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星》記者 孫宜雄
道歉引起了分裂
陳小魯帶著同學向老師道歉之後，促進了師生的情誼，也帶動了反思“文革”。大家似乎形成某種心靈的默契，更願意回憶人性中溫暖的部分。聚會時，原來校團委 書記張慶豐老師就反省說，我那時候對你們講課就比較左，老對你們講階級鬥爭，那麽對學生“文革”中的瘋狂行爲，“我也有責任”。
趙榮尊老師也回憶，很感謝得到陳小魯保護。原來當年初中二年級學生要鬥她，陳小魯要求不得搞人身侮辱，“把他們準備的高帽子給撕掉了”；他們鬥了一堂課，陳就陪了一個小時，誰想動手都不允許，鬥完讓她回家了。
多少出乎人們意外的是，陳小魯道歉，消息傳開之後並沒有贏得人們一致讚許。自由派人士和“文革”中受害最深的群體表示歡迎，但是在紅二代和左派中則看法不一。
在這個熱衷闡釋的國家，陳的行為被符號化了。海外媒體在報道中猜測，陳小魯的道歉是不是中共對“文革”曖昧態度轉變的“風向標”？著名左派孔慶東則在微博 上發佈“一位陳小魯的同學來信”，信中質疑其“是為干擾年底紀念（毛澤東冥誕）活動”。陳的朋友郝新平則說，另一位紅二代朋友“很強烈地”表達了對陳的不 滿，說“陳小魯不像話”。
一部分人對陳小魯道歉不以爲然，是認爲對“文革”罪行他本人沒有多少責任；另一部分反對者，則是對道歉這一舉動本身不認可。
有人尖銳問道：你道歉，你爹該不該道歉？陳小魯說：他不知道我爹道過歉，1962年對知識分子行脫帽禮不就是道歉嗎？——1962年3月2日，全國科學家 座談會和全國話劇、歌劇、兒童劇創作座談會同時在廣州召開。小科學家、劇作家傾訴了幾年來遭受迫害的痛苦：被“拔白旗”點名批判，乃至開除黨籍遣送勞改的 人數，竟佔了與會代表的大部分！陳毅在講話中說：你們“是革命的知識分子，應該取消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帽子。今天，我給你們行‘脫帽禮’！”他站起來深深 地鞠了一躬。
陳小魯認爲媒體報導密集導致了爭議。他對鳳凰衛視說：“別人怎麼想，我也沒有辦法，走自己的路讓別人去說吧，只能是這個辦法。像你們這麼報導，我從來沒有想到過。這兩天都來採訪，……後來有人就說你被利用了，我說是，我被媒體利用了。”
他透露：“在我們商量的時候，因為沒對外，所以誰也不知道……我估計如果沒有媒體的這個報導的話，沒人會反對的，所有的人都不會反對。”到媒體宣傳出來以 後，有的人認為“你把這個道歉變成政治化了。有人講了道歉就道歉吧，還講什麼‘民族’，什麼‘沒有反思就沒有進步’。”
陳小魯心知肚明：潜在地反對他道歉的人可能爲數不少。“中國人情大於王法”，許多人抹不開面子，心裡不同意，也不好公開說，“如果他反對我，他不會表態的”。沉默並不是“默認”，相反倒是“抵制”。
他爲自己辯解說，“我道歉，我沒有要求別人道歉，我是代表大家道歉。你八中死人這是事實啊，八中學校的老師，特別是校領導挨鬥這個是事實啊，你能罔顧事實嗎？”
他也不同意“政治化”的批評。道歉時“我上面沒有跟毛主席掛鉤，我沒說是‘毛主席’，我一句‘毛主席’、‘四人幫’都沒提……下面沒有跟任何同學掛鉤。”
並非紅衛兵，沒寫大字報
陳小魯在“文革”中究竟表現如何，是否犯下了應該道歉的罪過？
陳小魯小時候，隨父親住在中南海，在懷仁堂西側的夾道內，周邊住著鄧小平、董必武、譚震林等高官。那時中南海很熱鬧，夏天可以划船、游泳。毛澤東總在中午 走進專用棚子，換了衣服下水。小一點的孩子為見到毛，離開時故意磨蹭，要是主席招呼“你們都來游啊”，就喊一聲“毛爺爺好”，紛紛跳下水。
陳毅不跟兒女講黨內的事，但住在中南海，陳小魯偶爾也會聽到一些。當中共黨內批判赫魯曉夫排斥異己時，陳毅轉述毛的話：蘇聯黨內矛盾大，我們黨比較團結。他還記得，中南海的領導人原本也還互相串門，但後來就不太往來了。
“文革”爆發前一年，陳小魯在八中校園的牆上貼了一張大字報：“讓階級鬥爭的風暴來得更猛烈些吧”，使他在同學中贏得了很高的知名度。
1966年北京八中學生批鬥校領導。
1966年6月9日，北京八中發生“老黃賣血事件”，“老黃”是八中的工友，因生活艱難，賣過幾次血，這件事被學生發掘了出來，在學校貼了大字報，學生們 認為學校領導“太沒有階級感情”，於是把學校領導揪到台上進行質問。隨後，團中央派工作組到八中，宣佈校領導靠邊站、寫檢討，把學校控制了起來。工作組進 校沒兩天，學校就召開教職員工大會，陳小魯作為學生代表在會上激情澎湃地講話，一句話流傳至今：“過去是三娘教子，現在是子教三娘！”
陳小魯自然而然地成了學生領袖。北京各校模仿“巴黎公社原則”成立校文化革命委員會，從老師和學生中海選負責人，陳小魯得了1100多票，只差20票就滿票，當選為校文革主任。
北京許多學校都出現毆打老師的情況，但是，八中並沒有大規模批鬥老師。在陳小魯眼裡，同學更該是團結的對象，而不是鬥爭的對象。有同學懾於形勢，主動提出 要去抄自己家，陳小魯反問：“我們都是同學，抄什麼家？”他要那位同學回去整理家裡的東西，把“不好”的東西處理掉。陳小魯的這種態度，讓那位同學心懷感 激，在陳小魯公開道歉後，他立即發來短信表示支持。
與很多人的猜測相反，陳小魯雖然是根正苗紅的接班人，但他並不是首批紅衛兵。陳小魯的校友反覆向媒體強調，陳甚至沒有加入紅衛兵，“文革”期間甚至没有寫 過大字報；他反對“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對聯，他更從未打過人，也公開反對打人。在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接見紅衛兵的大會上，他沒能 被推薦上天安門城樓——就是在那次，毛澤東接受了紅二代宋彬彬戴上的紅衛兵袖章，並鼓勵她，也是鼓動所有紅衛兵：“要武嘛！”
很快，陳小魯就看到了毛澤東這一號召的惡果。如果說在8月18日之前局勢還可控的話，8月18日之後就完全失控。
此前，毛澤東主持召開了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文革“十六條”，陳小魯逐字逐句地學習，讀到鬥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簡稱“走資派”）時，自以為找 到了方向。他認為，運動搞了兩個多月，沒批鬥北京教育系統“走資派”。以前工作組在的時候不批，現在他們走了，我們就該批。他挑頭組織一次批判北京教育局 黨委書記張文松和教育局局長李晨，還有西城區幾個重點中學校領導的批判會。除了八中外，陳小魯還聯絡了四中、六中，他們欣然同意參加；他又到北京市教育 局，邀請教育局的群眾組織，他們也表示支持。最後把場地安排在中山公園音樂堂，正好能容納四、六、八中的三千師生。（《名星》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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