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王實味抱不平激辯六小時
關於中國知識分子在20世紀下半葉迄今，集體人格扭曲、畸變的過程，現在成為熱門課題。不少學者說，這一過程其實濫觴於延安時期整風運動。
北大教授錢理群說：那一天，蕭軍在陝北公學的操場上，和毛澤東、陳雲、李富春、成仿吾等領導人一起會餐。在塵土飛揚的大風中，輪流共喝一個大碗裡的酒，開 懷暢飲，高談闊論，放聲大笑。那股“大風起兮雲飛揚”的豪氣回蕩胸間，蕭軍對中共和毛澤東始終懷有一種特殊的感情，與他這一“最初印象”恐有關係。毛澤東 曾寫信給蕭軍說“你是極坦白豪爽的人，我覺得和你談得來”。毛澤東與延安時期的共產黨人，作為舊中國的反叛者，在某種意義上，也都是“精神流浪漢”，和蕭 軍確有相通之處。
蕭軍初到延安時是這麽一個流浪漢的形象。
但是蕭軍和其他文人又不同。錢理群講得很精闢：蕭軍到了延安，卻並不以延安為生命與精神的最後歸宿；對於真正的流浪漢，精神“聖地”永遠只在“遠方”、在彼岸。在他們看來，任何現實生活中的絕對的、凝固化的“聖地”，都是虛幻的，他們有一種近乎本能的警惕。
蕭軍愛唱歌，每天早上都要去延河邊唱個痛快。他甚至親自設計、定製了一件俄國式襯衣，繡上白色花邊，胸前還紥上綠樹枝的圖案……這一切都使蕭軍在邊區顯得鶴立雞群。這種與眾不同，讓人側目，孕育危險，他卻渾然不覺。
可以想象，一個具有他這樣特立獨行個性的文人，與革命隊伍講求黨性、鐵的紀律、步調一致，其間注定要發生水火不相容的衝突。
整風期間，王實味被批鬥，後來被以莫須有罪名處決，是躍躍欲試要奪取政權的政治力量，用暴力壓服思想不馴、“不純”的知識分子的典型事件。蕭軍看似偶然、實則必然地被捲入到這一事件之中。
王實味於1937年從上海奔赴延安後，四年間他翻譯近200萬字馬列經典。但他有一支雜文銳筆，還辦了份壁報《矢與的》，對延安的不良現象尖銳抨擊，最著 名的就是《野百合花》，其中有諷喻抗日前方炮火連天，而延安卻歌舞升平的辛辣名句：“歌囀玉堂春，舞回金蓮步”！這些文章，被重慶、西安那些與共產黨明爭 暗鬥的國民黨勢力拿去做攻擊邊區的“炮彈”，賀龍、王震等得知後大怒，組織上懷疑王實味裡應外合，逼他交代“罪行”。
蕭軍並不認識王，但他熟悉的作家李又然很欣賞王的才華，看到王運交華蓋，他知道蕭軍同毛澤東的交往，懇請蕭軍去向毛反映。蕭軍真的去找毛澤東。想不到毛一 聽談王實味，馬上封門：“聽說王實味有‘托派’嫌疑，正在調查，這件事你最好別管！”在當時，“托派”是跟“日本特務”一樣殺頭沒商量的罪名。蕭軍聽毛澤 東這麼說，只好不言聲了。
中央研究院批判王實味，蕭軍夫婦等也被動員去旁聽。王德芬寫道：幾百個人圍了一圈，王實味坐在躺椅上病病歪歪。“大家向他提出質問，他剛一說話就被大家打 斷了，剛一回答又被大家止住了”，坐在後邊根本聽不清前面的人說些什麼。蕭軍忍不住大聲說：“讓他（指王實味）把話說完再批判也不晚啊！”會場上人們的目 光一時集中到蕭軍身上，他也毫不在乎。
散會後蕭軍跟人議論說這種批判是“往腦袋上扣屎盆子”（王德芬記憶中他說的是“簡直像狗打架倒尿盆”）。不料被女作家陳學昭聽到，向“文抗”黨組織匯報 了。幾天後，中央研究院派郭小川、金燦然等四名代表到蕭軍住處提出抗議，指責他破壞批判會，要他承認錯誤，賠禮道歉。蕭軍勃然大怒，斷然拒絕其要求，將四 名代表轟出門去。他餘怒未息，即刻寫了一份題為“備忘錄”的材料，交給毛澤東。他自己也留了底，在整風小組會上念了不算，1942年10月19日，在延安 中央大禮堂舉行魯迅逝世六周年紀念大會，他是主席團成員，又是魯迅研究會總幹事，輪到他發言，蕭軍當著兩千多人，竟出人意料地掏出《備忘錄》宣讀一遍。這 下惹火了也坐在台上的主席團成員——丁玲、周揚、柯仲平、李伯釗、劉白羽五名黨內作家和陳學昭、艾青兩名黨外作家，輪番上陣，與他辯論。蕭軍不信邪，不怯 陣，以寡敵衆，從晚上8點一直辯到凌晨2點，會場上鴉雀無聲，無一人退席。
大會主席吳玉章最後站起來勸解：“蕭軍同志是我們共產黨的好朋友，我們一定有什麼方式方法上不對頭的地方，才使得蕭軍同志發這麼大的火，我們應該以團結為重，自己先檢討檢討。”
吳老的話使蕭軍感到溫暖，他想起毛澤東叮囑他“要故意強制地省察自己的弱點”的話，便盡力心平氣和地說：“我先檢討檢討，99％都是我的錯，行不行？那1％呢？你們也想一想是不是都對呢……”
誰知丁玲劈頭一句：“我們一點也沒錯，你是百分之百的錯！告訴你，蕭軍，我們共產黨的朋友遍天下，丟掉你一個蕭軍，不過九牛一毛……”
蕭軍剛剛平息的怒氣，立即再次爆發，騰地站起來說：“99％我都攬過來了，你連1％的錯都不肯認賬！那好吧，你們既然朋友遍天下，我這個‘毛’絕不去依附 你那個‘牛’；你那個‘牛’，也別來沾我這個‘毛’，從今天起咱們就他媽的拉、蛋、倒！”蕭軍用右手重重地頓了三下，拂袖而去。
這次會後，蕭軍無形中已被視作“同情托派分子王實味”了。給蕭軍後來的政治和文學生涯，蒙上一層濃重的陰影。
毛澤東曾幾次動員蕭軍入黨。蕭軍夫人王德芬的回憶錄中說：“越說越興奮，毛主席忽然對蕭軍說：‘蕭軍同志，你改改行好嗎？’‘改什麼行？’‘入黨，當官！’‘哦，不行，不行……’”蕭軍推辭了。
後來彭真受毛的委託，專門找蕭軍談：“你是魯迅的弟子，又是知名作家，影響力很大，你不入黨不好。”蕭軍說：“入黨，我不是那材料，當官，我不是那坯子，還是獨來獨往比較好。”
1944年3月，蕭軍因忍受不了一些小官員的刁難，拖家帶口到延安縣劉庄的山溝裡，度過了一段艱苦而又坦然的山野村民生活。毛澤東後來派胡喬木去找他回 來。他前往拜訪了時任中央黨校副校長的彭真，針對毛澤東兩年前力勸他“入黨”的提議，首次鄭重提出申請，還把自己在劉庄鄉下寫的日記給彭真看了，讓“黨” 了解自己的申請動機。彭真當然高興，表示熱烈歡迎。這一次談得也很融洽。但是，最後彭真問：“黨的原則是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地方服從中央，領導 你的人工作能力不一定比你強，你能夠做到具體服從嗎？”
這下點到了要害。蕭軍毫不掩飾地答道：“不能！我認為不對我就要反對！更不能服從、照辦！誰要是命令我、支使我，我立刻會產生一種生理上的反感，這是我的弱點！難以克服的弱點！”
蕭軍再次穎悟到這個問題“難以克服”，便自己撤消了入黨要求：“看來，我還是留在黨外吧，省得給黨找麻煩。”（《新史記》雜誌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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