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記》特約記者 馬儉、記者 高伐林整理
對於崇毛和非毛這兩派人士而言,2013年12月26日是一個絕非等閒的大日子——120年前這一天,對於中國和世界的走向、對於中國幾代人的命運具有重大影響的毛澤東,在湖南韶山沖一個富農家庭呱呱墜地。
在中國社會矛盾尖銳的形勢下,毛澤東120周年冥誕成爲各方人士論爭的焦點。中國研究院和《新史記》雜誌於2013年11月23日在紐約舉辦研討會,邀請12位學者、媒體人來探討毛的歷史功罪、毛的遺産、毛與中國的現代化轉型等問題。《新史記》整理了與會人士發言,並經發言者本人審訂。全文五萬字,刊於甫出版的《新史記》第17期。
高伐林:每個人都發了言,現在還剩下點時間。先請張博樹先生將你剛才沒有來得及講完的話接著講一講,然後大家自由討論。
毛確實是黨國的象徵
張博樹:
聽了各位的高見。說老實話,對我的看法之意見都在我的預料中,沒有什麼意外的地方。我寫《五四到六四》,這本書我已經琢磨了24年,“六四”發生了多少
年,我就琢磨了多少年,馬上就25年了。這部書從2002年開始寫,第一卷是2006年寫完的,所有涉及到的方法論、理論層面的東西——和剛才各位的批評
有關——我的書裡都談到了。
簡單地說,首先要區分兩
點:一點是共產黨的制度,一點是毛澤東作為個人。這兩點之間有聯繫,但不完全是一回事。當然,共產黨要把這兩個東西扯在一起。30多年前的十一屆六中全會
曾經想分開這二者,因為當時鄧面臨的是怎麼走出“文革”,所以必須對毛有個決議,他的辦法就是所謂“晚年錯誤論”:毛晚年有錯誤,但黨還是偉大的,最終糾
正了毛的錯誤。但鄧堅持毛仍然是黨國的締造者,這一來又把毛和黨國扯在一起了。
從
鄧來講,這個邏輯很好解釋,毛是這個制度的象徵啊!否定了毛就否定了1949年所代表的一切。在這個意義上,說毛和這個制度是一回事,是說得通的。而且事
實上,到現在為止,無論是習近平捧毛,還是自由派批毛,其實都是在這個邏輯上。習近平現在講,前後兩個30年不能相互否定,他的思路很清楚:毛是這個制度
的開創者,是整個紅二代的“教父”,你否了毛,就是把整個紅色江山給否了。所以繼續接過毛這面大旗,實際上就是說:我的江山不能變。這是他的邏輯。至於說
到對毛個人怎麼看,我看他們未必說得出什麼很成熟、很系統的看法。他們只是有些年輕時代的經歷而已,毛那時候搞的那套玩意兒,習近平現在能講清楚?他講不
清楚的,鄧也講不清楚。比如說,毛為什麼要批“資產階級法權”?為什麼1975年要搞“33條語錄”?為什麼“三大改造”的時候不聽劉少奇的,非要往前
走?這背後有很多很複雜的因素,有歷史表象背後的邏輯。
鄧
1981年搞那個決議,完全不談這些東西,或者說他故意回避這些東西。他有他的道理,因為對他來講,他要重新恢復共產黨的合法性,但是他又不得不承認“文
革”搞得一塌糊塗,鄧必須從這裡走出來,這時候他需要這個決議,說毛錯誤地估計了形勢,打了一大批黨內老幹部,都錯了,但鄧把毛發動“文革”動機中另外一
個很重要的方面,也就是為什麼要“繼續革命”的一面,完全不提。關於改革,他解釋得也很簡單:毛搞了“貧窮的社會主義”,而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現在改革開
放就是讓中國人富起來。這話當然老百姓愛聽,但把毛的邏輯完全簡單化甚至歪曲化了。
毛
不是不想發展經濟,但毛不贊成用“物質刺激”的辦法去實現強國目標。毛的宏大抱負是要建一個通過“抓革命”去“促生產”、人人都能“鬥私批修”的道德盛
世、人間天堂。用馮勝平的話來說,毛是在挑戰人性。挑戰了十年,結果把正常的人性全部給壓抑了。這是毛沒有想到的,也是毛失敗的根本原因。
鄧
小平不是幻想家,也不想挑戰什麼人性,他只知道這條路走不通,所以才回到60年代初劉少奇的辦法,或者回到50年代初新民主主義的辦法,鼓勵人們發財致
富。應該說,這是鄧很現實的、很聰明的、但是又遮蔽了很多問題的處理辦法。習也未必仔細想過這一切,或者說,這些東西對他並無意義。紅二代領導人今天需要
的,是紅色江山的傳統合法性。對此習很清楚,他要搞他的“崛起”、他的“中興”、他的“紅色帝國”,他的志向似乎遠遠超出前邊的胡錦濤、江澤民,甚至連
鄧,他都不一定放在眼裡!所以習也要高舉毛的旗幟,而高舉毛的旗幟的意思,我說了,是從制度意義上去高舉的,因為毛是1949年中共建政的象徵。這是從黨
國的邏輯來講的。
習近平到西柏坡朝聖時與民衆握手。
那
麼從自由派的邏輯來講呢?其實是同樣的:為什麼批毛?不也是把毛當作黨國的象徵,獨裁體制的象徵麼!你不批毛,不把毛徹底扳倒,共產黨1949年的革命怎
麼解釋?這就是剛才何頻的邏輯:從政治上講邏輯要清晰、要簡單嘛,那最簡單的就是這個!1949年共產黨革命是錯誤的,毛就是這個革命的代表者;我要推翻
這套說法,要否定這個制度,那我就要徹底批判毛!你這個邏輯在政治學上看,也不錯。但是,你沒有理解我。我過去寫的東西裡,是把兩個東西區分開:一個是
說,20世紀中國的共產革命,1949年共產黨的勝利,從歷史哲學的高度看,從中國現代化本來應該達到的目標來看,其實是對中國現代化應該走的歷史道路的
背離和扭曲。也就是說,1949年革命及其結果,從歷史哲學意義上是需要否定的。我這個觀點不是現在才講,十年前我就這麼講。毛當然是中國革命的一分子,
是黨國最重要的創建者。我們既然否定了1949年的革命,也就否定了毛一代人(包括毛在內)在創建黨國體制這件事上的歷史合理性。就這點而言,我跟大家的
觀點沒有任何區別。這是一層。
毛澤東擔心政權變質
但
還有另外一層:並非僅僅現實政治意義上的(儘管和現實政治有關係),我們真的要回過頭來總結過去一百年的歷史,要把它當作一個哲學的、歷史的、並且是對未
來產生影響的這麼一種課題來看的話,那麼如何更準確、更客觀、更深入地解答20世紀中國發生的各種事情,包括1949年共產黨革命的成功,也包括毛的“繼
續革命”,就不是一個簡單的全稱肯定或全稱否定能夠了事的了。不能簡單地說,因為我們今天要扳倒中共、因為我們今天要否定這個制度、因為我們要實現民
主……所以我們就用一個簡單邏輯,沒有什麼可說的,就是要全盤否定!用不著給他們找什麼“正面”東西!——在我看來,這是兩個不同的邏輯。一個是政治的,
一個是學理的。政治著眼於現實需要,學理著眼於長遠未來。比如5000年、1萬年以後,我們的後代研究20世紀那段歷史,共產黨當然有一套說法,它的批評
者對它又是一套什麼說法?這套說法是否經得住歷史檢驗?後人又有一套什麼說法評價我們?如果我們站在這麼一個高度來看問題的話,更加超脫地研究歷史、還原
歷史發展過程背後的複雜因素就顯得尤其重要。
現在再來
看毛這個人。歷史本身是充滿張力的,毛作為個人其實很複雜。剛才陳小平說,給毛找不出什麼正經東西來,毛有什麼正經東西啊?小平舉了法制方面的例子。你這
個例子說的是對的,在這個領域,毛確實是個法盲;但是,另外一個方面你可能沒注意到,毛真正影響歷史的,是他的烏托邦幻想狂,是他的“挑戰人性”之舉。這
個“挑戰人性”包括毛不能容忍共產黨進城以後蛻化變質,他要讓這個黨“永保青春”。比如,在共產黨建政以後,本來毛打算用三個五年計劃甚至更長時間搞新民
主主義的,為什麼他改了主意?……
康正果:你的解讀是什麼?你已經和我們一樣,把1949年以前這一段革命否定了,你要肯定的是什麼?毛的理想主義在1949年以後呢,還是在以前呢?還是從頭到尾呢?
張
博樹:你這個提問題的方式,說明你還沒有弄懂我所說的問題。我對1949年的革命,在歷史哲學意義上是否定的,就是說它違背了中國本來的現代化的大方向:
從晚清一直到辛亥革命、到民國,本來都是這個方向。但是按照毛澤東、共產黨自己理解問題的方式——他們信馬克思那套理論,雖然我們今天知道,馬克思那套東
西,不過是西方19世紀幾個激進青年搞的一套共產主義烏托邦,這個烏托邦在歐洲有它的傳統,四、五百年前《烏托邦》、《太陽城》那些書中就有各種設計,馬
克思不過是把它“從空想發展到了科學”——共產黨曾經是信仰這套學說的,他們認為他們搞的那套玩意兒是在實現馬克思的學說,也就是,是在否定資本主義,走
向社會主義,最終要實現共產主義——不僅僅是毛澤東,列寧也是這麼認為的。當然這個問題可能大家有不同的看法。
康正果:你還是沒有談到毛的理想主義。(《新史記》1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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