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治理國家以史為鑑
老友黃河清的新著《中國當代史稿——1949年至2009年中國簡史》出版，我為其高興，也向之祝賀。全書137萬字，歷經十數載始成，可謂嘔心瀝血、皓首窮生之作。
中國文明早熟，至周即已漸離鬼神而尚人文，故而說中國文明是非神或非宗教文明。可以說，自周公註《易經》作爻辭即奠定了中國文明人本精神之傳統。
學者們說歷史是中國人的宗教，此說當然是比喻，但可見歷史於國人之重要。中國古代沒有完整系統的政治理論和國家學說，帝王和大臣們治理國家均是以史為鑑，即以史為“經”，依歷史具體案例經驗來治國。二十四史即從政與治國之“經”，可謂“鑑於往事，有資於治道”。
黃河清《中國當代史稿》
就 古代文明而言，中國乃是最重歷史之國家，相較而言，有對歷史最完整、詳實、豐富、最有延續性的記述。如果說，歷史是中國國家之宗教，那麼史官史家即國家之 祭司。由此也就形成了中國優秀的史學傳統。中國古代史學不限於官修的二十四史，也包括大量民間私人歷史著述，及豐富的地方志，由此而有浩如煙海歷史典籍、 文獻、史料。梁啟超曾經感嘆：“於今日泰西通行諸學科中，為中國所固有者，惟史學。史學者，學問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
二、中國傳統史學之局限
《左 傳·襄公二十五年》記：“大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捨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唐代史 家劉知幾曰：“良史以實錄、直書為貴”。他因官府干預治史，不能秉筆直言，而辭去史官，“退而私撰《史通》”。明代學者胡應麟言：“才、學、識三長，足盡 史乎？未也。有公心焉、直筆焉。五者兼之，仲尼是也。”文天祥《正氣歌》中詠“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
中國三千年多年的史學傳統唯在“正”與“直”二字。“正”乃有公正之心；“直”乃記述之真實。這正是從左丘明、孔子、司馬遷，到顧炎武、王夫之，中國史學之道統。“正”與“直”非僅中國史學之傳統，也是人類文明對歷史記述的普遍要求和原則。
當 然，中國傳統史學有其局限：其眼界限於“中國”範疇之內，記述也較簡單，多重人與事，而欠缺社會形態的整體表述與分析。中國史學有它自身的局限，也有時代 之限定。直到近代西方的堅船利炮撞開了中國的大門，國人的目光才展向世界。由此，中國的史學有了革命性的改觀而煥然一新。從晚清到1949（限於大陸）， 在思想、精神、文化上，這是中國又一個“黃金時代”，古老的中國文明由於西方文明的流入，而新生，國人不僅對人類各文明的歷史有了瞭解，對中國自身的歷史 也有了新的眼光和認知。特別是一批新史家赫然而出，如羅振玉、王國維、梁啟超、王國維、劉師培、陳寅恪、顧頡剛、錢穆、陳垣、蔣廷黻、傅斯年、雷海宗、湯 用彤、吳晗……等等。
2006年，余英時先生榮獲美國國會圖書館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作為歷史學家，余英時先生代表了以上這支中國近代史學傳統，而此傳統自1949年後則在大陸被攔腰截斷，所幸其在台灣及海外得以延續並發展，這乃是中國史學不幸之中的萬幸。
三、當代史彌天大謊
自 1949年，中共在大陸奪取政權後，依仗暴力，壟斷文字，全面篡改歷史，史學歸於“筆桿子”，用以宣傳洗腦，控民治民，鞏固其統治。如，其以“階級”論解 釋古代史，凡造反者便歌之頌之，捧為英雄，從陳勝、吳廣，到李自成、張獻忠，到太平天國、義和團。其用意遠不在歷史，而是宣傳中共“造反”、“革命”、 “殘殺”之偉大。秦始皇焚書坑儒，是人類文明共恥之惡，然而遵毛之旨，於“新中國”卻大被頌揚。其實，頌秦不過是頌毛——頌毛“殘暴”、殘害知識人。
至 於“新中國”的現當代史就更荒誕了，滿篇皆謊。如：抗戰期間，中共躲在山溝裡，毛指示“七分發展，兩分應付，一分抗日”（古屋奎二《蔣總統密錄》第11分 冊，台北：中央日報社，1977年版，P117），而“新中國”史書和教科書卻說中共“領導了偉大的抗日戰爭，打敗了日本侵略者”，可謂彌天大謊；至今歌 頌中共抗日“偉績”的宣傳鋪天蓋地。
1946年國共內 戰爆發，中共為了搶兵源徵糧草而發動土改。1949年後繼續推動，目的是消滅鄉紳階級，在農村建立中共基層政權，而達到目的後，毛即啟動合作化運動，收回 分給農民的土地。這場殘暴的土改運動至少殺戮了百萬“地富”——農民的領導階級，中國鄉村自治社會被徹底顛覆，中共極權統治由此奠立，而其間各種暴行令人 髮指；但中共隱瞞其殘暴，而將之歌頌為“農民翻身解放”、“社會主義的偉大勝利”。
五 十年代末，毛頭腦發熱，搞“大躍進”，以致餓死數千萬農民，許多地方大量發生人吃人的現象，為掩蓋歷史罪惡，公安部規定各省人口統計數為“絕密”，周恩來 指令對有關資料“立即銷毀，不得外傳”。2009年，良心記者楊繼繩調查此次大饑荒的長篇報告《墓碑》在香港出版，而此著在中國至今仍為禁書……
60 餘年來，在中共操控下，整部當代史即是“偉光正”頌辭，少有幾頁不是謊言；即使如此，毛時代沒有幾位歷史學者和教師未遭整肅，包括那些阿諛者，諸多史家， 非關即管，家破人亡，比如吳晗先生；更有甚者，無數人僅僅因為說了兩句真話便被處死、判以重刑。80年代後，中國甚有變化，但當代史仍為禁區，土改不能 說、鎮反不能說、韓戰、大饑荒、“文革”廣西吃人不能說，“六四”亦不能說，事事都是絕密，林昭至今不准祭奠。歷史教師袁鵬飛輔導學生高考，講了一些真 話，因而遭封殺。
河清兄在本書“自序”中說，“大陸出 的各種史籍，名為國史，實為中國共產黨黨史，基本上是政治史，是從中共的立場觀點選擇性傾向性極強地撰述，於1949年後諸多重大歷史事件、人物非獨語焉 不詳，且多有塗抹修飾篡改不實或故意遺缺不記者。如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劉道藩主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全鑑》對1958年的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導致餓 死近四千萬人、人相食無記，對1989年學生平民反腐敗求民主記為反革命暴動、政治風波。類似例子，不勝枚舉。”
對 於中國這樣一個輕宗教而重歷史的民族，以謊言取代歷史，起始是為了洗腦愚民，鞏固極權統治；但最終是將中華民族變為一個謊言民族；民一日可欺，二日可欺， 但不可終生被欺；民知其被欺，而不能改之，為謀生，由而也去欺之。眼下之中國正是如此，漫天的假話、假貨、毒食品、霧霾，根子在謊言之政權；謊言政權迫使 整個國家、社會、民族集體說謊；政權、國家說謊，而致使信約解體；信約解體，而國家、社會自然解體。以謊治國，焉能不腐不毀？
四、極權統治下追求真實
所幸中國尚有良知不泯者，且而民有對真實之見證、之要求，於是國家謊言之下，便有“真實”之抵抗，遠的不說，九十年代之後，“真相”“真話”已是民間輿論之主旨。
“六四”之後，以丁子霖女士為代表的“天安門母親”群體，20餘年來，不懼當局的迫害，以不惜犧牲之精神，堅持調查真相，尋找死難者，訴諸公義。她們代表了在極權統治之下歷史的真實精神、公正精神。
特 別是進入網絡時代，中國當局已無法全然控制國民的言論，人們有了更多的表述空間，由是“民間史學”，即地下史學呼湧而出，其本身既是對中共謊言史的抵抗， 也是國人對記述真實之史的直接參與，僅就當代史而言，便有一大批“民間史記”，如丁子霖的《六四受難者尋訪實錄》、吳仁華的《八九天安門事件大事記》、王 友琴的《文革受難者紀念園》、鄭義的《紅色墓碑》、楊繼繩的《墓碑》、括蒼山人的《湖南道縣大屠殺》、遇羅文的《文革時期北京大興縣大屠殺的調查》、譚松 的《長壽湖》、《血紅的土改》、廖亦武《最後的地主》、《中國底層採訪錄》、《證詞》、李江琳的《1959 拉薩！》……等等。
但 是，這些均是某事件的記述，作為一部完整的中國當代歷史尚未有，河清兄的這部巨著可謂當今首部完整的當代史之作（這裡我們未將中國官方之著算在之內，因為 其本為中共政治宣傳，不足為論）。（待續，《新史記》16期，原標題為：篳路藍縷 匡邪持正——賀黃河清《中國當代史稿》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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