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月22日 星期三

尋訪大饑荒倖存者:苦差我要幹到底


娃/《新史記》記者 高伐林


放 在我面前的是一本厚厚的大書。50張飽經滄桑、溝壑縱橫的臉龐從封面凝視著我。他們剛從莊稼地走出來,從打麥場走出來,從土窯洞走出來——從遍地餓殍、屍 堆墳頭走出來。他們集結在這本書裡,講述自己,以及家庭、家族、村民慘絕人寰的往事。這些往事,他們在50年間只能封死在胸臆,沒有人傾聽;漏出來一句半句,也沒有人理會、沒有人相信,更有可能反倒給他們自己惹來禍殃——直到旅美作家依娃,跋山涉水,到偏僻鄉村尋訪到他們,用她的真誠和執著,開啓了他們的心扉——拯救了他們行將隨風而逝的記憶。

當近54萬字的《尋找大饑荒倖存者》一書在明鏡出版社出版之際,《新史記》記者採訪該書作者依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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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娃《尋找大饑荒倖存者》(明鏡出版社)。




“就怕杏葉大的手”

新史記:張純如寫南京大屠殺等多個人間慘劇,加劇了她的抑鬱症。您在寫作過程中,一定也很壓抑、很痛苦?

依娃:是的。我在這本書的封底上寫道:“這不是一本書,是餓亡者的累累屍骨、是倖存者血海淚河,是活人餓鬼們的控訴和悲鳴。”

這本書是用我的眼淚澆灌出來的,用我掏心挖肺般的疼痛熬煎出來的。我這麼說,不是誇張,更不是爲了推銷。這確確實實,是一次嘔心瀝血的、牢獄般的、自虐式的寫作過程。
一個作家必須敢於面對人類的苦難,最真實地記錄苦難,才對得起“人”這個有尊嚴的稱呼。

多少次,我再聽錄音、整理採訪記錄,淚水不知不覺地流出來。我又一次聽見受訪人因為家裡父親、母親等親人被餓死而哭,我也泣不成聲。我聽到一個婦女,當時 只有六、七歲,父親偷了生產隊的豆子,因為害怕被批鬥,半夜吊死在房梁上,她就睡在一邊的炕上。錄音裡,她哭得說不下去……還有一次,我聽到一位嫂子說: “不怕簸箕大的口,就怕杏葉大的手。”意思是,當一個孩子伸出小手說:“媽,我餓得很,我要吃饃。”可母親給不了,眼看著孩子活活餓死……我就想,我也是 一個母親,我怎麼辦?人世間最悲慘的事,莫過於一個母親眼見著自己的孩子活活被餓死!我一下子崩潰了,嚎啕大哭了一場。


這個寫作的過程,是一個受折磨的過程。讓我很自閉、不願意和人說話,經常陷入一種悲傷、難過的情緒之中。但是,他們的苦難,又給我無限的力量,讓我堅持寫下去。不然,對不起死去的人、活著的人。我在心裡說:“我要和你們一起受苦,我就當我餓死了,又活了,我要寫。”

感謝上帝安排讓我做這份“苦差”。


總要有人說出真相

新史記:您的採訪和寫作這麼艱難,有沒有爭取得到什麼機構的資助?您有助手嗎?

依:我是個調研個體戶,沒有學歷、沒有職稱、沒有資金、沒有團隊、沒有助手,用英文說就是“one man boss”,沒有任何機構或個人給予任何資助。曾經有一個受訪者問過我:“你是不是拿了美國人的錢來調查?那我可不說。”我說我的英文很爛,沒有深交一個 美國人。我的親戚也問過我:“你寫完一本書,能掙多少錢?”我說:“不掙錢。”他不解:“那你寫書幹什麼呢?”2012年我見到中國學者姚監復老人,他也 問:“那你的經費怎麼辦?”我說:“我自己出。”他說:“你們家一把手(丈夫)支持不支持?”我說:“還好,還好。”

我所有的回國機票、車費、食宿費、答謝介紹人、資助窮苦老人……都是由我和家庭開支,三年來整理、寫作期間的生活費用都是依靠家庭默默的支持。我2012年一年沒有去商店買過衣服,一是節省,二是沒有心情。

我的想法是:我不和餓亡者算帳,不和歷史算帳,我做我應該做的事情而已。我對人的愛支撐我完成這項本來“不可能的任務”。我要做那個喊出“皇帝沒有穿衣服”的孩子!很多時候,人需要的不僅是知識和學問,而是真誠和正義,還有愛!

新史記:中國有大饑荒,外國也有大饑荒;中國60年代有大饑荒,更早的時候,例如40年代也有大饑荒。您在調查和寫作時,是否比較過中外大饑荒、古今大饑荒的異同?

依娃:在準備、調研和寫作過程中,我閱讀了大量中外有關大饑荒的研究專著,還觀摩了很多記錄片、訪談錄等等。對前蘇聯的大饑荒、北韓的大饑荒、1942年的中國河南大饑荒有所瞭解。我很難用三言兩語來做比較。這裡我引用一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迪亞·森的話:


“人類的饑荒史的一個重要的事實是,沒有一次大饑荒發生在有民主的政府和出版自由的國家。饑荒發生在古代的王國,發生在當代的專制社會,發生在原始部落, 發生在現代技術官僚獨裁的國家,發生在帝國主義統治的殖民地經濟,發生在一黨專制的新興獨裁國家。但是,那些獨立的、實行定期選舉的、有反對黨發出批評聲 音的、允許報紙自由報導的、和能夠對政府決策正確性提出質疑的、沒有實行書報檢查的國家,從來沒有一個發生過饑荒。”
楊繼繩先生也說:“造成大饑荒的政治體制,利用政權的力量,強制地掩蓋、抹殺中國人對大饑荒這段歷史的記憶。我寫的《墓碑》在中國大陸不能出版……有人對此十分恐懼,誣衊《墓碑》是‘反動黃色書籍’,下令收繳。”

今天調查、研究大饑荒,是因為沒有人承認,沒有人謝罪,沒有人賠償。那些千千萬萬的餓魂還在中華大地上飄蕩。沒有一處紀念碑,沒有一座紀念館,不能出版 《墓碑》這樣的研究成果,還有孫經先、楊松林之流在極力否認大饑荒,為統治者造假史;夾邊溝餓死了2000多位知識分子,竟有作家說是什麼“親娘打孩 子”……

因此,搶救歷史,搶救記憶,搶救真相是我們這一代人的責任。

新史記:本書出版了,您有什麼新的計劃?

依娃:感謝明鏡出版社出版本書,我覺得此時出版意義重大。2013年是毛澤東誕辰120週年,毛左們大肆紀念,歌功頌德,國內最近出版了一本書《總要有人 說出真相》,作者楊松林,全面否定大饑荒,振振有詞地問:“誰親眼看見餓死3000多萬人了?”說是戶口搞錯了等等。我也送上這一份“大禮”!關於大饑荒 研究方面的專著還是比較少,專家學者的著作雖然已經有幾本了,但是像這樣跋山涉水、在民間多處採訪的倖存者口述,可以說這是第一本。

一場餓死幾千萬人的人造大饑荒,千卷萬言都不夠記錄和控訴。雖然我個人的能力很有限,我還是想繼續調研、寫作下去。目前正在寫作第二本書,採訪資料已經有 了,是關於大饑荒中的逃荒婦女兒童境遇的專著。我希望留下一部婦女兒童逃荒史,也希望得到何頻先生和明鏡出版社的繼續支持,共同留下歷史見證人的記憶和聲 音。


最後,讓我們共同記住倫理學家馬格利特的一句話:“忘記與自己有親密關係的人的不幸是倫理的背叛,忘記與自己並沒有多少關係的人類的非正常死亡是道德感的喪失。”

新史記:這句話說得很深刻。感謝您坦誠地談出這麼多肺腑之言!(《新史記》1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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