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20日 星期五

毛澤東不僅是中國最大的獨裁者

《新史記》特約記者 馬儉、記者 高伐林整理

對於崇毛和非毛這兩派人士而言,2013年12月26日是一個絕非等閒的大日子——120年前這一天,對於中國和世界的走向、對於中國幾代人的命運具有重大影響的毛澤東,在湖南韶山沖一個富農家庭呱呱墜地。

在中國社會矛盾尖銳的形勢下,毛澤東120周年冥誕成爲各方人士論爭的焦點,中共中央卻突然變調降溫,習近平指示,要“隆重、簡樸、務實”地舉辦毛澤東誕辰紀念活動,表明當局擔心毛澤東之爭成爲新的思想和社會衝突的引爆點。

中國研究院和《新史記》雜誌於2013年11月23日在紐約舉辦研討會,邀請12位學者、媒體人來探討毛的歷史功罪、毛的遺産、毛與中國的現代化轉型等問題。《新史記》整理了與會人士發言,並經發言者本人審訂。全文五萬字,刊於即將出版的《新史記》第17期。

張博樹(前社科院研究人員、哥倫比亞大學客座教授):
關於毛澤東這個話題,我這樣看:毛澤東現象,毛這個人,固然是我們要專注、要聚焦的對象, 但不僅是毛,毛是那一代人當中的一個,我說的“那一代人”,是指中國共產黨創業並最終建立政權的那一代人。中共的那一代人,是在20世紀上半葉,中國、世 界的歷史演進過程那麼一個背景之下產生出來的現象,或者我們簡單地說,就是中國革命的現象之一。所以我覺得對這段歷史的評價,既包括對毛個人的評價,也要 把這幾個因素綜合起來看。當然,在分析的時候還要做適當的區分。

毛作為一個歷史人物引起巨大的爭議。剛才文謙兄所談,當然是我們大部分自由派朋友的普遍看法,把毛視作是當代中國最大的獨裁者,甚至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非常典型的獨裁者。這一點從自由主義學者圈子來看,大家是沒有異議的,我個人也同意這麼看。


張博樹

問題的複雜在於,談到毛的那段歷史,談到中國革命,又不是僅僅這麼一個命題,就能夠概括 的。歷史充滿了張力,有很多看上去自相矛盾的地方。我自己這些年在寫一本書《從五四到六四》,已經出版了第一卷,可能有些朋友看過。我給自己確定的目標, 是要從哲學、特別是政治哲學和歷史哲學的角度,來反思過去100年中國走的路。這100年,從辛亥革命、推翻帝制那個時候說起,中國在追求民主的道路上經 歷了很多坎坷,到現在還在那兒打轉轉,還沒有真的走出來。那麼到底背後的因素是什麼?為什麼中國人在這方面走了這麼漫長的路、這麼多彎曲的路?這部書,六 卷本,就是要回答這個問題。六卷本除第一卷建立理論框架,第二卷談民國,其餘四卷都是要談共產黨,其中有兩卷要談毛澤東這個階段:從1949年到1976 年。所以毛澤東這個話題,在我這裡也是一個話題的中心:怎麼來看這段歷史,包括怎麼看毛這個人。

最近幾年關於毛的爭議,在國內非常熱鬧。我們自由派的觀點就不用說了,大家都知道。但是有 另外一個完全相反的觀點,就是來自毛派的觀點。毛派仍然認為毛是偉大領袖。特別有趣兒的是前些年——我們不說現在,現在情況有變化。前些年有一些毛派學 者,他們對當今中國的現實也是持嚴厲批評態度的,認為中國今天權貴資本主義發展簡直是“神人共憤”了。但是他們給出的藥方是回到“文革”。為什麼呢?因為 毛當年說了,“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文革”就是要整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毛的“繼續革命”就是為了解決共產黨特權問題。這是毛派學者用 來批評當今現實,甚至批評鄧的改革開放,批評今天的權貴資本主義,它的理論武器就是當年毛的那套繼續革命理論。他們這個觀點和自由派正好完全相反。但有意 思的是,這個觀點在中國國內,還有一部分民眾是支持的。

記得前兩年我還在北京的時候,有時自由派的朋友們一起聚會,談起這些現象也覺得十分有趣, 甚至有點匪夷所思。怎麼會是這樣子?最近我在哥倫比亞大學給學生講課,講“當代中國九大思潮”,其中就提到毛派的這些主張。我有一個解釋:對毛派觀點持贊 同態度的,大部分是當年“文革”時期的普通民眾,他們大多今天還處在底層。“文革”時期的普通民眾,他並不覺得自己跟別人比有多大差別,因為那時大家普遍 貧窮,或者用張木生的說法,就是毛“成功地分配了貧困”。我當時在工廠裡做工,二級工40塊錢,六級工掙個五、六十塊錢,工廠裡技術最高的老工人,八級 工,也不過就是80塊錢左右,沒有什麼太大差別。黨的幹部、車間支部書記還沒有老工人掙得多。我們工廠的黨委書記是12級高幹,大概工資高一些,也不會超 過200塊錢。就是那樣。當時覺得差別不是太大。現在呢?完全不能比擬了!那麼如何看“文革”時期與普遍貧窮並存的人們相對“平等”?這是一塊對毛、對 “文革”時期社會政策的評價涉及到非常複雜的方方面面。

康正果:你說要談毛澤東的理想主義?

張博樹:我現在就要講到了。更重要的是毛的動機。1949年革命成功,毛本來已經功成名就,可以做他的“太平皇帝”了。但毛偏不,他還要繼續“折騰”,甚至把自己親手建立起來的政權罈罈罐罐都打爛,要另起爐灶!

為什麼?我寫過兩篇文章,一篇是五年前的2008年寫的,談改革開放30年;還有一篇是 2009年寫的,談共產黨的60年。這兩篇文章網上都有,前一篇剛在明鏡網上又重新刊載了一次。借助這兩篇東西,我實際上做了一個初步梳理。我的一個基本 判斷,如果是談毛個人,他既是一個獨裁者——這個大家都承認,不多解釋。但同時他還有理想主義的一面,或者說,他還有他真誠的一面。所謂“真誠”,是說毛 作為一個共產黨人,他要去追求他認為正確的那個東西,且義無反顧,一幹到底。這種衝動,與其說是1949年以前表現得更充分,不如說是1949年以後表現 得更充分。當然這個觀點需要去論證,誰有興趣,到討論的時候我們可以再展開。簡單地說,這一塊,是我們自由派學者過去關注不夠的地方。

包括50年代毛加快所謂“三大改造”,後來到“大躍進”,後來到“四清”、“文革”……整個這一段歷史,支配著毛的行為的動機、背後的因素,是什麼?

我也注意到我們這個圈子裡的朋友,包括像黨內辛子陵這樣的朋友,基本上是從“大躍進”的失 敗,大饑荒餓死那麼多人,毛擔心死後被人清算,他要保持他的權力,打擊他的政敵……基本上是按照權力鬥爭這個邏輯來解釋的。我認為,權力鬥爭,是理解毛那 個年代中共高層鬥爭的一個方面,但不是全部;如果要探究毛的動機的話,就更不是全部。毛的確還有著他自己認為很高遠的那套東西,儘管這套東西最後經過“文 革”的實踐證明,他是徹底失敗了——我相信毛到晚年,到他自己的生命將近終結時,也意識到自己失敗了。但是對這一塊——對毛的行為、行為動機中所包含的歷 史的、社會學的、政治學方面的複雜含義,對毛這樣的歷史行動者,其動機與後果間巨大的歷史反差,以及形成這種反差的更廣闊的社會、文化語境,我覺得我們現 在挖掘的遠遠不夠。我之所以寫這兩篇文章,今後還要完成《從五四到六四》六卷書的寫作,也是想在這個方面做一個更深入的挖掘。

我先說這麼多,已經遠遠超時了。一會兒有機會,咱們還可以再討論。(新史記》1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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