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著名記者、作家劉賓雁逝世八週年之際，明鏡出版社推出了由馬雲龍所著的《劉賓雁時代——鴉雀無聲雁有聲》一書，描述了劉賓雁與大半個世紀的時代軌跡基本同步、大起大落的一生。
2013年12月7日，普林斯頓中國學社、中國研究院、明鏡出版社和《新史記》雜誌社聯合主辦的“劉賓雁逝世八週年暨《劉賓雁時代》新書發佈會”在紐約舉行，與會者分享了自己與劉賓雁的交往經歷，回憶了對他的豐富印象，分析了劉賓雁的精神內涵及其現實意義和歷史意義。
《名星》根據錄音整理了全部發言，並經發言者審訂，經授權全文刊發如下。
在倫理底線被摧毀的年代堅持崇高
蘇煒（作家，耶魯大學教師）：
耶魯大學的校園裡，有紀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陣亡的耶魯學生的一個自由紀念碑。昨天我教完課，經過廣場，發現紀念碑前的旗杆下了半旗，我知道這是為了悼念 曼德拉的逝世，學校派出了大概是在耶魯求學的一個海軍陸戰隊士兵、一個空軍士兵，肅立在降下半旗的旗杆兩邊，儀態肅穆。我經過那裡，看著那個場景，眼淚一 下子湧出來了，我想到了曼德拉，也馬上想到了賓雁——因為想到第二天要來紐約開這個會。剛才我才知道，賓雁原來跟曼德拉是相隔八年的同一天——12月5日 去世的，從曼德拉想到劉賓雁，這個聯想很自然。昨天經過那兒，我停下了步子，當然人太多了，我沒有在那裡鞠躬致敬，但我內心是默默地向那個降了半旗的旗杆 致敬，馬上從曼德拉想到的，就是賓雁——我們這位老大哥。
蘇煒（明鏡特約記者 別提攝）
今天來這個場合，我帶著一種紀念曼德拉、也紀念我們中國的曼德拉的心情。昨晚我為準備今天的發言，本來想寫一首詩的，時間太緊，我找出來當年和王康為賓雁 去世時候寫的詩，一會兒念給大家聽。今天的發言，我想了一個題目，簡單地說，就是關於“德性”和“接地氣”這兩個話題，這是我跟賓雁交往中，常常想起的兩 個話題。
在那本為賓雁80大壽而出的《不死的流亡者》文集裡，有一篇我的小文章，題目叫“賓雁大哥”。1987年1月，鄧小平開除賓雁出黨那個時候，我作為最早的 海歸留學生回到中國。我以前就認識賓雁，一回國聽到這個消息，可以說是當頭一大瓢冷水，我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拿了一瓶從美國帶回去的洋酒，去看剛剛落難 的劉賓雁——他住在人民日報社金台路宿舍區，兩三輛掛著黑帘的車，停在他的樓下，裡面坐著幾個臉色陰沈的人。我知道他們是什麼人。我頂著風雪去敲了賓雁的 門。那時候氣氛非常嚴峻啊，風聲鶴唳的感覺。我跟賓雁聊著聊著天兒，因為喝茶喝得多，我就要上廁所，賓雁攔住我說，你上廁所不要急著沖水——上兩次廁所才 沖一次水。我問為什麼？他說，北京太缺水了，我們家的規矩都是上兩次廁所才沖一次水，為北京省點兒水。我當時很感動，也很生氣。我說：賓雁啊，都這時候 了，那些“雷子”都密布你家周圍，你還想著為他們省水！賓雁說：你說的“他們”，是誰啊？
這個事情給我很大的震撼：賓雁心中的“他們”不是那些當政者，他心中的“他們”，是老百姓。我那篇《賓雁大哥》寫的就是這麼一個細節：在最嚴酷的時候去看他，他居然還是帶著對這個世界這麼多的善意、這麼多的溫熱。
我跟鄭義、北明，都是賓雁晚年身邊關係比較親近的幾個晚輩，我跟鄭義私下裡說起過這個話題，我說其實純從意識形態的角度來說，我們已經跟賓雁不一樣了，賓 雁說他是個社會主義者，他相信馬克思主義，坦白地說，我已經不相信馬克思主義，也不是個社會主義者了，但是我們仍然崇敬他，仍然對他懷有像鄭義所說的一種 真正的神聖感，一種崇高的敬意。為什麼賓雁有這麼一種力量？我也記得，好些年前，有人對劉賓雁不以為然，恰恰也是在這一點上，認為劉賓雁太“道德主義”， 太強調道德——在共產主義多年泛道德主義氛圍之下，劉賓雁在海外民運中也好，在日常生活裡也好，他強調道德，容易給一些人造成反感。但是這些人和這個社 會，並不理解劉賓雁身上的道德感背後的含義。我今天想強調，現在關於普世價值也好，關於他在中國引起的忌諱、引起的爭論也好，其實背後就是強調人性的共同 的德性——是良知的底線，或者說是人性的底線。如果共產黨現在的政權，不承認普世價值，不承認人性具有一個共同的底線，就等於把維繫我們這個社會的道德系 統，整個摧毀了——實際上現在中國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這個，就是鄭義講到的道德淪喪。
我跟很多流亡者不一樣，可能是因為我多年在耶魯大學教書，因此政治色彩不那麼強烈，客觀上，我知道我不是一個政治人物，我不適合做這樣的角色，所以我這幾 年參加政治活動比較少，我回中國大陸也可以自由進出，雖然一直等待有人請我“飲茶”，到現在還沒有被請過。這樣就給我很多機會，去觀察現在真實的中國現 實，這種道德淪喪、社會缺乏底線，已經到了“國將不國”的地步了——就是國未亡，人心已經亡掉了這種感覺。這個國家從上到下沒有任何人有安全感，最高的當 官的沒有安全感，他們只要有可能，都想把自己的子女家人往國外送；最底層的老百姓也沒有安全感，他們每天呼吸的空氣，他們每天吃的食物，出門面對的社會現 狀，都讓他們害怕。沒有安全感背後的原因，就是這個社會的倫理底線徹底被摧毀了。
在劉賓雁身上，如果純粹講道德感，容易引起概念化的反感，所以我強調是一種德性。劉賓雁身上這種德性的力量，是我和鄭義，常年陪伴在他身邊的晚輩——其實我們也不年輕，但在劉賓雁面前，我們還是年輕人，常常感受到的。
這裡我可以對比一個人物：王蒙。
王蒙寫過一篇文章《躲避崇高》，王蒙是一個典型的、他的文字和他的為人都沒有任何崇高感的人物，他自己也很以此為樂，認為他的特點就是要做聰明人，躲避崇 高，在哪兒都能玲瓏面對，文章裡流露出一種得意洋洋的自我滿足、自我炫耀。這種躲避崇高，可以說，造成了我們的今天文學界的現狀、社會的現狀。試想歷史上 一切偉大的作品，從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訶夫到巴爾扎克、雨果，這些最經典的作家，他們的文學各有各的取向、高度，但背後支撐的一個最基本的東 西，其實是德性，是道德感，是那一點人性的溫熱。一個沒有道德感的作家，最終不光是他的人格立不起來，他的文學也是立不起來的。我敢斷言，從歷史上看，王 蒙未來不可能真正在文學上立起來。相反，劉賓雁這種對老百姓的悲憫，對社會、對人性的這種溫熱，使得劉賓雁的作品，始終帶著那樣一種道德的崇高感，會永遠 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象徵，永遠流傳下去。（《名星》特約記者馬儉、記者高伐林 整理，《名星》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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