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國史新格局新篇章
我撰修《當代中國史稿》，就是嘗試扭轉東西方所有這一切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史籍慣性，企圖打碎國史等於帝王將相家譜的框架，妄想建立國史既是被統治者歷史也是統治者歷史的新格局新篇章。
中共毛澤東如何統治如何變化固然重要，固然必須入史，被統治者的億萬民眾如何享受幸福或遭受苦難，應該以同樣的地位和篇幅，或者說更顯要的地位、更多的篇幅入史。如此，才是國史，於兩造也才相當、公平、公正。否則只是只能是執政者史、帝王將相史。
這裡的矛盾似乎不是理論上的，因為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都認為人民或者說公民、納稅人是國家、民族、社會的基礎，是主人；執政者只是服務於人民和公民、納稅人的公僕。矛盾是實際上的，寫作上的。
黃河清身患絕症，撰寫出篇幅巨大的《當代中國史稿》。
司 馬遷七十列傳中的《仲尼弟子列傳》、《刺客列傳》、《遊俠列傳》、《佞幸列傳》、《儒林列傳》、《扁鵲蒼公列傳》、《滑稽列傳》、《日者列傳》、《龜策列 傳》不是寫帝王將相的，還有散見於其他列傳中寫底層者的，占約1/8篇幅。太史公在彼時彼境，能如此做，前無古人。這是我的燈塔、標竿。我的《當代中國史 稿》主幹是七十列傳。我設計了運動三十、列傳七十，有宏觀微觀先以體例上予以框定之意；再以“九曲澄曰”在技術上對宏觀微觀予以揉搓。“九曲澄曰”很活 泛，主要是評議，但也有史實，不便於在正文中或需要在評議中間敘間議的史實，就安排在“九曲澄曰”裡。我的史評主要在“九曲澄曰”裡，儘量簡要精當。這與 港大、劍橋史極大量的分析、推理有別。我是著意如此，一是篇幅所限，不容我囉嗦；二是儘量讓史實自己說話。當然全是一種自我期許，客觀效果如何？我是臨深 履薄地戰戰兢兢著的。
列 傳七十中，50餘篇列傳是寫民眾、尤其是底層民眾的，有一千多人；二是將他們擺在顯要的位置。他們是國之根本，這與帝王將相、東西方政治家歷史學家從古至 今都如是說而歷史事實也如是才合符節；三是將帝王將相的篇幅減至20餘篇；四是在選擇的代表性上，無論是帝王將相還是民眾，都與統治者以及變化緊密相關相 連相佐證。
如是，中共黨史與中國國史之別這一沒有解決好的問題庶幾得解也。
中國當代史的主角
我 的苦心孤詣希望在歷史的長河中沉澱下來，成為沙礫中閃光的金子。我知道，這有點狂，但是，披荊斬棘，路是人走出來的。我願試走，無論頭破血流，總要有人開 步。當代歷史學家余英時先生對香港中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極度肯定揄揚，讓我深知我的觀點知音者甚稀。成史乃我所期，成功不輕妄言，篳路藍縷開啟山林 之勞，則萬不敢辭。
在學習撰史的過程中，我瞭解到萌發 於法國1940年代中後期而蔚為史學研究中一個新支的年鑑學派，其第三代的“微觀歷史”，如勒華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所著的《蒙太猶》(Montaillou)以法國南部村莊的居民為主角，挖掘解剖，“從沙見世界”的著述，與我的將底層人視為中國當代史 的主角之一有異曲同工之處。勒氏遭到一些傳統歷史學家的嘲笑，但“微觀歷史”仍然作為年鑑學派的第三代存在著。
一般修史，不在本朝。我之違例狂妄，緣中共黨史代國史在先，且積鬱甚深，骨鯁在喉，一吐為快，不吐不快。
60年國史，側重於1989年前的40年。這40年是我親歷，後20年流亡海外，所知相對有限，更因歷史需要沉澱之故。
台灣、港澳是中國，中國有台灣、港澳。由於歷史的原因，我對台灣、港澳的瞭解遠不足以讓我修史。我只能在大要上將台灣、港澳包攏在本書之內，也就是當代中國史裡。
2009年夏於馬德里蝸居
（本文為《當代中國史稿》一書自序。略有删節，小標題為編者所加）（《新史記》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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