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崇毛和非毛這兩派人士而言，2013年12月26日是一個絕非等閒的大日子——120年前這一天，對於中國和世界的走向、對於中國幾代人的命運具有重大影響的毛澤東，在湖南韶山沖一個富農家庭呱呱墜地。
在中國社會矛盾尖銳的形勢下，毛澤東120周年冥誕成爲各方人士論爭的焦點，中共中央卻突然變調降溫，習近平指示，要“隆重、簡樸、務實”地舉辦毛澤東誕辰紀念活動，表明當局擔心毛澤東之爭成爲新的思想和社會衝突的引爆點。
中國研究院和《新史記》雜誌於2013年11月23日在紐約舉辦研討會，邀請12位學者、媒體人來探討毛的歷史功罪、毛的遺産、毛與中國的現代化轉型等問題。《新史記》整理了與會人士發言，並經發言者本人審訂。全文五萬字，刊於即將出版的《新史記》第17期。
張博樹（前社科院研究人員、哥倫比亞大學客座教授）：
關於毛澤東這個話題，我這樣看：毛澤東現象，毛這個人，固然是我們要專注、要聚焦的對象， 但不僅是毛，毛是那一代人當中的一個，我說的“那一代人”，是指中國共產黨創業並最終建立政權的那一代人。中共的那一代人，是在20世紀上半葉，中國、世 界的歷史演進過程那麼一個背景之下產生出來的現象，或者我們簡單地說，就是中國革命的現象之一。所以我覺得對這段歷史的評價，既包括對毛個人的評價，也要 把這幾個因素綜合起來看。當然，在分析的時候還要做適當的區分。
毛作為一個歷史人物引起巨大的爭議。剛才文謙兄所談，當然是我們大部分自由派朋友的普遍看法，把毛視作是當代中國最大的獨裁者，甚至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非常典型的獨裁者。這一點從自由主義學者圈子來看，大家是沒有異議的，我個人也同意這麼看。
張博樹
問題的複雜在於，談到毛的那段歷史，談到中國革命，又不是僅僅這麼一個命題，就能夠概括 的。歷史充滿了張力，有很多看上去自相矛盾的地方。我自己這些年在寫一本書《從五四到六四》，已經出版了第一卷，可能有些朋友看過。我給自己確定的目標， 是要從哲學、特別是政治哲學和歷史哲學的角度，來反思過去100年中國走的路。這100年，從辛亥革命、推翻帝制那個時候說起，中國在追求民主的道路上經 歷了很多坎坷，到現在還在那兒打轉轉，還沒有真的走出來。那麼到底背後的因素是什麼？為什麼中國人在這方面走了這麼漫長的路、這麼多彎曲的路？這部書，六 卷本，就是要回答這個問題。六卷本除第一卷建立理論框架，第二卷談民國，其餘四卷都是要談共產黨，其中有兩卷要談毛澤東這個階段：從1949年到1976 年。所以毛澤東這個話題，在我這裡也是一個話題的中心：怎麼來看這段歷史，包括怎麼看毛這個人。
最近幾年關於毛的爭議，在國內非常熱鬧。我們自由派的觀點就不用說了，大家都知道。但是有 另外一個完全相反的觀點，就是來自毛派的觀點。毛派仍然認為毛是偉大領袖。特別有趣兒的是前些年——我們不說現在，現在情況有變化。前些年有一些毛派學 者，他們對當今中國的現實也是持嚴厲批評態度的，認為中國今天權貴資本主義發展簡直是“神人共憤”了。但是他們給出的藥方是回到“文革”。為什麼呢？因為 毛當年說了，“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文革”就是要整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毛的“繼續革命”就是為了解決共產黨特權問題。這是毛派學者用 來批評當今現實，甚至批評鄧的改革開放，批評今天的權貴資本主義，它的理論武器就是當年毛的那套繼續革命理論。他們這個觀點和自由派正好完全相反。但有意 思的是，這個觀點在中國國內，還有一部分民眾是支持的。
記得前兩年我還在北京的時候，有時自由派的朋友們一起聚會，談起這些現象也覺得十分有趣， 甚至有點匪夷所思。怎麼會是這樣子？最近我在哥倫比亞大學給學生講課，講“當代中國九大思潮”，其中就提到毛派的這些主張。我有一個解釋：對毛派觀點持贊 同態度的，大部分是當年“文革”時期的普通民眾，他們大多今天還處在底層。“文革”時期的普通民眾，他並不覺得自己跟別人比有多大差別，因為那時大家普遍 貧窮，或者用張木生的說法，就是毛“成功地分配了貧困”。我當時在工廠裡做工，二級工40塊錢，六級工掙個五、六十塊錢，工廠裡技術最高的老工人，八級 工，也不過就是80塊錢左右，沒有什麼太大差別。黨的幹部、車間支部書記還沒有老工人掙得多。我們工廠的黨委書記是12級高幹，大概工資高一些，也不會超 過200塊錢。就是那樣。當時覺得差別不是太大。現在呢？完全不能比擬了！那麼如何看“文革”時期與普遍貧窮並存的人們相對“平等”？這是一塊對毛、對 “文革”時期社會政策的評價涉及到非常複雜的方方面面。
康正果：你說要談毛澤東的理想主義？
張博樹：我現在就要講到了。更重要的是毛的動機。1949年革命成功，毛本來已經功成名就，可以做他的“太平皇帝”了。但毛偏不，他還要繼續“折騰”，甚至把自己親手建立起來的政權罈罈罐罐都打爛，要另起爐灶！
為什麼？我寫過兩篇文章，一篇是五年前的2008年寫的，談改革開放30年；還有一篇是 2009年寫的，談共產黨的60年。這兩篇文章網上都有，前一篇剛在明鏡網上又重新刊載了一次。借助這兩篇東西，我實際上做了一個初步梳理。我的一個基本 判斷，如果是談毛個人，他既是一個獨裁者——這個大家都承認，不多解釋。但同時他還有理想主義的一面，或者說，他還有他真誠的一面。所謂“真誠”，是說毛 作為一個共產黨人，他要去追求他認為正確的那個東西，且義無反顧，一幹到底。這種衝動，與其說是1949年以前表現得更充分，不如說是1949年以後表現 得更充分。當然這個觀點需要去論證，誰有興趣，到討論的時候我們可以再展開。簡單地說，這一塊，是我們自由派學者過去關注不夠的地方。
包括50年代毛加快所謂“三大改造”，後來到“大躍進”，後來到“四清”、“文革”……整個這一段歷史，支配著毛的行為的動機、背後的因素，是什麼？
我也注意到我們這個圈子裡的朋友，包括像黨內辛子陵這樣的朋友，基本上是從“大躍進”的失 敗，大饑荒餓死那麼多人，毛擔心死後被人清算，他要保持他的權力，打擊他的政敵……基本上是按照權力鬥爭這個邏輯來解釋的。我認為，權力鬥爭，是理解毛那 個年代中共高層鬥爭的一個方面，但不是全部；如果要探究毛的動機的話，就更不是全部。毛的確還有著他自己認為很高遠的那套東西，儘管這套東西最後經過“文 革”的實踐證明，他是徹底失敗了——我相信毛到晚年，到他自己的生命將近終結時，也意識到自己失敗了。但是對這一塊——對毛的行為、行為動機中所包含的歷 史的、社會學的、政治學方面的複雜含義，對毛這樣的歷史行動者，其動機與後果間巨大的歷史反差，以及形成這種反差的更廣闊的社會、文化語境，我覺得我們現 在挖掘的遠遠不夠。我之所以寫這兩篇文章，今後還要完成《從五四到六四》六卷書的寫作，也是想在這個方面做一個更深入的挖掘。
我先說這麼多，已經遠遠超時了。一會兒有機會，咱們還可以再討論。（新史記》1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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