前的旗杆下了半旗,我知道這是為了悼念 曼德拉的逝世,學校派出了大概是在耶魯求學的一個海軍陸戰隊士兵、一個空軍士兵,肅立在降下半旗的旗杆兩邊,儀態肅穆。我經過那裡,看著那個場景,眼淚一 下子湧出來了,我想到了曼德拉,也馬上想到了賓雁——因為想到第二天要來紐約開這個會。剛才我才知道,賓雁原來跟曼德拉是相隔八年的同一天——12月5日 去世的,從曼德拉想到劉賓雁,這個聯想很自然。昨天經過那兒,我停下了步子,當然人太多了,我沒有在那裡鞠躬致敬,但我內心是默默地向那個降了半旗的旗杆 致敬,馬上從曼德拉想到的,就是賓雁——我們這位老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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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煒(明鏡特約記者 別提攝)

今天來這個場合,我帶著一種紀念曼德拉、也紀念我們中國的曼德拉的心情。昨晚我為準備今天的發言,本來想寫一首詩的,時間太緊,我找出來當年和王康為賓雁 去世時候寫的詩,一會兒念給大家聽。今天的發言,我想了一個題目,簡單地說,就是關於“德性”和“接地氣”這兩個話題,這是我跟賓雁交往中,常常想起的兩 個話題。

在那本為賓雁80大壽而出的《不死的流亡者》文集裡,有一篇我的小文章,題目叫“賓雁大哥”。1987年1月,鄧小平開除賓雁出黨那個時候,我作為最早的 海歸留學生回到中國。我以前就認識賓雁,一回國聽到這個消息,可以說是當頭一大瓢冷水,我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拿了一瓶從美國帶回去的洋酒,去看剛剛落難 的劉賓雁——他住在人民日報社金台路宿舍區,兩三輛掛著黑帘的車,停在他的樓下,裡面坐著幾個臉色陰沈的人。我知道他們是什麼人。我頂著風雪去敲了賓雁的 門。那時候氣氛非常嚴峻啊,風聲鶴唳的感覺。我跟賓雁聊著聊著天兒,因為喝茶喝得多,我就要上廁所,賓雁攔住我說,你上廁所不要急著沖水——上兩次廁所才 沖一次水。我問為什麼?他說,北京太缺水了,我們家的規矩都是上兩次廁所才沖一次水,為北京省點兒水。我當時很感動,也很生氣。我說:賓雁啊,都這時候 了,那些“雷子”都密布你家周圍,你還想著為他們省水!賓雁說:你說的“他們”,是誰啊?


這個事情給我很大的震撼:賓雁心中的“他們”不是那些當政者,他心中的“他們”,是老百姓。我那篇《賓雁大哥》寫的就是這麼一個細節:在最嚴酷的時候去看他,他居然還是帶著對這個世界這麼多的善意、這麼多的溫熱。

我跟鄭義、北明,都是賓雁晚年身邊關係比較親近的幾個晚輩,我跟鄭義私下裡說起過這個話題,我說其實純從意識形態的角度來說,我們已經跟賓雁不一樣了,賓 雁說他是個社會主義者,他相信馬克思主義,坦白地說,我已經不相信馬克思主義,也不是個社會主義者了,但是我們仍然崇敬他,仍然對他懷有像鄭義所說的一種 真正的神聖感,一種崇高的敬意。為什麼賓雁有這麼一種力量?我也記得,好些年前,有人對劉賓雁不以為然,恰恰也是在這一點上,認為劉賓雁太“道德主義”, 太強調道德——在共產主義多年泛道德主義氛圍之下,劉賓雁在海外民運中也好,在日常生活裡也好,他強調道德,容易給一些人造成反感。但是這些人和這個社 會,並不理解劉賓雁身上的道德感背後的含義。我今天想強調,現在關於普世價值也好,關於他在中國引起的忌諱、引起的爭論也好,其實背後就是強調人性的共同 的德性——是良知的底線,或者說是人性的底線。如果共產黨現在的政權,不承認普世價值,不承認人性具有一個共同的底線,就等於把維繫我們這個社會的道德系 統,整個摧毀了——實際上現在中國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這個,就是鄭義講到的道德淪喪。

我跟很多流亡者不一樣,可能是因為我多年在耶魯大學教書,因此政治色彩不那麼強烈,客觀上,我知道我不是一個政治人物,我不適合做這樣的角色,所以我這幾 年參加政治活動比較少,我回中國大陸也可以自由進出,雖然一直等待有人請我“飲茶”,到現在還沒有被請過。這樣就給我很多機會,去觀察現在真實的中國現 實,這種道德淪喪、社會缺乏底線,已經到了“國將不國”的地步了——就是國未亡,人心已經亡掉了這種感覺。這個國家從上到下沒有任何人有安全感,最高的當 官的沒有安全感,他們只要有可能,都想把自己的子女家人往國外送;最底層的老百姓也沒有安全感,他們每天呼吸的空氣,他們每天吃的食物,出門面對的社會現 狀,都讓他們害怕。沒有安全感背後的原因,就是這個社會的倫理底線徹底被摧毀了。

在劉賓雁身上,如果純粹講道德感,容易引起概念化的反感,所以我強調是一種德性。劉賓雁身上這種德性的力量,是我和鄭義,常年陪伴在他身邊的晚輩——其實我們也不年輕,但在劉賓雁面前,我們還是年輕人,常常感受到的。


這裡我可以對比一個人物:王蒙。

王蒙寫過一篇文章《躲避崇高》,王蒙是一個典型的、他的文字和他的為人都沒有任何崇高感的人物,他自己也很以此為樂,認為他的特點就是要做聰明人,躲避崇 高,在哪兒都能玲瓏面對,文章裡流露出一種得意洋洋的自我滿足、自我炫耀。這種躲避崇高,可以說,造成了我們的今天文學界的現狀、社會的現狀。試想歷史上 一切偉大的作品,從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訶夫到巴爾扎克、雨果,這些最經典的作家,他們的文學各有各的取向、高度,但背後支撐的一個最基本的東 西,其實是德性,是道德感,是那一點人性的溫熱。一個沒有道德感的作家,最終不光是他的人格立不起來,他的文學也是立不起來的。我敢斷言,從歷史上看,王 蒙未來不可能真正在文學上立起來。相反,劉賓雁這種對老百姓的悲憫,對社會、對人性的這種溫熱,使得劉賓雁的作品,始終帶著那樣一種道德的崇高感,會永遠 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象徵,永遠流傳下去。(《名星》特約記者馬儉、記者高伐林 整理《名星》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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