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娃／《新史記》記者 高伐林
放 在我面前的是一本厚厚的大書。50張飽經滄桑、溝壑縱橫的臉龐從封面凝視著我。他們剛從莊稼地走出來，從打麥場走出來，從土窯洞走出來——從遍地餓殍、屍 堆墳頭走出來。他們集結在這本書裡，講述自己，以及家庭、家族、村民慘絕人寰的往事。這些往事，他們在50年間只能封死在胸臆，沒有人傾聽；漏出來一句半句，也沒有人理會、沒有人相信，更有可能反倒給他們自己惹來禍殃——直到旅美作家依娃，跋山涉水，到偏僻鄉村尋訪到他們，用她的真誠和執著，開啓了他們的心扉——拯救了他們行將隨風而逝的記憶。
當近54萬字的《尋找大饑荒倖存者》一書在明鏡出版社出版之際，《新史記》記者採訪該書作者依娃。
依娃《尋找大饑荒倖存者》（明鏡出版社）。
“就怕杏葉大的手”
新史記：張純如寫南京大屠殺等多個人間慘劇，加劇了她的抑鬱症。您在寫作過程中，一定也很壓抑、很痛苦？
依娃：是的。我在這本書的封底上寫道：“這不是一本書，是餓亡者的累累屍骨、是倖存者血海淚河，是活人餓鬼們的控訴和悲鳴。”
這本書是用我的眼淚澆灌出來的，用我掏心挖肺般的疼痛熬煎出來的。我這麼說，不是誇張，更不是爲了推銷。這確確實實，是一次嘔心瀝血的、牢獄般的、自虐式的寫作過程。
一個作家必須敢於面對人類的苦難，最真實地記錄苦難，才對得起“人”這個有尊嚴的稱呼。
多少次，我再聽錄音、整理採訪記錄，淚水不知不覺地流出來。我又一次聽見受訪人因為家裡父親、母親等親人被餓死而哭，我也泣不成聲。我聽到一個婦女，當時 只有六、七歲，父親偷了生產隊的豆子，因為害怕被批鬥，半夜吊死在房梁上，她就睡在一邊的炕上。錄音裡，她哭得說不下去……還有一次，我聽到一位嫂子說： “不怕簸箕大的口，就怕杏葉大的手。”意思是，當一個孩子伸出小手說：“媽，我餓得很，我要吃饃。”可母親給不了，眼看著孩子活活餓死……我就想，我也是 一個母親，我怎麼辦？人世間最悲慘的事，莫過於一個母親眼見著自己的孩子活活被餓死！我一下子崩潰了，嚎啕大哭了一場。
這個寫作的過程，是一個受折磨的過程。讓我很自閉、不願意和人說話，經常陷入一種悲傷、難過的情緒之中。但是，他們的苦難，又給我無限的力量，讓我堅持寫下去。不然，對不起死去的人、活著的人。我在心裡說：“我要和你們一起受苦，我就當我餓死了，又活了，我要寫。”
感謝上帝安排讓我做這份“苦差”。
總要有人說出真相
新史記：您的採訪和寫作這麼艱難，有沒有爭取得到什麼機構的資助？您有助手嗎？
依：我是個調研個體戶，沒有學歷、沒有職稱、沒有資金、沒有團隊、沒有助手，用英文說就是“one man boss”，沒有任何機構或個人給予任何資助。曾經有一個受訪者問過我：“你是不是拿了美國人的錢來調查？那我可不說。”我說我的英文很爛，沒有深交一個 美國人。我的親戚也問過我：“你寫完一本書，能掙多少錢？”我說：“不掙錢。”他不解：“那你寫書幹什麼呢？”2012年我見到中國學者姚監復老人，他也 問：“那你的經費怎麼辦？”我說：“我自己出。”他說：“你們家一把手（丈夫）支持不支持？”我說：“還好，還好。”
我所有的回國機票、車費、食宿費、答謝介紹人、資助窮苦老人……都是由我和家庭開支，三年來整理、寫作期間的生活費用都是依靠家庭默默的支持。我2012年一年沒有去商店買過衣服，一是節省，二是沒有心情。
我的想法是：我不和餓亡者算帳，不和歷史算帳，我做我應該做的事情而已。我對人的愛支撐我完成這項本來“不可能的任務”。我要做那個喊出“皇帝沒有穿衣服”的孩子！很多時候，人需要的不僅是知識和學問，而是真誠和正義，還有愛！
新史記：中國有大饑荒，外國也有大饑荒；中國60年代有大饑荒，更早的時候，例如40年代也有大饑荒。您在調查和寫作時，是否比較過中外大饑荒、古今大饑荒的異同？
依娃：在準備、調研和寫作過程中，我閱讀了大量中外有關大饑荒的研究專著，還觀摩了很多記錄片、訪談錄等等。對前蘇聯的大饑荒、北韓的大饑荒、1942年的中國河南大饑荒有所瞭解。我很難用三言兩語來做比較。這裡我引用一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迪亞·森的話：
“人類的饑荒史的一個重要的事實是，沒有一次大饑荒發生在有民主的政府和出版自由的國家。饑荒發生在古代的王國，發生在當代的專制社會，發生在原始部落， 發生在現代技術官僚獨裁的國家，發生在帝國主義統治的殖民地經濟，發生在一黨專制的新興獨裁國家。但是，那些獨立的、實行定期選舉的、有反對黨發出批評聲 音的、允許報紙自由報導的、和能夠對政府決策正確性提出質疑的、沒有實行書報檢查的國家，從來沒有一個發生過饑荒。”
楊繼繩先生也說：“造成大饑荒的政治體制，利用政權的力量，強制地掩蓋、抹殺中國人對大饑荒這段歷史的記憶。我寫的《墓碑》在中國大陸不能出版……有人對此十分恐懼，誣衊《墓碑》是‘反動黃色書籍’，下令收繳。”
今天調查、研究大饑荒，是因為沒有人承認，沒有人謝罪，沒有人賠償。那些千千萬萬的餓魂還在中華大地上飄蕩。沒有一處紀念碑，沒有一座紀念館，不能出版 《墓碑》這樣的研究成果，還有孫經先、楊松林之流在極力否認大饑荒，為統治者造假史；夾邊溝餓死了2000多位知識分子，竟有作家說是什麼“親娘打孩 子”……
因此，搶救歷史，搶救記憶，搶救真相是我們這一代人的責任。
新史記：本書出版了，您有什麼新的計劃？
依娃：感謝明鏡出版社出版本書，我覺得此時出版意義重大。2013年是毛澤東誕辰120週年，毛左們大肆紀念，歌功頌德，國內最近出版了一本書《總要有人 說出真相》，作者楊松林，全面否定大饑荒，振振有詞地問：“誰親眼看見餓死3000多萬人了？”說是戶口搞錯了等等。我也送上這一份“大禮”！關於大饑荒 研究方面的專著還是比較少，專家學者的著作雖然已經有幾本了，但是像這樣跋山涉水、在民間多處採訪的倖存者口述，可以說這是第一本。
一場餓死幾千萬人的人造大饑荒，千卷萬言都不夠記錄和控訴。雖然我個人的能力很有限，我還是想繼續調研、寫作下去。目前正在寫作第二本書，採訪資料已經有 了，是關於大饑荒中的逃荒婦女兒童境遇的專著。我希望留下一部婦女兒童逃荒史，也希望得到何頻先生和明鏡出版社的繼續支持，共同留下歷史見證人的記憶和聲 音。
最後，讓我們共同記住倫理學家馬格利特的一句話：“忘記與自己有親密關係的人的不幸是倫理的背叛，忘記與自己並沒有多少關係的人類的非正常死亡是道德感的喪失。”
新史記：這句話說得很深刻。感謝您坦誠地談出這麼多肺腑之言！（《新史記》1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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