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編者按：《中國社會科學報》2013年10月14日刊登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當代中國研究所所長李捷題為《駁<晚年周恩來>對毛 澤東的醜化》的文章，旅居紐約的學者、《晚年周恩來》一書的作者高文謙，隨即發表了反駁文章《中国若进步，必须彻底批毛》。這將十年前出版、引起巨大轟動 的《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再次引入人們的視野。在毛澤東冥誕120周年即將來臨，對毛澤東的評價之爭更加激烈之際，重溫和反思該書所披露的毛周二人 在各自生命的最後十年、也是對中國命運至關重要的“文革”歲月中錯綜複雜的關係，確有參考價值。這部著作，多位中共高官儘管並非都同意其觀點，也都承認，其史料“没有编造”。明鏡新聞網繼續選載部分章節。
《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作者高文謙。
一九六四年十月赫魯曉夫的下台，令毛澤東著實興奮了一陣子，愈發相信他發動批判以赫魯曉夫為頭子的“現代修正主義”的先見之明。這在當時自然也給正在急劇惡化的中蘇關係帶來一線轉機。中國方面為此派出周恩來為團長、賀龍為副團長的黨政代表團，藉參加十月革命四十七周年的慶祝活動之機，對蘇共新領導進行試探摸底。
結果雙方正式會談還沒有開始，就因國宴上的一場風波不歡而散。蘇聯國防部長馬利諾夫斯基藉祝酒的機會，先是向周恩來表示﹕蘇中要友好，不要讓任何魔鬼來妨礙我們的關係，不要毛澤東、赫魯曉夫來妨礙我們。周見來者不善，避免與他糾纏，表示﹕我不懂你的話，馬上轉身離去。但馬利諾夫斯基不依不饒，又衝著周背後喊道﹕我們俄國人搞掉了赫魯曉夫，你們也要搞掉毛澤東！經驗老到的周其實當時聽到了這句話，不過鑒於是在外交場合，話題又這樣露骨和敏感，於是裝著沒聽見。馬氏見周沒理他，又對賀龍說了同樣的話。賀龍當面駁斥了他。
由於當時有許多西方國家使節和記者在場，這場風波立刻被報道出去，並添油加醋地渲染說，據蘇聯權威人士透露，蘇共已和中共達成協議，中國也將讓毛澤東下台，改由周恩來任中共中央主席。這樣一來，事情鬧大了，已經不是不予理睬就可以了結的了。深知其中利害的周恩來當機立斷，決定對蘇聯方面這種公然策反的舉動提出正式抗議。
第二天，周恩來向回拜的蘇共領導人勃列日涅夫等人進行了嚴詞反駁，指出這是“胡說八道”，這件事的問題很嚴重，連赫魯曉夫在位時也未曾發生過，不能用“酒後失言”來解釋，而是“酒後吐真言”。他表示﹕中蘇原則分歧並不是個人意氣之爭，要煽動反對毛澤東同志，這根本是妄想，絲毫不能損害他在中國黨內的崇高威望；並斷然表示﹕必須先解決這個問題，才能談其他問題。 在勃列日涅夫一再以蘇共中央的名義表示道歉以後，周仍決定提前回國。
周恩來之所以在這個問題上表現得如此強硬，毫不含糊，固然是出於維護中共和國家尊嚴的需要，同時也有著個人在政治上的考慮，那便是給毛澤東吃一顆定心丸。他非常清楚擔心被人搞掉是毛的一大心病，眼下在黨內分歧日深的情況下，毛更是疑神疑鬼，草木皆兵。如果在這件事的處理上不斬釘截鐵，旗幟鮮明地反擊蘇方的挑釁的話，就會犯毛的大忌而災難臨頭。事實上，後來也印証了這一點。毛在文革中之所以聽信了林彪對賀龍的誣告，決心拿掉賀龍，不能說與這件事沒有一點關係，儘管賀龍當場進行了反駁，但毛還是疑雲難消。不過，毛當時對周的這種處理方式還是滿意的，所以在他回國時，特意破例親自前往機場迎接。
在一九六四年底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期間，毛澤東與劉少奇在政治上的分歧發展到公開爭論的地步。毛在會前已經為劉在動員黨內領導幹部下去指導四清運動的問題上講話比他管用而憋了一肚子火，在小範圍的會議上大發了一通，說﹕“還是少奇掛帥，四清、五反、經濟工作，統統由你管。我是主席，你是第一副主席，天有不測風雲，不然一旦我死了你接不上，現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點，我罵娘沒有用，不靈了，你厲害，你就掛個不罵娘的帥，你抓小平、總理。”
會前，主管會務工作的鄧小平本來是出於照顧毛澤東身體的好意，勸他可以不必每天都參加會。這下又惹怒了毛。接下來，毛在會上講話中強調正在進行的“四清運動”的性質是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的矛盾，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對此表示了不同的意見，在毛講話時插話說﹕四清運動中，各種矛盾交叉在一起，很複雜，還是從實際出發，有什麼矛盾就解決什麼矛盾的好，不能都上昇為敵我矛盾。結果兩人當場頂了起來，會場上的氣氛相當緊張。
毛澤東對劉少奇竟敢當眾頂駁自己大為光火，在第二天的會議上，氣衝衝地進來，一手拿著《黨章》，一手拿著《憲法》，當場質問劉少奇、鄧小平二人﹕一個不叫我開會，一個不叫我講話。為什麼剝奪《黨章》、《憲法》給我的權利？不僅如此，自覺顏面大失的毛還執意要讓劉少奇檢討認錯，示意陶鑄、謝富治等人前去“做工作”，施加壓力。 但劉少奇一開始相當固執，拒絕低頭認錯，弄得毛一時下不了台。
最後，還是由周恩來出面做工作，施展其擅長調解黨內矛盾的本事，從中和稀泥，才打破僵局。一方面，他提議召開政治局生活會，對劉少奇進行批評幫助，以平息毛澤東的怒火。 另一方面，他又親自出面，與賀龍一道找劉少奇個別談話，勸他檢討對主席不夠尊重的“態度”問題而迴避政治上的爭論，無論如何要給毛一個台階下。 與此同時，中組部長安子文請出黨內老同志出面做勸說工作，要他維護毛的威信和黨的團結。在各方壓力下，劉少奇只好顧全大局，被迫喝下了這杯苦酒，在政治局生活會上作了檢討。
周恩來的調解雖然暫時化解了這場風波，卻無法彌合毛、劉之間在政治上愈來愈深的裂痕。而且這種明顯“拉偏架”的做法和黨內一邊倒的形勢，使得毛澤東更加無所顧忌，自認有“理”而不肯善罷甘休。在隨後召開的政治局生活會上，當劉少奇檢討自己對“主席不夠尊重”時，毛非但沒有表示和解之意，反而當場頂了回去，說﹕“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問題，而是馬克思主義同修正主義的問題。在原則問題上，我是從來不讓步的。”
不僅如此，經過這場風波，一直在評估形勢的毛澤東也達到了試探虛實的目的，認定日後在對劉少奇動手時，不僅周恩來會跟著他走，而且在黨內也不會有什麼人敢於公開站出來作對。這樣一來，讓毛大大放了心，根本不想轉圜，對劉少奇作點團結和解的表示，相反卻愈發視其為眼中釘、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後快。此後，毛開始認真考慮發動文革的問題，並為此做了多方面的準備，將其付諸於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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