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5日 星期四

蕭軍宣稱:魯迅是父輩,毛澤東只算大哥

《新史記》記者 高伐林
誰崇敬魯迅,蕭軍跟誰親

蕭軍與毛澤東,一度關係十分密切。他倆初次單獨暢談的曲折,頗讓人想起中國傳統所津津樂道的故事:權力者“禮賢下士”,而文人卻“天子呼來不上船”(杜甫詩句)。
1938年3月20日,31歲的蕭軍隻身一人,身背褡褳,手拄木棍,渡過黃河,從山西步行十幾天,第一次來到延安。他原計劃到五台山抗日前線去打游擊,但 路途阻絕,住進了陝甘寧邊區政府招待所。毛澤東聽丁玲說起,便很想見見這位魯迅弟子,特派辦公室秘書和培元前往致意。和培元提出約個時間與毛見面,蕭軍竟 然婉拒:“不見了,他挺忙的,我也只住上一兩個星期就走!”

毛澤東不以為忤,特意到招待所看望蕭軍,請他吃飯。蕭軍還應邀參加了陝北公學開學典禮,毛澤東對文化人開誠布公,對魯迅高度評價,並和師生來賓在操場上就著風沙,大碗喝酒,大口吃菜,給蕭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五台山沒去成,丁玲邀蕭軍參加西北戰地服務團工作,他勉強同意了。到西安,他與蕭紅六年的共同生活告終,不想再呆,巧遇塞克、王洛賓一行去蘭州,就一起同 行。不久,他與家在蘭州的蘇州美術專科學校學生王德芬結合,又折回四川。1940年6月,他們夫婦與老友舒群一起,第二次來到延安,這次來就再也沒離開, 儘管期間多次因爲與這個革命隊伍的環境發生衝突,內心苦悶,打算一走了之。

以文學家的眼力,蕭軍對毛澤東觀察得挺細。1941年7月18日,他與毛澤東長談,蕭軍談到魯迅的清苦生活和一些戰鬥故事,看到毛“眼睛似乎有感動的淚! 這是個人性充足的人!”“他的病著的膀子不能舉起,每次吃飯取菜總要站起來”;“用手指在一個白瓷杯裡撿著泡過的茶葉吃”……(1941年7月20日日 記)

在後來與毛長談後,蕭軍又寫下對毛的觀感:“他不是哲人,學者,他是農民性的中國式的自然主義式的領導者”,“他的唯一長處大約就是能夠在鬆弛裡含孕著一種神經性的力量,也就是‘大智若愚’的表現吧?”(1942年1月1日日記)

蕭軍過去不是很了解共產黨,在延安他對看到的很多東西不以為然。他去參觀聯共黨史參考資料,“有幾張照片,故意牽強附會以及把列寧、史塔林(斯大林)的照 相特別放大,這使我反感。不禁想到這些政治追隨者,只有政治和政治領袖,不會再想到別人……這是奴性的表現”;他評價邊區裡這些共產黨人“大部分是平庸 的,缺乏獨立靈魂的,缺乏教養的,被中國舊社會培植太久了”……

但他對毛澤東另眼相看。蕭燕說:父親性格桀驁不馴,我行我素,為什麼跟毛澤東談得來?從日記裡,感覺我父親和當年的毛澤東性格很多地方相通:一樣是獨來獨 往,一樣是不懼壓力,一樣是能忍辱負重……於是“惺惺相惜”。我父親自己說:他和毛澤東的關係最根本還是建立在“魯迅的基礎上”——父親對魯迅先生是五體 投地般佩服,所以這世界上誰崇敬魯迅,他就跟誰親,而毛澤東當時對魯迅評價很高。蕭軍曾公開宣稱:魯迅先生是我的父輩,毛澤東只能算是我的大哥。

毛澤東與他談過很多次,多次一起吃飯,至少給他寫過十封信。他說:“毛的為人使我對他起了好感:誠樸,人性純厚,客觀”。毛澤東有一次告誡蕭軍要經得起委 屈,現身說法講他自己“在黨內受過11次處分,但是我什麼都不說……但我是一直準備著孤立”(1942年2月10日日記)。蕭軍頗為之不平,寫出《論同志 之“愛”與“耐”》一文,送交毛審閱刪改後投給《解放日報》(1942年4月8日)發表。毛澤東親自打電話給舒群,要求刪掉文中自己的名字……

蕭燕說到這裡嘆了一聲。“入城以後,父親經歷過那麼多運動,‘文化大革命’遭受過那麼多磨難,一直對毛澤東還抱有期望,一直很信任毛澤東——因為他覺得毛 澤東不是一個糊塗人。”上個世紀50年代不准他出書,他就把書稿寄給毛澤東,毛批給馮雪峰說蕭軍的書可以出,居然兩部書都給出了——“不過,出了之後馬上 又禁了!”

蕭燕回憶,有次劉賓雁聊天時曾告訴他,五十年代中期文壇批胡風、丁玲、艾青的時候,有人好幾次要把蕭軍與他們拉扯到一起,是毛澤東給他打了包票,說蕭軍是 個獨來獨往的人,不會拉幫結伙。“劉賓雁還推測過:在東北時高崗整蕭軍以後,毛澤東為什麼沒有落井下石?因為我父親當時講出了很多毛澤東的心裡話,比如針 對蘇聯——毛澤東在骨子裡對蘇聯也是非常反感的,所以我父親說的話他很有共鳴,但是他自己不能講,我父親替他講了。”

有位詩人這麼說毛澤東:“蜂有蜂王,蟻有蟻王,毛澤東就是個天生的‘王’,他的精神磁場獨一無二地強大。”近距離接近毛澤東的文藝家,大多對他產生特殊的 感情,丁玲如此,蕭軍也不例外。受難與熱愛,在這些文藝家的心頭糾纏。這一代文化人把個人浮沉與民族興衰疊合為一,把所有受難都當作為信念而做的犧牲,這 是他們獨有的宿命的悲劇。

一個建議令文藝“劃時代”

在中國的紅色文藝史上,“延安文藝座談會”被稱為“劃時代會議”,毛澤東在會上所做的引言、結論兩次講話,後來被中共文藝部門奉為“天條”,以致在作家、藝術家的語言系統中,“講話”成為一個特指概念,每到“5·23”,作家、藝術家都要正襟危坐地重溫。
這次會議,與蕭軍的一個建議大有關係。

有一次,蕭軍問毛澤東:“黨有沒有文藝政策呀?”“哪有什麼文藝政策,現在忙著打仗,種小米,還顧不上哪!”“應當有個政策,否則爭論不休,沒有標準,難明是非。”“你這個建議好!幫我收集一下文藝界各方面的意見情況好嗎?”

蕭軍所說“應當有個政策”,是指黨對文藝事業要有一套政策,並不是建議黨定一套政策讓藝術家人人服從。他哪裡預料得到,毛澤東接過這個想法,第一次確立了中國共產黨的文藝政策,其後果竟是將藝術家們的創造力壓得全部枯萎?


1942年5月23日延安文藝座談會與會者合影(局部)。後排左一為蕭軍。

王德芬回憶這一段說:蕭軍雖然積極為毛主席收集文藝界各方面的意見,自己卻不打算參加延安文藝座談會,因為他有自知之明:脾氣急躁、心直口快、耐心不夠, 若參加座談會,很可能和一些人爭論、衝突,弄得不愉快,所以提出要到延安附近各縣去考察。但毛澤東不肯放他,4月7日、13日、27日三次寫信給他,留他 晚一點參加了會議再動身。
1942年5月2日,文藝座談會開幕,中共高層和文化界人士一百多人參加。蕭燕說:“毛澤東致開幕詞後,請我父親第一個發言,父親提出:第一,黨不能夠完 全領導文藝,魯迅先生就不受共產黨領導;第二,政治、軍事、文藝三家是各自獨立的,不能互相依存;然後他又提出要做‘中國第一作家’、‘世界第一作 家’……這樣很多人就不滿意了:黨要培養齒輪螺絲釘,你要成‘第一’哪行?!”

蕭軍講了40分鐘。許多人也都發言,開了大會開小會。蕭軍果然與一些人又爭執起來,他擔心自己不能保持冷靜,不願繼續參加會了,以致毛澤東5月5日給他寫了這樣一封信:“如果你覺得不能等了,你就出發罷。此覆。”

妻子王德芬寫道:“很明顯毛澤東對他這一而再的要求不滿意不耐煩了。”她也苦勸丈夫不要太不通情達理,“怎麼可以開會開到半道就溜了呢!”

蕭軍耐著性子開完了會。(《新史記》雜誌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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