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正果：時勢激蕩中的革命逆流（上）

——毛澤東與中共早期革命活動述評


一年以來，國中有兩大勢力，常為政治改良之梗者，一曰官僚社會之腐敗的勢力，二曰莠民社會之亂暴的勢力。我共和黨既以改良政治為惟一之職志，非將此兩種勢力排而去之，則目的終不可得達。——梁啟超


一

1913年，宋教仁遇刺後，梁啟超在共和黨集會上曾發表題爲《共和黨之地位與其態度》的演講，以上引文即他那次演講的要點。他所說的“腐敗勢力”係指以袁世凱爲首的北洋集團，而所說的“亂暴勢力”則指包括陳其美、孫中山在内的革命黨。至於受到這兩大勢力阻撓的“改良政治”，可以說，首先讓人想到宋教仁竭力倡導，卻功敗垂成的議會政黨責任内閣制。宋教仁主張責任内閣制，目的在於限制大總統的專制獨裁，自然為袁世凱所忌恨。而議會政黨體制更容忍反對派和不同的意見，承諾以公平競爭和協商的方式解決各種糾紛，明顯使革命黨好強的暴烈手段英雄無用武之地。宋教仁若組閣成功，出任總理，對兩大勢力均有不利，宜乎他遇刺的種種跡象讓兩方面的人物都捲入了涉案的嫌疑。但就梁啟超講話中所主張的“改良政治”而言，則是強調這兩大勢力之得勢緣於中國當時惡劣的社會環境，其中尤以“亂暴勢力”爲害最烈。因此梁倡議共和黨先與執政當局妥協，通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的途徑對袁世凱施加影響，等清除“亂暴勢力”之後，再引導袁步入憲政軌道，逐步實現議會政黨政治。對宋案的處理，他也力主以法律解決，堅決反對南方的興師討袁之擧。

不幸梁啟超發表演講不久，袁世凱即向五國借款，擴充軍備，孫中山在南方挑起各地軍方，發動“二次革命”，他所呼籲的政治改良最終在險惡的形勢下遭到“不適而宜劣敗”的下場。梁所謂“革命復產革命”的亂象從此成爲時勢動蕩的大潮，民初的憲政夢徹底破滅，他所代表的保守主義勢力退出政壇，保守主義的聲音從此淹沒於革命的喧囂。侈談革命者一是把革命視爲救亡圖強的唯一出路，拒不走漸進改良的途徑；二是在改造中國的目標上急於求成，企圖用“畢其功於一役”的方式徹底解決問題。這一思潮後來也波及新民學會的多數成員，其中持論最偏激者要數蔡和森其人。

 蔡和森與毛澤東同在一師讀書，該校教師楊昌濟曾寫信向章士釗推薦他這兩個得意門生說：“ 二子海內人才，前途遠大。君不言救國則已，救國必先重二子。”從毛蔡二人的通信來看，蔡的筆鋒尤爲雄健，他1918年赴北京途中所寫的那首五古《少年行》也比毛澤東早年的幾篇習作顯得底氣渾厚。1 無怪乎蕭瑜和新民學會同仁都公認，與蔡相比，毛明顯略輸幾分文采。可惜蔡職場上運氣不佳，據蕭瑜所敍，他遇事不願有求於人，高等師範畢業後一直找不到工作，致使家境困窘，曾一度潦倒到擧家斷炊的地步。2 因此他憤世嫉俗的情緒特別緒強烈，發言之驚世，立論之駭俗，直令毛澤東瞠乎其後。後來他迫於生計，只好帶上母親和妹妹一起去法國勤工儉學，自踏上赴法之旅，就沒把讀書求學和拿張文憑太當成一回事。他在很大的程度上只是名為留學，實際上更偏重藉機去國外尋找新的出路。在一戰後的歐洲，左傾的激進思潮在社會上和知識界急劇高漲，對蔡和森這類本來就很想闖蕩一番江湖的失意者來説，動蕩中的歐洲正好為他們建立國際範圍的聯絡開啓了方便的通道。在寫給毛澤東等人的一封信中，蔡和森認爲“往京考公費學校”和“往西洋進大學”都是“隨俗迷夢”，勸他們不必在那條路上徒勞。連提說到恩師楊昌濟 “東奔西走，走了十年”的求學經歷，蔡都以輕視的口吻說，楊師“仍不過是能讀其書而已，其他究竟何所得！”對新民學會中更想走“教育救國”或“實業救國”道路的成員來説，蔡和森這種不無“酸葡萄”味的高姿態言論，不啻為當頭潑下的冷水，而對本來就不耐坐冷板凳苦讀的毛澤東來説，無疑起到了有力的鼓舞作用。蔡和森自以为是地說，赴法勤工儉學，只要能“通其語文，悉其種種之真相”，就算達到了留學的目的。接著他向諸友人高調發佈要與諸惡纏鬥，乃至不惜作惡的宣言：

弟覺立己立人，劃分先後者，謬也！為學爲事，劃分先後之階段者，尤謬也！謬之實例，就在前輩之空疏無用；謬之影響，竟使小人盡進處於有權。……曰鴻爐大冶不可入，曰鳥獸不可與同群，皆惰性無能之遁詞，經千古之士君子“兢兢据据”而不自覺者也。……弟願今日之中國多出做事之人；其為做事時，穩立做事之根基，不妨與雞鶩爭食，不妨與豬狗同槽；對於首惡則奮鬥，對於從惡則收容，以萬惡為肥料，為化學原料，而我輩為農夫為化學家；失敗則與志無傷，成功則萬世蒙其利。持論固是太激，倘亦時勢之所要求乎？3

蔡和森這番激越的議論很有代表性，可謂發出了當時很多無業的或未能造就成專業人才的小知識分子之心聲。這類人多因受家庭經濟條件或個人能力的限制而在升學和就業上踫到種種障礙，遂不屑認真考慮現實謀生的俗務，很想投入亂世的革命大潮，另做一番理想的事業。明確地說，蔡希望更多湧現的“做事之人”，即蘇俄模式的職業革命家。要成爲這樣的職業革命家，按照蔡的説法，就得具備“與雞鶩爭食，與豬狗同槽”的勇氣。他理直氣壯地宣佈，像他們這些“本來痛恨萬惡” 的“正人君子” ，完全是迫於時勢，才不惜自髒其手，去從事“公然為惡”的事業。在另一封寫給毛澤東的信中，蔡和森以更加出格的酷論把毛僅作過片段論述的“惡人哲學”發揮到肆無忌憚，淋漓盡致的程度。他說：

弟嘗慨世之君子，為種種的輿論律道德律所束縛，只能為偽善，不能為偽惡，是以使小人得積極橫行。……竊以為人不能有善而無惡，正人之惡，即是善之變相，求全則難免不為鄉愿。弟……自信其心既正，將來有惡當前，必不少避而勇為之；惡經正人君子為了一回，則其階級，就要演進一層。……現為一惡，而將來能得十善之結果，何所顧恤而不為之！吾人若從一身之利害及名譽計算，誠有不宜屈節者，若從全體之利害計算，可以殺身成仁，況不可行偽惡以得權乎？（兄以時未至為言，我以為此正其時，此時稍微一枉，其所直不知幾萬萬也。）……弟意現在當得一班正人立惡志（殺壞人），說惡話，行惡事，打惡戰，爭惡權，奪惡位，加入惡界，時時以惡為緣，時時與惡戰，時時與惡和。操而縱之，使自我出；支而配之，使自我生；演而進之，使自我發。然後將萬惡納入袖中，玩之掌上。……果為君子，無善不可為，即無惡不可為，只計大體之功利，不計小已之利害。4

蔡和森與毛澤東先是同學，後為同志，他授毛以馬列主義綱要，開啓毛投身階級鬥爭的門路，在先知先覺上堪稱毛的理論教頭。他所發的“正人勇為偽惡”之說比起毛的“惡人哲學”要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其露骨的“惡行善果頌”滿口敢於擔負天下罪惡的氣勢，為中共此後不擇手段的奪權鬥爭奠定了蠻橫的“惡行倫理學”基礎。蔡當時對列寧的暴力陰謀策略尚無詳盡的了解，但從他那“全稱肯定自己”和“全稱否定敵人”的獨斷文體已可看出，他與蘇俄職業革命家情意結構上靈犀相通。難怪他一到法國，便與共產國際前來策劃中國留學生的特派員掛上了鈎。

蔡和森筆鋒雄健的文字更多地得益於他的舊學根底，而非一般的留學生到歐洲銳意鑽研的新學——從人文社會科學到自然科學。他與毛澤東另有一相近的短項，倆人都缺乏迅速掌握一門外語的能力。據同時赴法勤工儉學的李維漢回憶說，蔡和森法文並不好，但他勇於躐等而上。自入學他就輕視學校的課堂教育，仍沿襲新民學會成員那種散漫無序的自學風習，“日惟手字典一冊，報紙兩張，以蠻看報章雜誌爲事。在短時間内，他收集了大量關於馬克思主義和各國革命運動的小冊子，擇其重要急需者猛看猛譯。” 李維漢特別指出，“和森是學會領導者之一。他到來後，新民學會在法會員的中心很快就移到了蒙達尼。他和在國内的毛澤東同志有密切的通信聯係，使國内國外兩部分會員連成一個整體。”1920年6月，學會成員在蒙達尼就“改造世界與中國”的議題進行討論，與蕭瑜所主張的溫和革命針鋒相對，蔡和森“主張激烈的革命，組織共產黨，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即仿效俄國十月革命的方法；……和森在給毛澤東同志的信中，詳述了他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和組織共產黨的主張。”5 這幾封長信都收在毛澤東所編的學會成員通信集中，毛當時僅有的馬列理論知識和蘇俄革命綱領，應該說多得自蔡和森“猛看猛譯”法文小冊子所做的粗率轉述。故在學會成員中，一時有“和森是理論家，潤之是實際家”之稱。也正是靠這位理論家書信中那些囫圇吞棗的零星介紹，實際家的毛澤東後來對斯諾說，1920年前後，他“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已成爲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


二

當時赴法留學者數以千計，爲什麽其中多數人能學有所成，海歸後均得以發揮各自的專長服務國家和社會？但爲什麽會另有少數人——特別是來自湖南和四川的學生——既不安於勤工，也談不上儉學，結果走上在當時被社會和家人視爲“亂暴勢力”的歧途？

來自四川的青年黨創建者李璜當時也在法國讀書，他的回憶文字至少有助於我們站在蔡和森及其同夥的圈子外另換一個角度，對他們遺漏或迴避的某些真相作出應有的審查和評判。6據李璜的統計，在當時來自各省的留法學生中，廣東和北方四省的學生均得到本省公費資助，因而畢業後事業有成，回國服務社會者居多。四川因軍閥混戰，湖南則因先驅張（敬堯）後反趙（恆惕）而長期内亂，致使兩省學生都得不到公費資助，其中有很多人來法後不久即陷入貧困。李璜又將這兩省的窮學生分爲三類：第一類學生能較快地掌握法語，他們連翻譯帶寫作，投稿國内，靠賺取的稿費得以維持在法的生活。第二類學生勤於打工，很快轉爲技工，有了豐厚的收入，最終多在法國定居下來。第三類投靠共產國際的學生可以周恩來為例作一跟蹤説明：周恩來先是赴日本留學，報考日本高等學校，連續幾次落榜後敗退回國，繼而又轉赴法國另謀生路。周於1920年抵法，旋即入爾維特工廠去做粗工，他只做了三個星期，便跑回巴黎，見人就說吃不消，認為那是非人的生活。周自從放棄做工自給，便再未潛心學業。在一次聚會中他發言說：“途窮了，終須改換方向；勢單了，力薄了，更須聯合起來。”從此他開始四處網羅留法學生中憎惡資本主義社會的憤怒青年，代表他們與俄共特派員——用中共今日習用的指稱來説，在那時候也就是不折不扣的“海外敵對勢力”——接頭，從中領取活動經費，建立起中國留學生旅歐的共產黨組織。這些人有了活動經費可解決食宿問題，過上了出入咖啡館，集會公園内的生活，也就有了空閒和精力在組織的指令下發起各類抗議活動。他們扭成一股，在留學生群體中大搞派別對立的鬥爭，最後閙到與法國警方發生衝突的地步，致使蔡和森、李立三一干人被驅逐出境。

我們固然不能說，這一群救亡意識強烈的青年人完全是為領取幾個盧布才投身共產國際，按蘇俄方面的指令去搞活動的，更無意徹底否定他們那曾經幼稚的理想和比較單純的熱情。但要解釋爲什麽唯獨他們這類陷入貧困的人甘願聽從蘇俄的召喚，最終走上職業革命家的道路，就不能不對他們那種彆扭的失意者（misfit）情懷作進一步的分析。與其他兩類勤奮的窮學生能保持自足心態的情況有所不同，失意者為祛除焦慮和空虛，最需要在氣勢洶洶的群衆運動中找到精神上的庇護。加入群體，他們就敢去做獨自一人不敢做或做不成的事情，經過在群體中互相感染，最終便爆發出周恩來所謂“聯合起來”的力量。這就是失意者加入群體後獲得的“集體心理”。正如研究革命心理學的勒龐所說，這種集體心理“使他們的感情、思想和行爲變得與他們單獨一人時頗爲不同。若不是形成了一個群體，有些念頭或感情在個人身上根本就不會產生，或不可能變成行動。”7

俗話説，“英雄造時勢，時勢造英雄。”提起此經典的陳言，論者多好持孰先孰後的循環性爭辯，卻很少能撤銷“英雄”這個事後按成敗定位的光圈，返回當時的動蕩局面，追蹤其間複雜的動力關係。被毛澤東描繪為“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主義”的那個時勢，其實並非後來所頌揚的那麽氣勢雄偉。首先應指出，十月革命傳送到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已遭到了列寧的扭曲和篡改，它更多的是李大釗曾撰文歡呼其勝利的布爾什維克主義。諷刺的是，這位北大教授雖率先報導了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勝利，卻對自己所評介的“主義”僅知皮毛。在那篇文章中，他用“這個主義，是怎樣的主義，很難用一句話解釋明白”的泛泛之詞在文中一頓，隨後即轉入散漫的描述，說這個主義“沒有康格雷，沒有巴力門，沒有大總統，沒有總理，沒有內閣，沒有立法部，沒有統治者，但有勞工聯合的會議，什麼事都歸他們決定。一切產業都歸在那產業裡做工的人所有，此外不許更有所有權……”8 經這一連串“沒有”的反面界定勾畫出粗略的虛綫，所傳達給讀者的信息，便很容易與當時流行的無政府主義混爲一談了。毛澤東後來對斯諾說，他在北京認識李大釗，初步接觸到馬克思主義的讀物，但同時還“贊同許多無政府主義的主張。”由毛在當時的知識水平，我們不難想見李大釗“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宣傳效果。其實，蘇俄的巨變在當時最能引起國人關注的並非其偉大的革命成果，而是它與列強截然不同的對華政策，其中影響最大者便屬口惠性的《加拉罕宣言》。9該宣言宣佈要廢棄沙俄強加給清政府的不平等條約，消息傳來，在知識界曾一度贏得普遍的輕信和好感。包括新民學會的成員在内，不少激進的青年都對蘇俄發生的巨變心懷嚮往之情，滿以爲要改造中國的社會，最可取的捷徑就是蘇俄的革命方式。這樣看來，十月革命給予國人的歡欣鼓舞與其說是馬克思主義，不如說只是那個後來才發現純屬一紙空文的《加拉罕宣言》。至於阿芙樂爾號巡洋艦轟隆砲聲送來的東西，恐怕除了逃到上海的大批白俄難民為國人有目共睹外，就再也看不出什麽值得稱道的好事情了。沒有人全面了解那砲火彌漫下的内幕和實況，包括孫中山在内的很多革命者都是在時勢的激蕩中見機行事，趁勢弄潮，實在顧不上深思“以俄為師”的決策可能導致的嚴重後果。

直到蘇聯解體二十年後，普京建議把安德列?鮑里索維奇?祖波夫主編的《二十世紀俄國史（1894—2007）》一書定爲今日俄國學校的歷史課本，列寧及其蘇維埃國家的罪行才初次全面揭露，我們才從中清楚地看出，受十月革命鼓舞的蔡、毛諸人所決意去做的“正人之惡”到底都受到了蘇俄的哪些影響。2010年6月，參與編寫該書的俄國史學家潘佐夫到北京做學術訪問，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專家陳鐵健和北京市委黨校黨史研究室前主任吳家林等6人曾兩次與之品茗敘談。他們所做的採訪記錄隨即在《炎黃春秋》上發表，玆摘要轉述該文如下：

據德國外交部公佈的檔案所載，爲了從俄國內部瓦解沙皇的勢力，德國威廉皇帝一直謀劃從俄國內部尋找代理人，列寧正好充當了這一人選。他自1915年即受德國當局資助，在俄國進行革命活動。第一次世界大戰一開始，列寧就主張俄國失敗，堅持要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的階級鬥爭。二月革命後，1917年4月3日，列寧和一些政治流亡者在德國特種兵幫助下順利回到彼得格勒。（《二十世紀俄國史》上冊，127頁）。強調上述事實，並非硬要給列寧扣上德國間諜的帽子，只是要表明，他曾利用德援達到他在俄國掌權的目的，乃是一不爭的事實。這個目的就是回到俄國發動社會主義政變。在其著名的《四月提綱》中，列寧宣佈布俄國第一階段的資產階級革命已告結束，接下來的任務是立即做好向革命的第二階段——社會主義革命——的過渡做好準備。列寧的計劃得到德皇的“堅決支持”，德國一共撥出5,000萬金馬克資助列寧領導他的布爾什維克武裝推翻臨時政府，建立了“一切權力歸蘇維埃”的一黨專政。（同上，405頁）

《二十世紀俄國史》的作者把所謂的十月革命定性為政變，關於這場血腥的“革命”，他們如此評估：

一、 布爾什維克一反俄國社會尊老愛幼的傳統，以徹底砸爛父祖輩的“舊世界”為務。

二、 與“熱愛祖國”的傳統觀念相左，布爾什維克提倡“無產階級無祖國”。

三、 反對偷竊和搶掠本為公認的社會道德，布爾什維克卻主張廢除私有制，發動窮人從富人手中“把被搶走的東西搶回來”。
四、 布爾什維克否定“行善”、“和為貴”、“積德”等和諧社會的基本準則，要領導無產階級對資產階做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同 上，478頁）。

列寧因而指令，“在‘無產階級’勝利後，被打敗的階級應當受到奴役和從肉體上消滅” 。（同上，129頁）蘇維埃政權不但殺害了沙皇全家，而且建立契卡，掀起全國範圍的紅色恐怖，僅在1918年到1922年間，便殺人200多萬。按照列寧的説法，無產階級“專政的定義不是什麼別的東西，就是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不受任何絕對的法規限制的，直接依靠暴力的政權”。列寧認爲，只有建立這個專政，才能保證蘇維埃政權永立不敗之地（同上，561頁）。10

蘇維埃政權建立之後，列寧隨即把德國用在他身上的那一套做法轉用於中國，但列寧與他的布爾什維克們那時候搖身一變，已不再是自己國家的失敗主義者，而是在不擇手段地壯大他們掌控的蘇維埃政權了。1219年3月，列寧指示建立共產國際（又稱第三國際），總部就設在莫斯科。這個共產國際完全受克里姆林宮控制，它一方面向其他國家的共產黨組織灌輸“無產階級無祖國”的觀念，另一方面卻利用此觀念為他們蘇維埃國家的利益服務。共產國際與蘇俄政府就這樣雙管齊下，打入中國，不只在旅歐的華人留學生群中收買像周恩來這樣的代理人，同時也爲維護其國家在遠東的利益，派出專員與中國最有實力的軍閥暗中掛鈎，洽談交易。在北方，有維經斯基經李大釗牽頭與吳佩孚部下接觸，而南方則由馬林出馬，直接去找陳炯明商談。直到馬林認爲軍閥們難以合作，無機可趁，轉而試探性地拜訪孫中山，考察了廣州方面的形勢，發現國民黨並非西方意義上的資產階級政黨，而是“多階級聯盟”的鬆散組織，這才向共產國際提出他的“斯内夫利特戰略”。馬林認爲，像陳獨秀、李大釗諸人僅停留在寫文章、辦刊物和理論探討階段的共產黨組織，可能造成的影響微乎其微，終究難成大事。他指出， “這些共產主義小組若不在組織上同國民黨結合，他們的宣傳前景就很暗淡了。”因爲他發現，國民黨的黨綱為“各個不同派別的人入黨提供了可能性，……國民黨領導層中有一些具有馬克思主義素養的人，他們決不比我們共產主義團體中工作的馬克思主義者遜色。” 馬林因而建議立即著手幫助國民黨發展壯大，讓共產黨加入國民黨，在國民黨内實行國共合作，從而在中國的民族主義運動内部發展共產黨的組織。馬林當初提出他的建議時未嘗不想建立國共的黨外合作，無奈孫中山不接受共產黨與國民黨對等合作的做法，只許中共黨員及共青團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並服從國民黨的領導。孫中山這種形同吞併的容共方式結果卻事與願違，反倒給他們“本黨”内部拉進了大量的木馬。

對這種屈就他黨的合作方式，陳獨秀和張國燾等人起初均有抵觸情緒，因此中共内部對此事一直都爭議很大。但爭論歸爭論，作爲共產國際的下屬黨組織，中共只得絕對服從上級的決定。1923年1月，蘇俄代表越飛與孫中山談判後發表《孫文越飛聯合宣言》。宣言的内容與共產國際通過的決議並不完全一致，它更重視中俄兩國的國家利益，而非世界革命，因而更關注俄國與國民黨的關係，扶植中共的任務僅處於從屬地位。雙方認爲，“中國最急之問題，乃民國的統一之成功，與完全國家的獨立之獲得。”並同意孫中山堅持“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均不能引用於中國，因中國並無可使此項共產主義或蘇維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形存在之故。” 然而共產國際的運作卻與蘇俄政府的外交辭令有所衝突，兩者雖都肯定國共合作的現行方式，但共產國際自有它長遠的的戰略佈局，其終極目標乃是在幫助國民黨進行國民革命的過程中壯大中共的力量，在推翻北洋政府後統一中國，“建立一個有工農社會基礎的、將發展成爲布爾什維克意義上的社會主義國家的親蘇政權。”11 這個分兩步走的謀劃不難令人聯想到列寧領取德國金馬克回國竊取二月革命勝利果實的步驟。在共產國際擬定的棋局中，國民黨暫時還有很大的利用價值，等到它被用到像一顆搾乾的檸檬，莫斯科自然會毫不吝惜地將其丟到局外。國民黨内的老派人士不是沒警覺到容共之擧的危機，無奈孫中山乾綱獨斷，執意要把那班激進的年輕人收羅進來，自以爲國民黨陣營龐大，很容易就會將他們消化吸收。孫當初手中沒有槍砲，只是光杆司令一個，他本想借助陳炯明的勢力在廣東落腳，建立營盤，不料雙方不但沒能搞到一起，反而踫撞出敵對的衝突，弄得他在突發的砲轟中倉皇逃出廣州。四顧無援的孫中山為儘快組建黨軍，盡量吸收可徵集到的力量揮師北伐，只好放棄一直對美、英、法等國所抱的幻想，在別無選擇下轉而聯俄。我們甚至可以說，是看重眼前利益的英美政客對孫中山的籲求一推再推，最後把孫推進了蘇俄的懷抱。《孫文越飛聯合宣言》發佈後，孫中山收到蘇俄200萬金盧布和一整船軍火的援助，同時接受了莫斯科派來掌舵的顧問，並放手利用中共跨黨人士融入的活力重組國民黨和建立黃埔軍校，但對兩黨混合過程中已經出現的麻煩問題，他一時還無暇作深遠的考慮。不幸他出師未捷身先死，抱憾而終地走了，卻把那致命的後患留給了他身後“仍需努力”的同志。


三


縱觀毛澤東早期的黨務活動，可以說他大體上仍在做他專長的文牘工作。比如在1921年7月的中共一大集會中，張囯燾、李漢俊和劉仁靜等代表各抒己見，爭論不休，都能講出一大套理論，毛澤東卻始終插不上嘴，只是在一邊操筆做他的會議記錄。這幾個活躍在會上的代表或與陳獨秀曾經共事，頗有資歷；或留過學通外語閲讀面廣，且能與共產國際的代表馬林或維經斯基直接交談；連正在休暑假的周佛海都以其留學日本的學生身份得以暫代缺席的陳獨秀任書記之職，在與會的代表中形成其圈内人的優勢。與他們相比，毛澤東則顯得置身圈外，在某些人的眼中，他甚至被認爲有幾分土氣。12毛陪同比他更有資歷的何叔衡（謝覺哉在他1921年6月29日的日記中明確記錄：“午後六時，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潤之……”）從長沙遠道趕到上海赴會，似乎仍拖著當年從湘潭到長沙讀書時遲滯的鄉下人身影，起點低和搭車晚於是成爲他出頭的阻力，在入圍的進程中一直拖得他絆絆磕磕。但不管怎麽說，他在長沙辦刊物、搞活動，畢竟做了好幾年的實際工作，一待勞動組合書記部在上海成立，毛澤東立即受命負責湖南分部。

毛回到長沙，借用船山學社的社址辦起湖南自修大學。這個“自修大學”的名稱顯然襲用了胡適的構想，但毛是假其名而無其實，他自己僅有師範畢業的程度，卻擅自擔任住持，以“大學”為名招收前來報考的學員。這所掛大學招牌的學校無需考試，也不發文憑，根本談不上什麽知識傳授或技能培訓，基本上是個為方便黨團活動而特設的掩蔽場所，可謂中共後來所辦各類幹部培訓班的雛形，應算是毛澤東一個大膽的創舉。那一年周佛海帶上活動經費，去長沙召集赴俄參加遠東弱小民族會議的湊數代表，就是在船山學社找到毛澤東，在那裏確定人選，發放了川資。周走進自修大學的一幕，讓我們一瞥到毛澤東一個有趣的側影。周說：“我進去後，遠遠看見他在燈下看書，原來是用紅筆圈點李後主的詞。他看見我忽然進來，駭了一跳”。13 毛這個自修大學的名聲一度傳到梁啟超的耳中，梁當時正好在上海辦起著名的中國公學，由張東蓀具體負責，教員中一時間名家薈萃，聚集了知識界保守派的一批精英。毛澤東在一師的同學舒新城此時在該校附中負責校務，當梁啟超問及湖南自修大學的情況時，舒回函告訴梁說：“函詢湖南自修大學，此事全由毛澤東一人主持，毛與獨秀頗相得，且只在第一師範畢業，未必能來，即來亦無何種效用也。”14短短幾句話，可反映出當時知毛底細者對毛的客觀定位。像中國公學那樣培養精英的學校，聘教員和收學生自然有他們嚴格的標準，舒新城含蓄的答復明顯把毛劃到了界外。但毛是膽大而不拘一格的，他明知自己不具備符合那些外在標準的能力，卻勇於帶領與他類似的以及比他更差的人群自樹其標準，“大學”的冠冕就這樣讓他向低處硬拉，戴在了他們同夥的頭上。那是一個社會失序，身分趨平的年代，不斷引入的新名詞、新概念常被好事者用作堂皇的貼面，刷新了不少冒牌事物的面貌。“革命”恍若一件公共的迷彩服，很容易披掛在“有些知識而又沒有充分知識”的年輕人身上，武裝得他們在很多方面都不夠格的半吊子作風反得以派上歪打胡鬧的用場。15（未完待續）

注釋：

註
1玆錄該詩如下：“大陸龍蛇起，乾坤一少年。鄉國騷擾盡，風雨送征船。世亂吾自治，為學志轉堅。從師萬里外，訪友人文淵。匡復有吾在，與人撐巨艱。忠誠印寸心，浩然充兩間。雖無魯陽戈，庶幾挽狂瀾。憑舟衡國變，意志鼓黎元。潭州蔚人望，洞庭證源泉。”
2 見蕭瑜：《我和毛澤東行乞記》，明窗出版社，1988，頁68-69。
3見《新民學會文獻彙編》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頁10-11。
4同上，頁16-17。
5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頁15-16。
6李璜的回憶文字為《學鈍室回憶錄》，原載《傳記文學》1970年總97—100期。以下轉述和引文均出自該文。
7 古斯塔夫?勒龐：《烏合之衆》，馮克利譯，廣西大學出版社，2007，頁48。
8參看李大釗：《Bolshevism的胜利》，《新青年》第5卷第5號。
9《加拉罕宣言》是指蘇俄外交官列夫?米哈伊洛維奇?加拉罕對中國的外交宣言，歷史上共有三次，分別發佈於1919年7月5日、1920年9月27日和1023年12月。其中許諾歸還帝俄所掠奪中國領土等慷慨陳詞完全是對中國政府的愚弄，後來不但未兌現任何許諾，斯大林還以法文譯本誤譯為辭而否認宣言中的諸多許諾。
10轉述改寫自署名得瑟的文章：《一部颠覆性著作：〈二十世纪俄国史〉》，《炎黃春秋》2010年第10期。其實羅仁早在1967年於華盛頓採訪克倫斯基的一篇報導中已詳盡講述了有關事實。見“博訊網”中“析世鑑”，《俄國 “十月革命”究竟是怎麽囘事？》（http://blog.boxun.com/hero/xsj5/2_2.shtml）
11以上轉述可參看張玲：《變奏——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影響（1926—1935）》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7，頁11-15。
12張囯燾回憶說，“毛澤東也脫不了湖南的土氣，是一位叫活躍的白面書生，穿著一件布長衫。他的常識相當豐富，但對馬克思主義的了解並不比王盡美、鄧恩銘高明多少。他在大會前和大會中都沒有提出過具體的主張。”見張著《我的回憶》第一冊，東方出版社，1980，頁135。
13《陳公博周佛海回憶錄合編》，春秋出版社，1967，頁126。
14包括以上所引謝覺哉日記及此處引文，均出自顧則徐：《當毛澤東出現在梁啟超視野時》。見“共識網”（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lccz/article_2012122373496.html ）
15王奇生在其《黨員、黨權與黨爭1924—1949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形式》（華文出版社，2011）一書中說：“在知識分子群體中，中小知識分子人數最多而境遇最差。……他們一方面因自身前途渺茫和社會地位不穩定而產生莫大的心理失落，同時又因目睹整個國家與社會的敗落和衰頽而心懷焦慮。這雙重的失意、焦慮、無望乃至絕望，使他們很容易被某種意向高遠甚至帶有烏托邦色彩的社會政治理想所吸引；革命乃至反叛的意識，自然也最容易在這一處於游離狀態的知識青年群體中孕育發生。……因此，真正積極主動投入革命黨懷抱者，大多是那些‘有些知識而又沒有充分知識’的青年。”頁36-39。毛澤東及其同夥在當時正屬於此類“有些知識而又沒有充分知識”的青年。

康正果，縱覽中國