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11日 星期三

毛澤東掌權前要朋友,掌權後要奴才

《新史記》記者 高伐林
剛入黨就成了“三反分子”

朱鴻召著《延安文人》中說:在延安知識分子中,蕭軍是少數幾個經歷過整風運動而沒有被完全改造了的知識分子之一。大多數文人經過整風,都不同程度地開始甚至完成了“皈依”過程,蕭軍卻“冥頑不靈”:還是個“精神跋涉者”。

1945年8月日本投降,9月,中共中央派彭真等去東北地區建立政權,蕭軍也要求回東北工作。蕭軍隨同周揚等率領的魯藝文藝大隊踏上回鄉旅程前,到毛澤東 住處辭行。毛澤東當著朱德和劉少奇的面說:“聽彭真同志說你有過入黨的要求,我們歡迎你!到了東北,如果考慮成熟了,可以向東北局提出來!”毛邀他一起去 朱德家共進午餐,飯後將蕭軍送到大路旁揮手告別。

1946年8月,中共東北局作出決定:任命蕭軍為東北大學魯迅藝術文學院院長。受彭真委托,蕭軍為哈爾濱各單位、機關、學校作了60多場演講,聽眾達七、八萬人之多。蕭燕說:我父親作為魯迅的弟子,從延安來,演講主要就是讓年輕人擺脫滿洲國殖民思想。

1947年初,在彭真過問下,滿足蕭軍的期望,支持他辭去魯迅藝術文學院院長,創辦了魯迅文化出版社和《文化報》,擔任主要負責人。1947年7月25 日,蕭軍寫信給東北局宣傳部部長凱豐,再次申請入黨:“我個人感到現在已是我走入共產黨的時期了——主觀和客觀條件已經到了應該解決的時期了,因此我今天 鄭重提出,請求加入共產黨”。

此事很快由已調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的彭真向毛澤東作了匯報。8月,中共中央、毛澤東批准蕭軍為中共黨員,並由東北局正式通知他:可以參加所在黨小組生活了。

然而,天有不測風雲:就在這個當口,實際由高崗主政的東北局發動了對蕭軍的猛烈批判:東北局《生活報》連續發表八篇社論,組織作家與讀者大寫批判文章,對 蕭軍及《文化報》進行了大規模聲討,扣上“挑撥中蘇民族仇恨”、“反對人民的解放戰爭”的大帽子,指責蕭軍自居“救世主”,“故意的遺忘”“共產黨是人民 的救星這一基本真理”。從1949年6月開始,在全東北地區黨內外,各機關、學校、單位,長達三個月大張旗鼓地“對於蕭軍反動思想和其他類似反動思想的批 判”,成為中共建國後全民性連續不斷的大批判運動的先聲。魯迅文化出版社和《文化報》被停辦,他被撤消了一切職務,下放撫順礦山“體驗生活”。參加黨組織 生活一事也成了泡影。


“黨同伐異”代代相傳

蕭軍不可能不想起王實味的下場。朝鮮戰爭即將爆發時,他對妻子說:“帶著孩子趕快走!戰爭一爆發,我可能馬上就會被斃掉!”王德芬帶著四個子女倉皇來到北京,住在娘家,蕭軍1951年才過來。

蕭軍自己認為:如果彭真還在東北,不致於如此。後來他全家到北京,彭真確實給了他許多關照。但以蕭軍的秉性,與當權者的衝突和決裂在所難免。何況,彭真身處險惡的政治江湖,到1966年,不也就自身難保?

學者謝泳寫過一篇文章談蕭軍在東北挨批判的公案,他說:批判作家,在延安知識分子中是有傳統的。蕭軍“雖然是真正的左翼,而不是那種見風就轉向的左翼作 家。他在延安的時候,就是一個有獨立思想的人”,“對蕭軍的批判,方式和方法都是從延安過來的,主要特點是把文藝思想等同於政治思想,而且預設自己絕對正 確,不許被批評的一方還手,除了這些以外,還對批判的對象進行組織處理。”

例如丁玲的批蕭文章,從用詞到舉例,基本都是“延安新意識形態”的體現:“蕭軍的個人英雄主義在群眾面前已經徹底垮台了,紙老虎已經拆穿,人們看到他不是 什麼了不起的人物,而是一肚子腐化的、墮落的、反動的東西。”這些話和“反右”時周揚批判丁玲的話基本一樣,也與“文革”時姚文元批判周揚的話基本一樣, 甚至與“文革”後人們對姚文元的批判基本一樣。

蕭燕對《新史記》記者分析說:

我覺得根本症結是“黨同伐異”:入黨之後就一切要聽“組織”的,“組織”說好就是好,不可能懷疑“組織”——當時的宣傳是“黨是絕對正確的”,黨怎麼會犯錯誤?!所以只能盡量改造自己——這些觀念對人們頭腦潛移默化,一點點積累。

不過——蕭燕又說——他父親還是認為,當年延安那批人,包括丁玲那樣的人,雖然唯我獨“革”,他們畢竟還有變革社會、拯救民眾的理想,還有超越於個人利益的信念。現在這一代共產黨人呢?多少人蛻變成了奔著好處去的幫派,“理想”就是個人和家族撈錢、撈權!


蕭軍從牆上笑瞇瞇地看著小兒子蕭燕讀書。(高伐林攝)


父親是“大寫的人”

蕭燕說,很多人採訪我,要我談我的父親,我說,他作為作家,我對他的了解不如很多專家學者;但作為父親,讓我尊重、愛戴和敬佩;他作為一個人,是一個“大 寫的人”,始終表裡如一,耿直寬厚,尤其在大是大非問題上剛直不阿——“大寫的人”這個說法出自蘇俄文學家高爾基筆下,意思是正直高尚、光明磊落、有人格 有擔當的人。“連我侄子大忠都說:爺爺這個人有很多缺點、弱點,但看他的日記就知道,他從來不迴避自己的缺點、弱點,他有血、有肉、有骨,是真正的一個 人。”

蕭軍出生六個多月就喪失了母親。母親並非生病而死,而是挨他父親一次毆打之後,不堪忍受,服毒自殺。蕭軍幼年時,別人問他“你長大了幹什麼”?“給媽媽報 仇!”他父親不禁哀嘆:“這不是我的兒子,這是我將來的敵人,冤家啊!”蕭軍自小就是叛逆者,學了武術,父親打他,他就不客氣地對打,父親給他定論:“他 學徒,會打死師傅;學買賣,能氣死掌櫃!”

蕭軍進了張學良開辦的東北陸軍講武堂,他仍不安分,被打手板、關禁閉,好容易熬到臨近畢業,卻又因打抱不平,與中隊長發生衝突,他盛怒之下,掄起手中鐵鍁差點將中隊長劈死,被講武堂開除。

蕭燕說:毛澤東喜歡我父親這種性格,但是,毛澤東沒掌權以前需要朋友,掌權以後他更需要奴才——我父親和蕭紅在魯迅身邊出書的時候,需要起一個名字,他們 說叫“奴隸社”,魯迅先生叫好,說“奴隸”比“奴才”好,奴隸有反抗性,奴才則是順從的。毛澤東後來需要的就是奴才。而父親,依然不當奴才,他對當官兒的 常說一句話:“你就是狗尿苔長在金鑾殿上——長的是地方!”

毛澤東當年親自審閱刪改後發表的《論同志之“愛”與“耐”》,五十年代中期以後卻成了蕭軍的罪証、被批判的靶子。毛澤東對蕭軍態度的這種變化,反映了他自己走向反面:當毛澤東自己也是反叛者時,他青眼看蕭軍;但當毛澤東自己建立了新的社會秩序,就對蕭軍投以白眼了!

蕭燕從鳳凰衛視辭職後,和姐姐蕭耘、姐夫王建中回了父親的故鄉——遼寧省凌海市沈家台鎮大碾村。不僅為吉林電視台《回家》欄目組拍攝紀錄片,還為家鄉人民 修繕父親故居、修建以父親名字命名的文化廣場留下珍貴鏡頭。而蕭燕最想拍攝的是專題片《親朋好友話蕭軍》。他在東三省、上海、青島、西安、北京等父親留下 足跡的地方尋訪故地,遍訪健在的父親當年親友、同事——魯迅的兒子周海嬰,著名畫家張仃(作家張朗朗的父親)和現任妻子,艾青的前妻韋嫈……《親朋好友話 蕭軍》在蕭軍百年誕辰前完成了。我曾经看過他拍攝的部分資料。這些耄耋老人回憶當年,連說帶唱加比劃,沉浸在那個充滿了無限憧憬、又給後世埋下了巨大禍根 的年代。

更深刻地反思延安時代,正是蕭燕促成出版父親《延安日記》的初衷——對那個年代的真相,當代人和我們後人都瞭解得太不夠、思考得更不夠了。

《延安日記》出版了,蕭軍的東北日記和北京日記的出版事宜,也開始在蕭燕的腦海裡盤旋。(《新史記》雜誌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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